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珊玉拖着骨瘦如柴的病体回到了通城，在那饿死人的年代里，哪来的东西给他补养啊！他身上一天天浮肿起来，每天只能扶着父亲的肩膀走路，死神的手仍然拽着黎珊玉年轻的生命没放。父亲看到儿子病恹恹的样子，急得没办法。有一次，他在一个缺嘴瓦壶里放上一小包饴糖糟，将瓦壶放到池塘里，第二天竟能取到十几条活蹦乱跳的泥鳅。就这样，父亲隔三差五放上五六个瓦壶，每次就能取回一斤多泥鳅。父亲用这些泥鳅煮汤给黎珊玉吃，这才使他的身体渐渐康复。身体日渐康复的黎珊玉，为了帮衬父亲，主动去食品加工厂帮工，或帮家里放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黎珊玉仍坚持温习功课，看各种书籍。一次，他在山上大声读俄文，竟引起了一位领导的怀疑，派人追查过他。

　　黎珊玉病愈后，为了减轻父亲的生活重担，他没有重新进通城一中读书，而是进入供销社食品加工厂做了学徒，跟着父亲黎祖德学做糖果、糕点之类的食品。

　　通城县刚解放时，黎祖德就退出了“协和糕点斋铺”，自己在西门湘汉路租了一个小门面做生意，店名叫“鼎盛斋糕点店”，公私合营时并入县供销社。由于黎珊玉人勤快，爱动脑筋，能写会算，没两年时间就被抽到城关区供销社办公室工作。办公室工作“一末带十杂，烧火带引伢”，起草文件、打接电话、会议记录、生炉扫地都是他的活。黎珊玉每天一上班，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运转着，把杂乱无章的事务，三下两下就理得顺顺当当的，深得领导的赏识，并打算调他到城关公社财贸办公室予以重用。黎珊玉的心境也渐渐好了起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65年底，供销社清理临时工，黎珊玉因不在人员编制之内，被清退了。无疑，这给黎珊玉心灵上是一次打击。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积极地面对生活。于是，他去学养蜂，学放鸭子……

　　不久，县林业中学听说黎珊玉是县高中的高材生，语文成绩拔尖，要请他到林业中学当语文老师。黎珊玉知道后喜出望外，立即答应了。刚执教不到一个月，县革委会文教科要到林业中学听语文公开课，林业中学语文组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黎珊玉。黎珊玉害怕讲不好，影响了林业中学的名誉，不敢接受。在语文组组长的再三鼓励下，黎珊玉走上了讲台。谁也没想到，他的第一堂语文公开课竟然成功了。他讲的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从朗读到讲解，从板书到学生发言，黎珊玉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启发式教学贯穿始终，一段结束语激情澎湃，扣人心弦，把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公开课结束后，他赢得了阵阵掌声，深得县教育局领导的赞赏。林业局和林业中学的领导对黎珊玉的工作十分满意，开始积极为他办理转正手续。

　　正当黎珊玉打算在教育战线上一展宏图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林业中学的师生一批又一批出去“串联”，安分守己的黎珊玉谨小慎微地关注着运动的发展，和几个校工留在学校守校劳动。许多从北京“串联”回来的师生说，北京造反闹得厉害，谁不造反谁就是反革命，当作“保皇派”被批斗。林业中学的一部分工人和老师不知是啥形势，就推举黎珊玉进城看形势。黎珊玉就这样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之中。他参加了“造反派”，负责搞广播宣传工作。在一次播音中，对立方的一颗土制炮弹，落在广播室屋顶上爆炸了，将屋顶炸开了一个大洞，当场炸伤三人，黎珊玉也在其中，险些送命，至今身上还留着弹痕。真危险啊！黎珊玉又大难不死一回。

　　令黎珊玉难以置信的是，他家本是城市小商贩成分，却因有人反映他父亲黎祖德解放前在乡下有田地出租，在城关开糕点店请了帮工，是剥削阶级，应改为漏划资本家。黎祖德一下子由城市小商贩变成了资本家，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单位里的造反派经常召开对“黑五类”的批斗会，黎祖德也在其中。一次，看到挂着“资本家”牌子低着头挨批斗的父亲，黎珊玉非常气恼。他想不通，父亲解放前靠双手劳作，养家糊口，又没剥削他人，凭什么要将他的成分改成资本家，天天挨批斗。黎珊玉越想越气愤，他跑上台去拖着父亲就走，把他拖到食品公司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把房门锁上。黎珊玉拿着一根棍子和五、六个群众一起守在门口。黎珊玉大声吼道：“谁敢抢人，我就和他拼命！”造反派见势吓跑了。

