我爷爷真是与众不同并且一辈子从不糊涂的人。他做任何事都是见好就收，从不贪婪到底。就象他当年因为我奶奶，做官做到一半就毫不留恋地主动放弃，只想着和我能奶奶过平凡人的生活。自我上学之后到我读初中的那几年，他的生意一直非常顺利。但是，他突然说不干就不干了。谁也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一夜之间作出这样的决定。有人说，这老头子挣钱挣得太多了，怕有一天会突然死去而白挣了那么多钱，因此想趁身体状况良好之际，多过几天轻松快乐的日子，也不枉了自己前半辈子的辛苦和操劳；有人则说，他是太自私了，好端端有钱挣的机会就这么放弃了，自己花不完钱留给子女也可，天下哪有不为子女着想和奋斗到底的父母？又有人猜测，我爷爷是因为眼前没有孙子而只有我一个孙女的的缘故，虽然北京有个孙子，可那孙子有跟没有一样，只是一个空名声而已，除了偶尔可以听听他的声音以外，几乎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事实上早已成了人家北京人的孙子。因此就没有什么动力了，所以就早早收山乐得过几年安乐日子。而更有说得神的是，说我爷爷发了一笔洋财，怕遭到意外之灾，因此，想躲起来过太平日子-------总之，对我爷爷收手不做生意的事，外面的人众说纷纭，五花八门，褒贬不一，什么样的都有。倒是我们自己家里人，谁也没有异议，谁也没有作太多的感想和猜测，也没有作任何评论。就好象以前我爷爷做生意的时候，除了我奶奶以外，从来都没有人问过什么，也从来没有人为他担心过什么或者关心过什么一样。我爷爷自始至终做着自己的事，走着自己的路。就象我父亲他们自成人后，我爷爷也不干涉他们，自始至终让他们走着自己的路做着自己的事一样；也从没想过要用自己的处世观和人生观去影响他们或是指导他们。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就好象上次我母亲辞去公职不干一时没有着落的时候，我爷爷才出面问了一下一样。

　　我爷爷停做生意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了一趟北京。虽然以前他不只一次地去过北京，但那时候是因为生意的需要去的，每一次去得匆忙也走得匆忙，根本没有时间去好好地认真地游览北京城。因此，总有一天要畅游北京城一直是他心头的最大愿望。现在，他终于有时间去好好地认真地畅游那片他心目中最向往最神圣的领地，他的心中无疑比当年解放军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还要激动和兴奋。当然，他是一个从战场到情场再到商场都久经考验身经百战的老将，绝不会将此等幼稚的表现流露于外。何况，现在他去不是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而仅只是以一个后人的身份瞻仰一下开国领袖的遗容。他的心里除了悲痛遗憾以外，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和难过。他悲痛和遗憾的是作为一名旧社会的孤儿和共和国的开国老兵，竟然无法见一面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和缔造者；他说不出的愧疚和难过，是因为自己曾经从战场回到大后方当了人民的公仆的一员，最后却为了自己的儿女私情，竟半途脱逃；而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化、政治的革新，让他由孤儿成为富翁。可是，这中间发生的许许多多千奇百怪形形式式触目惊心不堪入耳的荒诞无稽，令他觉得脸上无光，愧对先烈和老一辈。总之，我爷爷去北京前的心情非常复杂，情绪空前波动。但是，他还是决心立即就去。

