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没有变成猪，还是人类的时候，稍加留神就考上了大学。本来我一点都不想留神，但我实在不愿看到我父亲的嘴脸，如果把他脸上的那些部件再看上半年，我肯定拿刀把自己给抹了，但天下之大，却没有我容身的地方，想想也实在是可怜，连只兔子都不如。在这样的境况下，我于是发奋了一阵，这一发奋不打紧，我连滚带爬就考上了大学。

　　开学那天，我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这个城市，总地来说，这个城市还不错，空气没有我老家小山城的新鲜，但还不至于让人不能忍受；名胜古迹没有画报电视上的壮观，但远远地看去，也有些风骚魅力；让人欣慰地是，街上美女众多，一群群如过江之鲫，都很风情万种的样子，让人不知看哪个才好，这是我老家山城那些土妹子所不能比拟的。我老家的妹子们风情起来总是不得要领，拿接吻来说，上中学时，我看别人都搞初恋，也跟着不知所云搞了一回，结果第一次接吻，我嘴巴被咬成了唐老鸭，三天都不能说话。很显然，和这个城市的美女接吻，我嘴巴肯定会完好如初，当然，我也深知，想和这些美女把嘴巴对接成功，我必须得有足够多的钱，或者是长得有足够多的帅。除此之外，一个街心广场割草坪时，青草的清香让我一度对这个城市产生了片刻的亲切，但亲切过后，我突然难受极了，大失所望极了。

　　我没有立即去学校报到。开学已经几天，我天天在学校门口转悠，转无聊了，便到校园里转；转累乏了，便坐在操场上看新生军训。看到漂亮女生，就希望她和我一个班；不是一个班，和我一个系也可以；不是我系的，肯定是我们学校的，这点不用怀疑。看到那些学生兵蛋子在烈日下炙烤，锻炼着意志，劳累着筋骨，饥饿着体肤，我感到由衷的快活。

　　我之所以不去报到，说白了，我根本就不想上学，哪怕是大学，因为我听到读书就头疼，看到老师就厌烦，当然，老师看到我更厌烦。我有众多事例可以说明老师看到我有多厌烦。上小学一年级，语文老师把我的桌子凳子摔出教室，要我到别的班去，说我在他班上，他估计活不了几天。他和我家同住一个院子，想必对我儿时的劣行有所了解。开始看到他我还很高兴，以为他要给班长我当，谁知他竟然这样对我。以后只要我心情不好，或者心情很好，我都要砸他家玻璃，蹂躏他儿子。我上大学回家过暑假时，几次碰到了语文老师，那时他已经退休，每天早上起来打太极拳，练乌龟功，晚上还和老太太们跳交谊舞，运气好的话，还能搂着中年妇女跳上一阵。碰到我后，语文老师先疑惑冲天地问道，你怎么就考上了大学呢？我当然不屑回答他的问话，哼哈了两下。语文老师又热情地说，不管你用什么手段考上大学，都属于有出息的范畴。既然语文老师夸我“有出息”，我也不便对他过于表示仇视，我赞美他蹶着屁股练乌龟功的样子真性感，别说老太太看了心旌动摇，就是少妇看了，也会心中泛涟漪。语文老师高兴得直咧嘴，说我越来越懂事，越来越会说话了。但他不等我走远，便和老太太们嘀咕，说幸亏那时把我赶到别班去，否则他不会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

