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义常被牵去陪斗，那些被造反派赶下台的来自更高层的当权派、走资派、右倾反革命分子、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常常站在最前头，他就陪着站后头，米市桥人对他习以为常了，因为他出头的机会太多，很少有人再拿他出气，他也没什么老底可掀了，后来的组织者只有在“黑五类份子”不够数时才叫他去陪斗。一味地顺从，一味地屈服，一味地悲哀，一味地呜咽，夏仁义就像一只木偶，被人家摇来摇去。

　　夏仁义家的老四夏酣春所在的学校也参加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师生们串的串联，造的造反，宣传的宣传，夏酣春因为全家是被清理和被专政的对象，所以什么组织也没他的份，有一次他不知从哪里捡了个红卫兵袖章，便混进学生去北京大串联的队伍里，到武汉下了车，在大姐夏迎春那里玩了几天，等于免费作了一次旅行，回来后他对夏仁义说，还是大城市好，谁也不认识谁，不象米市桥，哪家罈子里有几棵酸萝卜都知道。

　　夏酣春干脆参加生产队出集体工了，虽说他的个子已长成大人了，但工分还是八分。在队里干的一般是没人愿干的活，喷农药、掏大粪、抬石块、踩打谷机，不敢有半点怨言，他怕象父亲那样挨整，处处遭岐视，常常忍无可忍，决心去流浪。

　　米市桥供销社基建工地需要大量的沙子和卵石，每一个立方的卵石二元四角，沙子三元，夏酣春利用天蒙蒙亮队里还未出工和傍晚队里休工的空闲，挑了四天，赚了八毛钱，他高兴极了，那是他人生第一次赚到的外块，那四张两毛的票子带在身边几年，一直舍不得花，像一件艺术品，时常一个人拿出来看。

　　使他下决心离家出走的是文革的第二年，供销社收购陶土，每一百斤是三毛二分，陶土在狗脊岭下边的狗尾巴那块地方，来回一趟有十里，夏酣春已挑了三个早上，赚了一快二毛钱，第四次夏酣春有起了个大早，一担陶土挑回来时街上的人有的还在起床，这次没想到的是刚进街口，就被大队书记占先领从后面把他的箩筐绳子拽住了，夏酣春象被跑进死胡同的猎物，动弹不得，占先领就指着他的鼻尖说：“你这狗崽子，这回总让我逮住了，干社会主义你就懒懒洋洋，搞资本主义你却如此卖命。”

　　夏酣春急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围观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占先领气愤得两眼一瞪，额头上的青筋也凸了出来，两手叉在腰上，清了清嗓门，对在场的人说：“社员同志们：你们都看到了吧？伟大的导师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今天，夏酣春这个活生生的事实充分说明，我们无产阶级只要一时放松对他们的警惕，这些资产阶级分子一时就要钻出来，跟我们唱对台戏。”

　　占先领越说越激昂，将夏酣春的陶土当众撒在米市桥街上，并把箩筐也用脚踩烂，十五岁的夏酣春从未挨过这阵势，他大哭着跑出人群，回家痛哭了一天，母亲荻花也在一旁陪他哭着，许久，夏酣春对荻花说：“娘！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走。”

　　荻花把儿子搂在心头，手理了理他的头发，说：“孩子！如今你是人家手里的泥巴，要你圆就圆，要你扁就扁，去哪都一样，你就忍一下吧。”

　　酣春说：“娘！你不知道，我现在连死的心都有，我再也不想受这种气了，青山上饿不死鸟，草窝里饿不死蛇，我随便去哪个地方，只要没人晓得我是地主的狗崽子就行。”

　　荻花听儿子这样一说，心更酸了，滂沱的眼泪弄湿了儿子的衣裳：“娘知道你很痛苦，你告诉娘，想去哪儿？”

　　“我想去南边，听人说，那边有很多矿山，能找到事做。”

　　荻花擦了擦儿子脸上的泪水，从猪栏上边的砖缝里掏出一个用皮圈匝着的尼龙袋子，在里面拿出二十元钱，放到儿子手里：“孩子！都怪我和你爸，害得你们跟着受苦，出去了，找到事就好，没找到的话，就快点回来，省得娘挂念。”说完泣不成声，娘儿俩抱在一起又是一顿大哭。

　　天空暗沉沉的，泼了墨般墨绿的浓黑，寥寥的几颗星辰散落其中，闪烁着微弱的光芒，沉溺在无边的暗夜里，岁月难理人间的忧伤，仿佛一切的悲哀都是多余，夏酣春就在那个夜晚出走了。

　　儿子的出走让夏仁义心里实在憋屈难受，想不明白自己的儿子究竟错在哪里，他觉得占先领的做法太过份，通常也就是一次批评，二次警告，三次才采取措施。你既然骂他批判他，干吗要踩烂他的筐？你叫我儿子以后还做不做人？他也想过要找占先领，可是骨子里连看一眼占先领的底气都没有，他开始怀疑自己还是不是一个人，除了象机器一样干活，还能做些什么？想到这些，夏仁义凄惘心痛，无声的泪水浸湿了枕头。。。。。。

　　那以后占先领带了民兵几次去他家找夏酣春，都没见人，时间过了很久，想斗也没办法，后来也就不那么迫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