　　我爷爷走之前，曾经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去北京见见我的堂兄欧阳风光。爷爷说好歹我们俩都是他的后代，而且也仅只有这么两个同宗同祖的，理该经常往来，不然，再这样下去，怕是自己出于何处源于何处都将不清不楚，以后要发生什么事连个自家的人也没有。然而，我一口拒绝了我爷爷的好意。我说，虽然我们是同宗同祖的兄妹。可是，我们流着不一样的血，我们生长在不一样的环境里，接受了不一样的教育——尽管我们是一个时代的人，我们已无法沟通，也没有必要去强迫自己互相沟通。再说，我有雷丁这个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朋友就够了，真要有个什么事，也不怕没有人相互照应。爷爷说，就算你不想与他——我的堂兄欧阳风光以兄妹相称，那么多一个朋友也未尚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毕竟在北京城里长大的人，有着其它地方长大的人不可比拟的优势。北京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全国人民都得向北京看齐。人家想与北京人拉关系还拉不上呢，你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有利因素却不好好利用一下？我告诉爷爷，好朋友不用多，也不是靠死拉硬牵建立关系。何况，朋友越多也意味着敌人越多。凡是有自己朋友的人，也总有自己的敌人。如果你与某个人做朋友，那么那一个人的敌人便成了自己的敌人。否则，那个人就会成为自己的敌人。象我堂兄欧阳风光是那么善于交际的人，肯定有很多朋友，那么，他也肯定有很多敌人或者仇人，因此，我觉得还是不与其往来为好。何况我们已曾经有过一次交往，事实已经说明，我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而我和雷丁两个人，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一个自己的敌人，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因此，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现状，不想轻易将它改变。至于对北京的看法，我赞成您的想法和看法，作为中国人，肯定是向往北京也喜欢北京的。但是，喜欢和向往，不一定非得学习不可。北京固然有许多值得全国人民学的东西，可也未必什么都是好的。就象您说的，别人与北京人想拉关系也拉不上，这是不是说明了北京人很高傲自大这样一个问题呢？既然北京是全国人民都应该去看一看学一学的地方，那么，北京人干吗不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地地宽待全国各地的人民？北京又为什么容纳不下其它地方的人呢？为什么外地人在北京工作做事作贡献，可因为他们的户口不在北京，他们的小孩就无法和北京的小孩一样在北京上学？既然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那么理该哪里人都有权在北京上学，干吗外地人北京人分得那么清楚？而对待外国人，他们却处处要考虑到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问题，这又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为什么对外国人就要考虑形象，而对本国人就不要形象了呢？这是虚伪做作还是自欺欺人？我爷爷说我看问题太过偏激。我所说的现象固然存在，但是，那是少部分人的表现，不能代表整个北京和所有的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一言一行都从国家人民大局出发，决不会做出丢北京和北京人的脸、中国和中国人的脸的事。就象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决不会做对不起中国和中国人的事一样。那少部分人能在外国人面前那样做，那也说明这个人还是一个不错的中国人。再说户口问题是制度问题，哪里人在哪里上学是政策问题。全国那么多人，谁都想上北京，谁都想让自己的子女上北京的学，可北京就那么大，岂能谁想上就在那里上呢？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出了钱就可以上，而没出钱或者出不起钱的就不能上呢？我非常不服气地反问我爷爷。好了好了，这些国家大事我们一时无法争论清楚，也没有必要争论清楚。现在的问题是你到底想不想去北京看看？我说，我当然想，做梦都在想北京。但是，我不想现在就去。如果现在去看了，万一看完了，觉得没什么，反而会使我泄气。老实告诉您，爷爷，我早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要上北京的大学。既然您的孙子可以做北京人，那么您的孙女我也一样可以成为北京人。所以，今天，我明确告诉您，我要去北京，但不是现在跟着您一块去，而是将来我自己一个人去。相信我，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说完我向爷爷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我爷爷当然为我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而感到高兴和骄傲。在高兴和骄傲中，我爷爷终于向北京出发了。

　　我爷爷走后的第二天，我姑姑来看了我。自我上了初中以后，她就很少来看我了，除了一年一度的生日依然花样翻新地替我过着，平时她再也不象以前那样隔三差五地给我送这送那买东买西了。曾经有很多次，我想起要去看看她。可是，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也无从打听她的住址——我姑姑从来没有带她的家里人去过她住的地方。她永远象幽灵一样，来时无踪去时无影。我也曾经想过跟踪她，但是最后并没有实施。一是因为觉得那是一种不光彩的做法；其次，总是没有适当的时间。因为，每次她走的时候，我总无法脱身去跟踪。因此，我始终不曾知道我姑姑到底从何处来到哪里去，就象我小时候我不知道我父母的那些朋友们来自何处又去了哪里一样。我只知道她有一段时间病得很重。至于是什么病，似乎谁也不知道。我也知道她得病那段时间里，也是她写小说写得最勤的日子，因为，她怕自己会马上死去，再也没有写的机会，再也无法倾诉她心中那些美妙而凄艳的故事。后来，她的病总算有了些许的好转，但再也没有以前那样健康了。她出来的时候便日渐减少，来看我的次数也就越来越稀少。

