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夫带着娟娟来到了聊城，是我让他们来的。据娟娟说，她老师帮助她查看了分数，生物卡和数学卡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总分偏低。我知道，往年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只要考生给录取学校说明情况，是予以承认的。

　　上午8：30，我接到了姐夫的电话，他们正在一中门口等我。我急急忙忙驾车赶了过去，就在一中南侧，发现了他们父女俩蜷缩的身影。娟娟眼尖，看到我的一刹那，眼中透露出的无限的希望与惊喜，使我不安：娟娟把希望几乎全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

　　17岁的女孩子，更多的是单纯与天真，当我了解到她的生物卡，是因为填涂题号错位时，我也只能小声地说了一句：“这个……恐怕不可以。”娟娟眼中转动着泪水，一脸的无奈与彷徨。“咱们也只能到教务处问一下。”我说。

　　“实在不行的话，就不让她上学了，家中的珍珍也一直只说一句话……”姐夫叹了口气说。

　　“说什么？”我说，“应该是这句话：要上学，我俩都上；要不上学，我俩都不上。”

　　姐夫不在说话，只吸烟；娟娟只拿着入学通知书，保持沉默。

　　我了解珍珍的性格，可以说我是看着珍珍长大的。珍珍小时候，因为姐姐经常在我家住着，我的母亲一直照看着珍珍，尽管我的母亲是“魔叨”！有时候，母亲就拖着肥胖的身躯，抱着小珍珍兜圈子，洒下一路的“嗷嗥嗥，嗷嗥嗥，嗷嗥嗷嗥嗷嗥嗥”声；有时候，母亲就把小珍珍放在简易的小推车里，珍珍手抓着车帮，伸着脖子，举着眼睛，望着这个令她好奇的世界。只是，小珍珍一哭闹，母亲就抱着小珍珍到田地里去找我姐姐。

　　“孩子渴了，你也不知道喂点水吗？”姐姐擦着汗，放下手中的活，训斥母亲。母亲什么也不说，呆痴的目光，始终盯着小珍珍。等姐姐喂完了水，母亲就走上前，接过小珍珍，继续洒下一路的“嗷嗥嗥，嗷嗥嗥，嗷嗥嗷嗥嗷嗥嗥”声。“别到地里来了啊！”父亲大声地对母亲喊着，“地里这么热，农活又这么多！傻魔叨！”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一直都是保持沉默，犯病的次数并不多，即使再犯病，也不会伤害孩子。仅有一次，那是198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就着煤油灯发出的微弱光亮，我们全家都在拨棉花桃，不知道什么原因，父母又吵架了，其实，父母打架也是家常便饭。

　　不记得父亲骂了一句什么，母亲就大吼一声，顺手拿起一把扫帚，就向父亲投去，只听到“哎呀”一声，我哥哥双手捂住了眼睛——扫帚扎伤了哥哥的右眼。父亲惊慌失措，咋呼着母亲，抓起哥哥就向邻村卫生室奔去。姐姐呼天抢地：“啊啊，这样的日子，到底该怎么过呢？到底该怎么过呢！”我也叫唤着：“傻魔叨，看我爹回来后，怎么打你！”

　　母亲望着父亲抓着哥哥走出家门，怔怔地，跟了很远，很远，我也跟着母亲，走了一会，听到姐姐喊我，便回家与姐姐一起继续拨棉花桃。等父亲与哥哥回家后，已经是夜里12：00了，哥哥的右眼皮也只是被扫帚轻微刮伤，只是发觉母亲还没有回家。父亲带着我们姐弟仨，满世界的喊叫着、寻找着。在家东路边南侧的深井旁边，终于找到了母亲，我们姐弟仨连拉带拽，父亲在后面用力的推着，才把母亲赶到了家中。

　　“从那以后，我轻易的不敢再与你娘生气了。”时过15年后，又提起这件事，父亲叹着气说。

　　“咱们先到教务处问问吧！”我催促着姐夫和娟娟。姐夫赶紧跑到小卖部，买了一盒“壹支笔”香烟，塞进我的口袋里，说：“好有个招呼！”我们三人就一路摸索着，进了学校的大门，走进了教务处。

　　结果令人失望，谁也没有权利更改分数。“我不能上学了吗？”娟娟望着我，望着我的无奈，望着我的焦灼。

　　“能上的，能的。”我安慰着娟娟，“实在不行的话，就复一年课。如今年上高中的话，交了6000元还不算，这只是买分的钱，8月10日开学的时候，还要交书费、资料费、住宿费、床上用品费等等。”

　　“啊啊，那……还需要交多少钱？”姐夫与娟娟，不约而同地都瞪着眼睛，望着我，大声问。

　　“1490元吧！”

　　姐夫与娟娟，耷拉着头，什么也不说。我分明看到娟娟的眼泪，湿了一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