　　小学三年级，音乐老师把我的课本撕得粉碎，然后像天女散花一样，把碎纸片洒得纷纷扬扬，动作柔媚至极。音乐老师四十多岁，生得细皮嫩肉，白白净净，说话细声细气，唱歌如泣如诉，天然演旦角的料，在他的教导下，我们把进行曲狂想曲也能唱得凄婉动人，哀怨回肠，更别说“白毛女”“松花江”之类，铁打的心肠也能被我们唱溶化。县教育局长的父亲去世时，音乐老师和我们全班应邀前去哭灵，音乐老师比自己的父亲去世哭得还要动容，多次晕倒在灵堂前。死去的老太爷硬是被我们哭唱得流出了一行浊泪，大家都说教育局长的孝心感动了上苍，但也有钻牛角尖地说那是因为尸体停放时间过长，变腐流出的水而已。不管哪种说法，我们的哭灵给葬礼增色不少那是事实。我们一直以为音乐老师是女的，那天我和他在厕所里不幸邂逅，着实受了不小的惊吓，我大呼小叫跑回教室，告诉全班这个骇人的发现，同学们震惊了，全体男生来到了厕所，女生则在外面等着。音乐老师还在大解，我们装模作样小解，偷偷打量他，发现他除了屁股又白又亮外，还发现他的 确是个男的，并没走错厕所。小解完后，我们索性围着他参观起来，音乐老师生气地赶我们快走，但我们不仅不走，还在那里交头接耳，做鬼脸。音乐老师从兜里掏出一张巴掌大的手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铅笔字，一看就知道是从低年级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音乐老师先把手纸反复搓揉，手纸变软后他开始擦屁股，经过多次对折，手纸变成了拇指大小的一个纸团。音乐老师直起身，一手拎着裤子，一手竖起兰花指，将纸团奋力弹出，纸团划出一道眩目的白光，以两倍的音速向我脑袋笔直射来，正中我脑门心，打得满眼金星直冒。我用手把脑门心擦了一整天，在水龙头底下冲洗了无数次，其实什么都没有，心理作怪罢了。就这样，我和音乐老师结下了梁子，他敢在我头上扔屎，我就敢在他的课堂上捣乱。这天我把音乐课本故意高高抛起，然后和周围同学像逮麻雀一样，在半空中抢课本，如此十几趟，音乐老师终于把我的课本撕了，为了表达他的愤怒强度，他把我的课本撕了整整三十分钟，每一片都撕成指甲盖大小。他说撕我课本，是因为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对于他的愤怒，我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现在回头看我那时的表现，如果我是音乐老师，我会把我的人撕成粉碎，并顺便加工成肉馅。现在人们都提倡感恩，所以我要对音乐老师感恩，他那时要是把我撕成粉碎，我此时就不会在这里发神经，胡言乱语写什么小说。

　　上小学四年级时，班主任是我哥，他每次上课第一件事不是喊“上课，同学们好”，而是直接喊我的名字，然后叫我站出来，向他低头认罪，直到上课结束。我哥这是典型的公报私仇，因为在家时，他被我折腾得像从疯人院放出来的，我经常把捉到的老鼠蛇壁虎蝙蝠蚯蚓癞蛤蟆弄死后，放在一些他触手可及又出其不意的地方，例如抽屉衣兜书柜鞋子或者枕头下。我平时一点都不怕他，但进入教室后，仿佛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我就乖顺得像绵羊，我哥叫我低头，我就低头；叫我认罪，我就认罪；有时他忘了叫我站出来，我还奴颜卑膝地提醒他。此外每周一次的班会也成了我的批斗会，我哥动员全班学生积极发言，数列我的罪状，放学了还继续批斗，直到把批判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意义深远为止。一次我上美术课打了个喷嚏，被同学揭发后，全班开了两次班会批斗才告一段落，把我弄得痛不欲生死去活来。当然，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哥下手毒辣，本来我要打喷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我在喷嚏打出的一刹那，故意把声响弄得惊天动地，严重影响课堂秩序。虽然他是我哥，但我觉得他比老师还坏，所以一直以来，我从不喊他哥，而是喊他老师，他居然没有发现我是在嘲讽他。