　　由于成分的改变，黎珊玉也成了“黑五类”子弟，他参加“造反派”的目的就是“与人民为敌，想复辟资本主义”，也遭到了批斗。这无疑给刚走进社会不久的黎珊玉当头一棒。黎珊玉在迷茫中写下这样一首诗：

　　我黑吧？

　　我不黑！

　　咬破手指，

　　热血鲜红。

　　黄袍烈士的血，

　　在我血管中奔流。

　　我不黑！

　　摸一摸胸膛，

　　一颗红心在激烈跳动。

　　是娘给了我身子，

　　是毛主席铸造了我的生命。

　　对，我不黑！

　　我在抗日战火里出生。

　　我在红色土壤里成长，

　　毛泽东思想是我心中，

　　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因为家庭成分的变化，黎珊玉的厄运又一次降临：无限热爱的教育事业成为泡影，他被林业中学清退了。

　　黎珊玉在迷茫中彷徨，在失望中期待，他需要顽强地生存下去。于是，他放下架子，到街头去补皮鞋、修自行车、修缝纫机，甚至学修柴油机、手扶拖拉机。老年人说，当年城关街上修皮鞋用的机器，还是黎珊玉引进来的呢！

　　1970年，城关公社为了解决街头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决定成立一个五金工具厂，黎珊玉也被吸收了进去。没想到这些被人瞧不起的“社会渣滓”，却像模像样地用一台破机床，一台老虎钳，几把锤子，几把钢锯，做出了省轻工局批文生产的螺丝坯，并列入计划，每年“戴帽”拨给15吨钢材指标。

　　黎珊玉作为技术员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也由此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业兴，百业兴。在黎珊玉所在的五金工具厂的带动下，几年时间，城关公社布鞋厂、丝印厂、印刷厂、镀镜厂相继投产。黎珊玉成了城关公社小有名气的技术红人，常有人请他去搞技术攻关。通城县城关公社成了兴办街道企业的先进典型。

　　命运带着他拐了一个弯后，又重重地把他投入到更深的大海里。

　　正当黎珊玉在为自己的事业描绘蓝图的时候，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自上而下发动起来了。城关公社成立了专案组，一位姓田的女干部，以清查三种人为理由，对黎珊玉实行“专政”。他又一次失去了人身自由，接着是无休止的审讯。

　　田干部问：“你又在搞什么活动？”

　　黎珊玉说：“我没有搞什么活动。”

　　田干部说：“没有搞，你骗得了谁？有人反映你经常夜里外出串联，你还不老实。”

　　黎珊玉说：“有时是别人请我去看机械设备的，有时是朋友约我去玩的。”

　　田干部说：“是哪些朋友？你老实交代！”

　　黎珊玉想，坏了，我会不会连累别人？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可不能说是谁啊！最后想了想说：“就是一般的同学、同事。”

　　田干部问：“究竟是谁？你不说，就说明你心中有鬼！”

　　黎珊玉犟起来了，说：“这有什么好说的？谁没有个三朋四友？”

　　田干部反问：“是谁？怎么就不能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争取宽大处理。”

　　黎珊玉再也不开口了。

　　田干部问：“你不说就说明你的问题很大，你的后台是谁？说！”

　　黎珊玉耷拉着眼皮，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田干部恼羞成怒，说：“你不说就把你关起来！”

　　黎珊玉就这样被关起来了。

　　这一年，黎珊玉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孩子中最大的是个女儿，只有7岁，最小的才1岁多。爱人胡慈保一个人如何带得下三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啊！加上胡慈保也是个没有户口的城市黑人，也在被驱逐之列，这叫他们娘儿四个的日子怎么过啊？胡慈保一次又一次地去探视他，专案组根本就不让他们见面。

　　绝境是能将人逼向绝望的。这让黎珊玉想到了死，一死了之。然而自己被关着，裤带也被他们拿走了。他想到触电身亡，好几次将手伸向电源，终于撇不下自己的亲骨肉，下不了这个决心。好死不如赖活，最后他打消了死的念头。

　　从死亡的边缘回来后，他变得豁达起来。他就什么也不想了，一心一意想着手头上技术革新的事儿。睡觉时想，踱步时想，闲坐时想，甚至开批斗会低头站在台前时，也想。在一次田干部主持的批斗会上，黎珊玉竟然想出了轮胎电能硫化机自动调湿的关键点，一时兴奋竟得意地笑了起来。

　　田专案发怒了，吼叫道：“黎珊玉，你笑什么？你这是在蔑视无产阶级专政！”说完挥拳高呼：“打倒黎珊玉！黎珊玉必须低头认罪！”

　　台下附和的声音还比田专案的呼喊声低几个分贝，隐隐约约听得见暗笑的声音。

　　批斗会走了一个过场后收场了。黎珊玉回到隔离反省室好好睡了一觉，他仍在心里继续笑着。

　　不久黎珊玉因无罪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