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炮，打在公社书记林玉纾身上。因为这一炮，1969年末，给阎善目定了个现行反革命。

　　事情是1966年县里修备战公路，全公社各大队，各小队都要出一名民工参加修路工作，由公社统一组织一个民工队，公社派一名干部，领导指挥这个民工队参加修建。

　　公路修建在山区里，规定在路基上所有大小树根必须全部刨掉，公社派的领导人（也叫带工的）为了比别的公社进度快，节省时间，不执行规定，告诉民工不必太认真，结果把大树根埋在路基下面。

　　阎善目是个好求真、爱提意见的人，就对这个公社带工的人说：“干活的人把大树根子都埋在路基上了，我们应该按规定干，这是备战公路，我们应该认真执行规定，以免以后出现不良后果”。

　　公社带工的人说：“你是大队带工的，你让你那几个人按时完成任务就行了。你还管不着这段，出什么后果由我负责，再说这有什么后果可出的”。

　　阎善目过于认真，就把这事反映到修路指挥部，指挥部把公社带工的给批评了，有的路段也做了返工重修。这一下可惹火了公社带工的，他找茬编造理由，进行打击报复，撤换了大队带工的人，不再让阎善目给大队带工。

　　修路结束了，这时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开始了，公社按上级的指示，在公社召开了动员大会，阎善目也去参加了这次大会。林玉纾书记作了动员报告，然后让群众开始提问题，阎善目第一个走上会场的讲台，他对着麦克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发言提意见，他说：“我先给林书记提一条，是关于修备战公路的事，你不该派一个很不负责的人去带工，他不执行修路规定，为了追求进度他指示民工不必那么认真，埋了几个大树根没啥了不起的，结果民工就这样干了，给他提意见，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打击报复。

　　这是一条备战公路，都说埋了一颗树根是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是这样，他不是变相破坏吗，你用这样的人去带工应该说是犯了严重错误”。

　　因为这次的发言、提意见，很多人都说阎善目真敢干，敢给公社一把手提意见，有股闯劲，因此大队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时，被群众推选大队文革副主任。主任是一个老党员，叫国洪章，是大队书记蒋或只推荐的，是一个老农民，没文化，土改时的干部，一直很听大队领导的话，很保守，没见识，根本不敢给任何领导提意见，大队领导为了不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所以大队书记蒋或只才让他当了文革主任。阎善目和主任完全是两个观点，阎善目认为“十六条”说得很清楚：

　　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同时也不能放过有严重错误的掌权的当权派。目标要盯在上层有问题的人物，因为上层人物有问题是最危险的，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而主任的观点是，上层领导不是老百姓管的事，老百姓只管老百姓的事，两个人的观点不一致，而副主任阎善目没有决定权，结果造成群众斗群众，成了泄私愤报私仇的群众运动。在开会时只要下面写一个条子，说某人有问题拉出来就斗，而且变相体罚，特别是对生产队队长，当队长是最容易得罪人，这次就成了最大的革命对象。有一天晚上，阎善目住的屯子后面有个屯子，开批斗会，阎善目去参加会议，在批斗会上，队长受到严重体罚，让他九十度大猫腰，长时间不给休息，使队长满头大汗，阎善目见此情况就拿出“十六条”，念给大家听。

　　念完后，他说：“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说得很明白，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长时间让他大猫腰，不让休息，是一种变相武斗，你们应该让他休息一下”。

　　话刚说完，老高头上来照着阎善目头部就打了几拳，打得他头昏眼花，随后老高头的女儿就上来把阎善目的脸挠出数道血印。阎善目不顾疼痛继续给他们讲“十六条”，总算把队长说到坐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