　　五年级时，数学老师要学生带工具到学校搞劳动，我说我家没工具，结果第二天我又带了工具。劳动时，我干得满头大汗；休息时，数学老师向我招手，我以为他要表扬我，兴冲冲跑过去，他一把拎着我的耳朵，在我头上使劲地凿了几下。我那时头皮不甚结实，起了满头的包，搞得像如来佛——数学老师给我定的罪是不诚实。这事搁谁头上都会产生一些仇恨，晚上我用报纸包了一坨牛粪，甩进了他家的窗户。报复完毕后，我心情大畅，添油加醋把壮举告诉了几个小伙伴，但这些小伙伴天生是当汉奸的材料，连夜向数学老师告了密。数学老师正在家里暴跳如雷，知道是我干的后，扬言要把我塞到茅坑里淹死，不淹死也行，但起码每天要扇五十个耳光，方能解他心头之恨。按照我那时候的纯良想法，杀人抵命，做坏事就要受惩罚，所以数学老师要把我淹死，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但要把我塞到茅坑里淹死，那我就有些意见。我有个小伙伴在小城郊区玩耍时，不慎掉进了农民的蓄粪池，捞起来时已经没气了，浑身臭气熏天，耳朵嘴巴里还有蛆爬出爬进，一幅为革命辛勤忙碌的样子，许多人看了后呕吐不止，我也吐了三个小时，两天没能吃下饭。我虽然不是乖孩子，但还不至于坏到因为我的死让人不吃饭。说到扇耳光，我就更不能接受，别说每天扇五十个，就是五个，我也会彻底熄火，班上有个男生被数学老师只扇了一下，三颗牙齿就没有了，世界上最厉害的牙医估计也没有他技能过硬，他要是每天扇我五十下，那小命肯定扇没了，与其被活活打死，倒不如直接丢河里淹死算了。综合以上种种顾虑，我好几个月都不敢上学，小学生涯戛然而止。

　　历经这些老师的摧残，我再也不好意思去喜欢老师，讨厌上学也就正常；当然，老师经过我的摧残，想喜欢我也不可能，关于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到了上中学，要不是我父亲每天拿着一把五股钢叉逼我去学校，我早辍学逍遥去了。也亏他耐力好，意志力强，居然拿着钢叉风雨无阻陪了我几年，一看到我有反抗的苗头，他就在一块石头上磨钢叉，等我中学毕业后，那把钢叉只剩下五根细针了，几乎可以做针灸用，这说明我曾经有过多次暴动的迹象。

　　我的中学老师倒没有拿钢叉逼我，他们一直为用什么词语给我定位伤透脑筋，他们先后给我定位过不良少年、问题学生、差生、调皮鬼、小流氓、社会残渣、人类余孽，但这些词语都不足以恰如其分入木三分将我定死。开始老师们称我“不良少年”，但他们随后发现我还有一点爱心，一次给“希望工程”捐了二十元的早点钱，还有一次扶老奶奶过了马路，更有一次把一个没有修炼成型的小混混打跑了。老师们探讨了一阵，决定给我有条件地平反，把我升格为“差生”。我被定位成“差生”的日子最长，历时四年，在这几年里，我有几次像癫痫病发作一样，突然把成绩窜到年级前三十名（我们年级几百人，这样的发作平均一年一次），正当老师们欢欣鼓舞，准备给我正常身份待遇时，我又回归传统，让成绩在后三十名中闲庭信步。我的上窜下跳让老师们痛不欲生，他们也因此对我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定位战”，经常吵得面红耳赤。一天清晨，某女老师一到办公室就大声嚷道：“我昨晚兴奋得一夜没睡。”马上男老师女老师都不怀好意地问：“是不是老公把你伺候得太好了？”女老师先表示出几毫米的娇羞，说男老师死不正经，说女老师整天想那破事，然后说她经过一夜的推敲，觉得给我定位成“调皮鬼”比较合适。老师们听了一致讥笑女老师过于善良柔弱，说这样美好的词汇根本不能用在我身上，只有那些不很听话、但又有点聪明可爱的学生才能称之为“调皮鬼”。很显然，我不听话是事实，但一点都不可爱，虽然我偶尔也会把成绩窜进前三十名，勉强能称为聪明，但谁又知道那不是瞎猫子碰到了死老鼠？

