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文化小说《红船》是本人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创作的一部关于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文化和历史的小说。我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想以“红船”——这种鄱阳湖地区独特的文化载体，揭示鄱阳湖从晚清到抗日战争结束时的那段历史，力争把它写成江南的《白鹿原》，并给其定位为“文化小说”。

　　我个人认为，如果是用“一幅风情画卷两代恩怨情仇”来概括《红船》的内容，还是比较确切的。

　　整个小说是以两个家族两代人的恩怨为主要线索，全方位地展示了生活在鄱阳湖地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和悲欢离合。

　　故事是以当年有名的江南大都市吴城作为背景，然后向整个鄱阳湖水域全方位的幅射。因为吴城地处赣北四大水系（赣江、修江、信江和昌江）和鄱阳湖的交汇处，得天独厚，不仅是“赣鄱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同时又是当年名闻天下的江南大商埠。有民谚“装不尽的吴城，卸不尽的汉口”为证。小说所涉及的地理范围有：东至瓷都景德镇、古城饶州，南到药都樟树、江西省省会南昌，西到都昌县闻名于世的“百慕大”老爷庙，北至湖口县千古名山石钟山和长江边的军事要塞彭泽县的马当……基本上覆盖了整个鄱阳湖地区。

　　小说的“题眼”就是“红船”。

　　红船是一个真实的“道具”——

　　民国年间，在都昌县的老爷庙（即现在都昌县的多宝乡和左里镇部分地区）就有一种专门用来水上救生抢险（后来发展到跑邮差、护航等）的快捷的船只。为了有别于其他的船只和醒目，其桅杆被漆成红色。这就是红船。同时，当地还有一个管理红船的机构——红船局（也叫同仁堂），是由当地乡绅发起的一种民间慈善机构，并设有董事会。其主要经济来源是以募捐为主。后来也有田产和店铺，所有的收入都用于红船的开支。这种红船和管理机构一直维系到解放前夕。

　　因为都昌县的老爷庙一带的鄱阳湖水面风高浪险，经常翻船失事，很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船只来为当地的渔民船夫和过往的船只排忧解难。到了民国后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南京政府还行文至都昌县，令其给红船局定期拨款扶助；在抗战期间，由于战事需要，过往军队多次征用红船，影响了它救生抢险，蒋介石还亲自签署了禁止征用红船的布告。

　　这样，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承认了红船的存在，肯定了这种救难济困的慈善精神。这就是红船当年的存在和今天加以发掘的价值。

　　同时，据我所掌握的资料而得知，在我国其他任何湖区，好像都没有这种船只和机构的存在，即便是有也没有这种规模和知名度。

　　所以，我认为“红船”最具有鄱阳湖地区文化特色。它应该是鄱阳湖文化的一种符号，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这是鄱阳湖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最能体现鄱阳湖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面貌。

　　小说人物众多，以商人和湖匪为主，另外涉及到船夫、渔民、挑夫、军人、妓女、风水先生、小商贩等等。通过众多的人物形象，全方位地展示了鄱阳湖地区的芸芸众生们，那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和蕴涵的文化现象。

　　小说故事的构成有历史和纪实的真实，也有传说和传奇的虚构成分，当然还有主观的想像臆断和客观的描述。关于鄱阳湖最有“卖点”的风景，如朱元璋与陈友亮“大战鄱湖十八年”，吴城和吴城的望夫台，被称为“百慕大”的老爷庙和“水面天心”等等，都在《红船》得到了再现。力图通过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给读者以一种沧海桑田的真实感。

　　《红船》是小说，但更像是一部历史——鄱阳湖的一部百年沧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