　　我姑姑此次来看我时，已瘦得不成人样，走起路来好象风吹杨柳般地左右摇晃，胳膊和脖子象遭天旱的丝瓜一样软绵无力干不拉几得没有一点水色；原先红晕微泛的脸上，此时却青里透光。只是那光是黄腊一般的死沉沉的亮，就象上过腊的麻布，因为腊的透彻，粗糙的纹理反而显得格外地清楚和明显。她原本那光泽无比的漆黑长发，此时也是一片枯黄满头干燥，好似毛草突然遭到霜风的摧残而一下子枯败了下去。

　　看到我姑姑的样子，我直觉得全身冒冷汗。我想我姑姑可能过不久就会死去，或者说她其实已经死了。只是，她的灵魂还逗留在人间，因为，她还有一些东西放不下丢不开。所以，她不想马上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我每次看到我姑姑，总觉得一些话哽住了我的喉头。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清楚那意味着什么。可能就因为她第一次带我去过生日时，那位陌生的阿姨始终让我想起一些模模糊糊的感觉。我曾经非常冲动地想问个明白，可是，不知怎么着总也开不了口。日积月深，越是想问，便越发问不出来。渐渐地，随着年龄的增长，类似问题加上无所不能的各种想象，由心头不断地往上堆积，直至顶住了喉头，更加不知道如何出口，如何倾吐那纠缠不清的影子似的疑虑。这次更加如此。但是，眼看着我姑姑枯萎得如此迅速如此不敢令人相信又不得不相信，我再一次冲动地想，这一次无论如何我要问个明白，不管那个人跟我有没有关系，或者也许只是跟她有关系——但是，直觉告诉我，那个人肯定与我有一定的关系，而且，不是一般的关系。

　　但是，这一次我还是没有问那个女人的事。我实在开不了口突然问我姑姑那个隔了许多年的问题。我想，也许她早已忘记那件事。也许她还记得，可是不想告诉我。因此，就算我问了，她也不会告诉我。如果她想告诉我的话，早就应该告诉我。所以，我下了半天的决心也没将话问出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姑姑这次来，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她看着我时干裂的嘴唇只是动了动，好象缺水又缺氧的金鱼一样。我问她想对我说什么。她又摇头头，嘴角边硬是挤出了一点可怜的笑容，算是对我无比的关怀和爱恋。看着她那样子，我真觉得鼻子发酸，我不知道这次见了她后还能不能再见到她。所以，我也只是看着她什么也没说，什么也说不出来。从来不曾为别人流过泪的我，第一次流下了辛酸的泪。不过，我没有当着我姑姑的面让泪流下来，我是在她走后默送着她缥缈的背影任泪水流下来的。后来，一连很长一段时间，我一想起她那样子，就禁不住泪水涟涟。

　　我母亲似乎发现了我的反常——其实我在人前还是装得跟没事一样的，不知是因为女人天生的敏感，还是我母亲对我格外有所留意，当我那天从学校回来后，我母亲对我的关爱着实出乎我的意料。平时，我每天回家的时候，不管家里有没有人，我总会哼着一曲快乐的小调进门——那多是我自己胡诌的。也许我是为了让我父母知道我在学校里过得很好很得意；换句话说，也就是不管他们对我如何，我都可以过得快快乐乐，无忧无虑。我想告诉他们，一个人快不快乐，跟爱的多少并没有关系。有时候，太多了反而会使人不知所措。看我，就一个很好的朋友和几个淡淡的亲人，我只觉得快乐自在，潇洒自如。因此，我几乎从来没有担心过，哪一天我会失去什么，哪一天我会遭到什么恶运。我也从来没有去想过我需要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每天我只是做着我本份的事——好好读书努力学习。我平静而坦然地过着每一天。我既没有去想我要怎么样对别人，也没有去想别人会对我怎么样该对我怎么样。

　　所以，一直以来，我几乎没有情绪的变化。我每天回家哼着小调日渐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习惯动作——本来那种似乎要向我父母示意什么的企图早已在习惯中忘得干干净净。因此那一天由于受我姑姑的刺激，我那条件反射式的习惯竟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可是，我自己丝毫也没有意识到。我满脑子只想着我姑姑，想她乌黑发亮的长发，想她幼儿般白嫩的肌肤，想她去无踪的背影，想她没日没夜地写书的情景，想她一本又一本的书。想着想着，我的心里充满了愧疚，我突然想起了很久以前她送我两本书我却看也没看就将它们丢进了墙角落那个纸箱里的事；我又想起了我的堂兄曾写信与我探讨她的作品而我却没有半点的兴趣和诚意致使我的堂兄再也没有与我写信的事；我还想起了我曾一度视我姑姑为鬼的看法。但我想得最多的则是她每一次带我去过生日的情景，从儿童公园的滑梯到动物园的游览车；从海上世界的“泰坦尼克”到水晶宫的极乐王国；从《三毛流浪记》到革命英雄纪念碑------