　　后来我有幸成为了学校浩浩荡荡初恋大军中的一员，本来我不准备列席这种活动，但大家都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样，说如果不在中学生活结束之前来一场初恋，那人生简直是白活了，老了想回忆一下青春都找不到支点。我不由有些紧张，怕把青春支点弄丢了，于是在校园溜达了几圈，发现一个女生还不错，比较适合做初恋对象，便郑重向她发出邀请，结果她答应得比江湖豪客还爽快，搞得一点挑战性都没有，原来那段日子她也正在为青春与支点的命题忧心忡忡。那天我的初恋在校园里碰到了我，先八股文一般向我畅谈人活着应该有理想，接着鹦鹉学舌对我阐释了考大学的意义，然后又像傻大姐一样说我是最棒的，她对我充满信心，最后我的初恋总结陈词，说我今后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就在此一搏了。我心不在焉地听着，第一次发现她嘴皮子上下开合的样子别样动人，我瞅了瞅四周没人，便拉着她强行索吻；但我的初恋对爱情之理解天生内存不足，反应迟钝，以为爱情只是说说话牵牵手而已，在那里拼死抵抗。我的班主任正好经过，看到了我和初恋拉拉扯扯，以为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非礼女生，大喝一声“抓流氓”，然后向我扑来。我倒没什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的初恋则魂飞九天，一下子跑得没了踪影。班主任气势汹汹地问道：

　　“坦白交代，你刚才在干什么？”

　　“你又不是没看到，骚扰女生而已。”我满不在乎。

　　“这还了得！”班主任气得浑身直抖索，嘴里反复说着。

　　就这样，我成了臭名昭著的“小流氓”。我的初恋颇为仗义，说要为我洗刷污名，但我浩然正气拒绝了，作为对我受伤心灵的补偿，那天晚上她把我嘴巴咬成了唐老鸭。自从“小流氓”称号让我黄袍加身后，我的成绩再也没有像癫痫病发作那样到处乱窜，老老实实呆在后三十名内从一而终，与二十九位难兄难妹白头偕老，客死在成绩排行榜上。与此同时，伴随“小流氓”衍生出来的一些称号也陆续问世，诸如“社会残渣”“人类余孽”等，不一而足。

　　我能考上大学，还是重点大学，完全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我的中学老师得知我考上大学后，用沙盘推演的方式，给我分析出我能上大学的五种可能：

　　1。我是请人代考的；

　　2。我考试作弊，偷看别人的；

　　3。考试分数弄错了；

　　4。录取通知书被调包；

　　5。我家上头有当大官的，我是走后门上的大学。

　　以前我还辩解一下，说我的成绩白纸黑字，在那里明明白白，证据确凿。但不管我怎么辩解，我的中学老师还是表示不屑。现在我成了一头猪，也有了一些做猪的心得，根据猪的智慧，凡事说得越模糊越好，或者根本就不用去说，回想我过去的解释，简直是吃饱了撑的，既然我的中学老师说有五种可能，那就让他们去五种好了。

