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要参考书目有《史记》、《汉书》、《二十五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十四史（当代出版社）》、《前汉通俗演义（蔡东藩）》、《中国文学史（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中国度量衡史（吴承洛）》、《老子》、《墨子》、《诗经》、《淮南子》、《尚书》、《古文观止》以及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风景名胜杂志》等等。书中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以及重要文献均来自于上述书目。

　　笔者以为，刘恒一生主要追求的其实就是四个字，“富民强国”，他身边的那些仁人志士如贾山、贾谊、晁错等人其实也是围绕着这四个字做文章的，不过他们一般都是在具体问题上建言献策的。至于刘恒的总的治国方略以及他的主要政治、经济思想则完全是来源于老子的那部一切按自然规律办事的《道德经》。

　　当代的许多有识之士对于《道德经》也有着非常精辟的见解。

　　原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历代皇帝如果都信奉老子，中国就更强大了。”

　　美国前总统里根先生在一次国会的施政演说中曾引用过老子的话，“治大国，若烹小鲜。”美国人懂得“政策的延续性”对治理一个国家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更懂得无为而治的伟大意义。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你敌视他们也好，羡慕他们也好，嫉妒他们也好，他们是当今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这却是毋庸质疑的事实。

　　西汉前期，尤其是刘恒和刘启执政的这段时期，史学家们称之为“文景之治”。这期间，老子的学说被奉为了经典，朝廷上下无不推崇《道德经》。推崇的结果自然换来了百姓富足、国家强盛，换来了西汉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最富裕的时期。

　　据《汉书》记载，当时是“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国库的钱太多了，多得花不完，以至于穿钱的绳子都朽断了；粮食多的吃不了都腐烂了；牲畜多到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田野遍地成群。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富裕到何种程度？综观整个中国历史，很难有人能把国家治理到这个地步。

　　最近这些年来的出土文物也可以为那个时期的社会经济提供旁证。

　　一九七二年在长沙地区发现了汉朝的一座古墓，人称“马王堆汉墓”，据考古专家鉴定，这座古墓的主人乃是西汉前期即刘恒、刘启时期的人。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绢、纱、绮、锦、刺绣和麻布等多种丝麻织品，从这些精美绝伦的绣织有人物、动物、花草、云纹等的丝麻织品上，让我们见证并领略了当时的那种高度发达的纺织工艺。《史记》中说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鲁地“颇有桑麻之业”，燕代之地，善“田畜而事蚕”，越、楚之地，“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由此得到了证实。

　　马王堆汉墓中还出土了数百件的漆器，这些漆器主要是一些食器、沐器、酒器和其它装饰性的器皿。这些制作精美的漆器反映了当时漆器制造业的发达，也证实了《史记》中说的那些诸如“千亩桑麻”、“千亩萩”、“千亩漆”等的真实。

　　“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是司马迁描绘的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也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所谓的“无为而治”的自由经济，我们中国的刘恒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开始成功地尝试了。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于是，便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采矿业、铸造业，最先进的农机具，以及令现代人不可思议的天然气的开采使用（四川自贡的天然气煮盐工艺）。

　　治世若此，欲毋显，得乎？

　　正车

　　二零零八年四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