　　“美丽，你怎么啦？为什么脸色这么难看？”我一打开我家的门，我母亲已站在我的面前，她正用一种打量陌生人的眼光看着我。“唔，我有吗？为什么你会站在这里？”我怀疑地问道。“你开门开了好久，我听到钥匙转动的声音，看了一下是你就打开了门。”原来这门不是我自己开进去的。“谢谢！”我说完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你有什么事吗？”我母亲跟在我的后面继续问。“噢，没什么。”我淡淡地回答。“你哪里不舒服吗？”我母亲再一次问。我只是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我依然想着我的姑姑。“那么，为什么今天你没有唱着歌进门？”我母亲小心地问？“我唱着歌进门？”我不由抬头看了我母亲一眼，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你每天回家都是唱着歌进门的。”我母亲点点头，眼睛不曾离开我的脸。“每天？”我眼睛瞪大了，我更加不明白她在说什么。“是，每天，从你上小学四年级开始，你没有一天不是唱着歌回家的。”母亲的眼里充满疑惑和不安。“为什么这样看我？”我不由问道，“小学四年级开始？四年级五年级------初二，我现在是初二吧？”“是，初二的下学期，再过一个多月你就读完初二了。”我母亲点头告诉我。“那么，我唱了五年的歌了？”我终算有点清醒过来。“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告诉我好吗？也许妈妈可以帮助你。”我母亲无比温柔地看着我，眼里充满了关爱和热切。可是，当我听完她说的话时，却是被深深地震撼了。有生以来我这是第一次听到母亲当着我的面自称妈妈，这实在太让我吃惊了。长这么大了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听别人说的话也多，我对于“妈妈”这个字眼并不陌生。可是，从我的母亲口里说出来，而且是指她自己相对于我而言，我除了有点受宠若惊外，便是觉得非常别扭和不自在。就好象一个在农村里长大的孩子突然间到了一个陌生的大城市一样不适应。

　　“我-------”一时我竟不知道如何与我母亲说话了。“没关系，慢慢说。”我母亲的目光依然那般温柔和关切。我迟疑地看了我母亲好长一会儿才说出了一句话没头没脑的话：“太可怕了，姑姑。”“姑姑？太可怕了？”我母亲重复了一句，她的脸色突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好象心里多年的秘密突然被泄露的人那样震惊和慌张，“你见到你姑姑了？”我母亲变得非常小心的样子。我点点头。“她跟你说什么了？”我母亲显然十分紧张，虽然她尽力掩饰着自己内心的一切，但是从她的眼睛里看得出来她对于今天的事很是在乎和关心——对于那件事的关心已远远超过了刚才对我的关心。

　　我不知道我母亲何以前后表情这般不同，摇摇头说：“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说？”我母亲似乎不相信她自己的耳朵似地。“是。”我简短地回答，我真想马上结束我与母亲间这破记录的单独谈话。“哦，是这样。”我母亲终于松了一口气，她的表情渐渐又恢复了开始的样子，“那么为什么说可怕？”“她都瘦得快认不出来了。”我颓然地低下了头，此刻我有点不敢去想我姑姑的样子。“她那样子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母亲轻轻地说了一句。我再一次为母亲的话而感到吃惊，原来他们都知道姑姑的情况？可是，为什么从来没听他们说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母亲又加了一句，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难道我姑姑真得了什么不治之症？还是她-------“女人没有一个是好命的。”我母亲自言自语地，“如果自己不看重自己，自己不坚强的话，不定什么时候就倒下了。女人实在太傻又太执着。也许一切都是早已注定的。”我母亲最后对我说。其实我母亲并不是一个宿命论者，可是不知为什么在评价我姑姑的事上她竟这样看。

　　我不清楚一切都早已注定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命。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将一切不可改变或者既已发生的事都归结于“命”这样一个具体而又非常抽象的字上？我想了很久很久，可是始终没有想清楚。也许我这一辈子都没法想清楚了，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