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终于结束了。

　　在这旷日持久的兵荒马乱之中，有多少鄱阳湖的老百姓死于这场战乱之中。据说当年鄱阳湖的水不是绿的，而是红的。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朱元璋终于江山一统，在紫禁城登基做了大明的洪武皇帝，鄱阳湖才归于暂的平静。

　　一日闲来无事，朱元璋与刘伯温在御花园中饮酒赏花。尽管这时刘伯温已经被封为中丞御史，但他仍然每天不离朱元璋左右。在御花园中，他们突聊起在鄱阳湖的这段经历来。一想起当年在水面天心死里逃生的往事，朱元璋还为之动容。

　　他不由得对刘伯温说：“丞相，朕有今日，实仍鄱阳湖百姓之功也，但不知何以酬报。你可有何良策，说与孤家听听。”

　　此时身为中丞御史的刘伯温，自然明白了这位皇帝的心思，便笑道：“陛下，只要如此这般，便足见皇恩浩荡。”

　　说着，便附在朱元璋的耳边，叽叽咕咕了一番。朱元璋一听，不禁大笑道：

　　“牛鼻子道人，真晓得做人情。”

　　游园之后的第三天，果然一道圣旨送到江西南康府，敕令南康府造一条大船，用在鄱阳湖上，专门搭救那些落水遇难之人。皇恩浩荡倒也是平头百姓的福份，这位洪武皇帝，到底没有忘记为他夺得江山社稷的鄱湖黎民。

　　南康府的头头脑脑们跪接圣旨之后，不敢怠慢，即刻遍访能工巧匠描图绘样，限期建造完工。当时南康府的知府也是一位善于吹拍之人。他见这是皇上的御差，正是一个拍马邀功的好机会。于是，便立即从修水、武宁山区，选来百年的杉木，千年的香樟；专程派人去了湖南长沙，买来了贵州的生漆，四川的桐油。不出三个月，便把这条船造得有棱有角，八面威风。

　　船造成之后，这位知府想了想，又叫人把这船漆得遍体通红，一直红到了桅杆尖。就连船上的篷帆，也是专程派人去岭南，买来了上好的广洋红布做的。他还并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把这条船命名为“钦赐救生红船。”

　　这位知府为什么要造一条“红船”呢？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当朝皇帝姓朱，朱者，红也；红者，朱也。这是在帮皇帝老子做人情，晓谕鄱阳湖的老百姓：这是朱家天子的救生船。

　　红船造成之后，一封奏章快马送到南京。朱元璋不禁龙颜大悦。立即将这位知府加官晋爵，调任京城享受荣华富贵去了。南康府其余的头头脑脑们，都知道这是拍马屁的好处，于是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对这条红船另眼相待。

　　鄱阳湖有了红船之后，自然要有驾红船的人，并要有一个管理的机构。明、清两代，南康府都有一个特殊的机构——红船局。红船局就设在南康府知府衙门内。红船局的头头则因各朝体制随行就市，几百年间，无论是叫“老板”，还是叫“红船头”，都是有品有级的朝廷命官。拿的是朝廷奉禄，吃的是皇粮。红船局专门招募了一批水上高手，进行训练，合格者就是红船水手。当时能干上这一行的，真是令人羡慕的美差。就像是朝廷的御林军，锦衣卫一样。后来红船局独立建制，直接由知府大人管辖，红船局的规模也逐渐扩大。又逐年新造了十几条红船，组成了一个红船队。红船局在南康府有店铺，乡下还有田产，形成了一个很可观的机构。

　　自晚清以后，红船局开始改制，一切开销费用不再是官家独出，而是在众多的皇粮国税中又多出了一项“红船税”；而红船局也不再那么炙手可热了，开始慢慢地成为地方上的一种慈善公益机构。

　　到了清光绪年间，红船局就完全蜕变成为一种民间慈善公益机构。当时，由都昌县左蠡乡的十几位乡绅，出资组成了一个同仁堂，共同管理这项公益事业。

　　历经几百年的风雨沧桑，虽然改朝换代，岁月迁移，船，换了一条又一条；水手，换了一批又一批；红船头，换了一任又一任。但是，鄱阳湖上的这条红船还在。在那漫长的岁月里，红船不仅救生抢险，搭救落难之人，后来还跑邮差交通、剿匪缉私，风里行，浪里走，造福一方，打出了自己的威风。鄱阳湖自从有了红船之后，那些行船走水的船家、渔民便有了依靠，有了一种安全感。特别是那此外地来的客商，再也不会因水面天心的阻隔而望而却步。这在当时，于官于民都是善莫大焉之举。

　　一条红船，能有这样的功德和影响，并非偶然。它之所以能造福鄱湖百姓，不仅仅是红船本身和红船局那样的一个机构，而应该是那些驾红船的水手们。一代一代的红船水手，都是经过严格的训练的水上高手，浪里英豪，个个都是那种艺高胆大之人。他们一不图高官，二不图厚禄，图的就是一种名声。尤其是船上掌舵的那位水手头领，历来人们都称之为“红船王”。这种“王”虽然不是皇上封的，但却是黎民百姓公认的，可见其在鄱湖人心目中的地位。

　　历来的红船王，个个都非等闲之辈。他们的确是高手中的高手，英豪中的英豪。当年在鄱阳湖上，如果有人能干上红船王这一行，那真比中了状元还要荣光。这些红船王不仅人品出众，武艺高强，而且个个都来历不凡。他们有的是将门之后，有的是武林高手，有的是镖局的老大，在江湖上早就名声在外。所以，有这样的人镇守在红船上，大风大浪自然敢斗敢闯，而那些水中湖匪，绿林毛贼，更是一个个闻风而逃，不敢有半点非份之想。红船局有一册发黄的《功德谱》，上面记载了每一届有突出作为的红船水手的姓名，还有每一届红船王的业迹生平。让人读来，回肠荡气，觉得这些人真是功德无量。

　　尤其是晚清到民国年间，鄱阳湖上的红船王更是做得不容易。当时，正是我们这个民族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军阀混战，盗贼蜂起，民不聊生。鄱阳湖周围的芸芸众生，也同所有的黎民百姓一样，不仅饱受天灾之苦，还常常受到人祸的滋扰。尤其是水上的渔家船夫，更是苦不堪言。

　　然而，在这种非常时期，就有一位红船王临危受命，不辱前贤，在九百里鄱阳湖上，就像“定江王”一样镇守一方，平息了许多人间祸患。

　　这位红船王不是别人，就是人称“鄱湖蛟”的刘大海。

　　如果是再要问这刘大海是何许人也？那么，我可以直言相告，他——就是三先生的大儿子——那位从吴城运走十二口皮箱的饶州万盛烟行的小朝奉。

　　读到这里，也许会有人拍案而起：“荒唐！”

　　不错，诚实是荒唐。但是，更荒唐的还在后头。三先生不仅有这么一位做了“红船王”的大儿子，同时，他还有一位做了“鄱湖王”的小儿子。

　　那么，“鄱湖王”又是一种什么职业呢？

　　“鄱湖王”就是鄱阳湖上最大的强盗头目

　　——此时，九百里鄱阳湖上最大的强盗头目就是三先生的小儿子刘大河！一“善”一“恶”都集中到一家来了，你说这荒唐不荒唐？

　　可以说，刘大河是鄱阳湖上古往今来最出色的江洋大盗。当年，只要说到“刘大河”的名字，吓得那一带的小孩晚上都不敢啼哭。所以，他就被名正言顺地冠之以“鄱湖王”和称号。

　　鄱湖王刘大河的巢穴，就是鄱阳湖上另一个险恶的去处——黑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