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晚上，王全在我身后抱着，但我一点感觉也没有，他吻我，我觉得很不自然。电话铃响起，我一惊，使劲挣脱了王全。

　　赵洋！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赵洋打来电话了！听筒已经拿到了耳边，没有声音。

　　王全已经又抱住了我，“是谁的电话？”

　　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声音，已经挂了。电话铃再也没有响起。

　　快春节了，我跟王全的婚事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爸爸已经在工厂旁边买了套大房子，我家的老房子也马上要拆了。等我们结了婚，爸妈会跟我们住在一起。

　　金融风暴席卷了亚洲后，公司的业务越来越艰难，听说日本的办事处也撤了。赵洋！他一定也要回来了吧。

　　我打电话去问越红姐，她不肯说，但听得出来她情绪很低落。我又打电话去问鲁晓月，她告诉我，赵洋早已经从公司辞职了，应该是留在了日本。有一种失落感在聚集着，就象赵洋自己说过的，他真的不会回来了。

　　我们已经搬进了新装修的那套大房子，但我还会偶尔去看一下即将被拆除的老院子。书房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了。只有堂屋堆着不想要了的杂物，蜘蛛在织着网。

　　老院子拆的那天，我在那里呆了一整天。看着书房先被拉倒了，堂屋里，拆房子的外地民工在翻着我们丢弃了的物品。突然一个民工，翻出了一根拐杖，那是赵洋的。我不顾一切地去夺了过来，那个民工一脸的惊诧，看着我夺路而走。

　　那是赵洋唯一留下的，那是我的！我把那根拐杖藏在了新房子的阁楼上，一个人在家时，我偶尔会去拿出来抚摸许久。

　　我们的公司这些年一直不景气，现在也解散了，我去了爸爸的厂里，帮他负责生产和技术方面的事。厂里业务越来越好，爸爸每天都很开心地忙碌着。对我来说，在厂里可以让我平静地、繁忙地度过每一天。

　　没有了赵洋的日子，王全渐渐来得少了，特别是搬进了新房子以后。我试着在晚上跟踪过他，我也知道了他经常去附近的县城，那里有花花绿绿的世界。眼看着婚期已近，我后悔，可我也有些不愿失去他。结婚证都领过了，我只能认了，也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了。

　　婚期就定在了国庆节，我平静地认命，准备着婚事。婚后还能够和父母一起生活，特别是妈妈也快退休可以呆在家里了。我想，有妈妈在，日子总还是可以过去的。

　　常能在街上碰见过越红姐，有个陌生的帅小伙经常跟在她旁边。那小伙长得和赵洋一样的高大，虽然没有赵洋那么的阳光，但我还是替越红姐高兴。

　　我偶尔去外经贸局找王全的时候，也能够碰到鲁晓月，我会去坐一下。鲁晓月的先生林剑生自己开了家公司，生意好象也还过得去。

　　鲁晓月知道的东西总是特别多，听她说，陈芳已经回国了，在上海的一家意大利人开的公司工作。好多年没看到她了，真想去一趟上海看看她。

　　初秋了，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近，而我也越来越怕结婚。赵洋已经走了快一年，一点消息也没有，连鲁晓月都不知道。那根拐杖静静地躺在阁楼上，它也不知道它主人现在怎么样了，它一样地被它的主人遗弃了，就象我自己也是被遗弃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