　　让人不解的是，我父亲对我考上大学更觉得不可思议，他也给我列出了五种可能：

　　1。阅卷子的老师神经病发作了；

　　2。考试分数弄错了；

　　3。我家祖坟在冒青烟；

　　4。我是文曲星转世；

　　5。我的确是个聪明孩子。

　　中学老师和我父亲列出的“可能”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考试分数弄错了，这说明他们英雄所见略同；不同的地方是，中学老师没有认为我是文曲星转世，也没有认为我家祖坟在冒青烟，我的中学老师都是文化人，他们当然不会像我父亲那样，说出这种愚昧可笑的话，更不会说“阅卷老师神经病发作”之类的无知混帐话。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学老师高估了我家“上头”，说我走了后门，关于这一点，我父亲最有发言权。我父亲一辈子见过最大的官，是他们水电站的站长，按级别来算，充其量是个大腿级领导，这还是他利用工作之便见到的，次数倒是不少。为了打破记录见到更大的官，有一次他守在县府门口，想目睹一下县长的尊容。县长的车出来了，我父亲屁癫屁癫追上去，这时县长从车窗探出脑袋，突然把一口痰从喉管里隆重推介出来，正好啪到了我父亲脚下，阻止了他前进的步伐。我父亲是个死心眼，既然他为破记录有备而来，不见县长一面是不会罢休的，所以县长这口痰比及时雨还及时，否则，我父亲跟着车子不知要追到哪里去，他要是跑得几天不见踪影，搞不好还要为他登寻人启事，怪麻烦的。我父亲终于打破了记录，县长从车窗探出脑袋时的惊鸿一瞥，定格成他一生中最为满足的回忆；而县长那口咕噜咕噜颤抖的浓痰，也让我父亲明白了一个朴素的真理，那就是不管多大的人物，都要拉屎撒尿吐痰。

　　对于中学老师列出的五种可能，我觉得有侮辱我的嫌疑，不想再去理会。我父亲列出的五种可能，则需要再解释一下，我父亲觉得第一种可能性占90%，第二种可能性占9。9%，第三、四、五种可能性共占0。1%。相对我的中学老师，我父亲没有说我考试作弊或者请人代考，这是他惟一对我信得过的地方，倒不是说我有多高尚，因为我父亲知道，就算把答案放在面前，我也懒得去抄。作为回报，我对他曾经产生过0。1%的好感，但这点好感过后，我们整天剑拔弩张，眦牙咧齿，本来我不想跟他过不去，但他每次看到我都要把“怒发冲冠”“河东狮吼”表演一番，眼睛鼻子惨无人道。虽然他认为我有可能是文曲星转世，但他并不曾对我这个“神仙”有过丝毫的尊重，更不用说对我有敬畏之心。他说最看不惯我的鬼样子，头发长了，他说我像小汉奸，流里流气；头发短了，他继续说，说我像劳改犯，猥猥琐琐；一气之下剃了光头，他不说我了，直接拿着五股钢叉要杀我。为了震慑我，他拿起钢叉先朝树丛掷去，一会钢叉应声落地，只见两只喜鹊串在叉上，耷拉着脑袋，像烧烤一样。我父亲长期在水电站工作，没事的时候就拿着钢叉在水库里叉鱼，占了国家不少便宜，我父亲在大大丰富我家菜篮子的同时，也炼就了一身惊天泣地的叉鱼神技。以前我只晓得他会叉鱼，想不到他还会叉鸟，我领略了传说中的一箭双雕，对其神技表示佩服，表扬他不亚于小李飞刀李寻欢。但他不知道小李飞刀是谁，听名字以为是一个成天寻欢作乐花天酒地的家伙。我居然敢拿他和这样的家伙相提并论，这直接导致他的震慑行为升级，他拿着钢叉向我用力掷来，钢叉一个猛子，扎进了我面前一厘米的地方，看到这个阵势，我当然会一溜烟跑掉。

　　我考上大学了，我父亲终于可以像送瘟神一样把我送走，按照我那时的体会，只要我能走，估计把他卖了交学费也愿意；他要是会做诗，说不定还会抒发一下胸怀，诸如“忽闻儿子要滚蛋，漫卷诗书喜欲狂”之类。上学那天，他提出送我到车站，我说你不要假惺惺了。他受到我的奚落，居然没有还击，这简直不可想象，以前我要是发射一颗“飞毛腿”，他起码有十颗“爱国者”等着我。想到父子一场不容易，我就默许了他，结果临出门时，他又把那把钢叉带上了，我的邪火一下子窜出了三千丈。我父亲赶紧解释说他准备把我送到车站后，再直接去水库叉鱼，免得返回家拿钢叉麻烦。虽然他的解释还算合理，但我坚决拒绝了他。出门后不久，我发现他婆婆妈妈一样尾随在身面；被我喝退后，他又像特务一样利用房子和电线杆躲躲闪闪；我回头瞪了他一眼，他涨红着脸抓着脑袋，装模作样欣赏街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