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故事情节大致如此，若修改也在此基础上添加，我将陆续提出修改意见。我就文中涉及宝鸡的人和事做些说明

　　关于党阁老

　　党阁老是宝鸡名人，在老一辈中家喻户晓，他在政治上卓有建树。但在宝鸡流传很广的是他的儿孙是败家子，当地人称为"踢山"，有多少积蓄，都折腾光。我十几年前，曾去宝鸡市石坝乡党家庄村，村民们说有家谱在研究机构手中，党家到底在第几代手中变卖蟠龙乡故居和宝鸡县(现为陈仓区)的府居，无人知晓，但毕竟好好的家业荡然无存。他们说从先辈手中没继承多少财产，倒留下一堆传说。我笑着对他们说：传说也是种财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爱好历史，但没有研究过党阁老。他姓党名崇雅。以下节选自李均宏。杨广虎的

　　党崇雅万历四十年（1612）中举，天启五年（1625）以民籍中三甲第一百五十四名进士，在明朝历任河南南阳府推官，崇祯四年行取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他进思退补，交瘁心力，为挽救明王朝尽忠竭智。十二月，党崇雅因十一月上疏激烈反对崇祯帝重用宦官干预军国政事而被锦衣卫拿纠，并被扣发半年俸禄。崇祯七年，党崇雅被选任四川巡按御史，与四川巡抚刘汉儒共同奏请皇帝重用四川名将涂原“以蜀人治蜀兵”防守巴蜀，“慎固封守，树内藩以御外侮”的正确建议被崇祯帝拒绝。崇祯十七年（1644），官至户部督饷侍郎。三月十九日明朝灭亡后，党崇雅在通州被俘虏，曾投降李自成。清朝顺治元年（1644）七月又降清任原职，九月调任刑部左侍郎，主持编纂清王朝第一部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顺治五年升刑部尚书，主张依法办案，慎刑恤杀，反对草菅人命，株连过重。顺治六年，加官太子太保。顺治八年闰二月调户部尚书，顺治九年十月告老回原籍，一年后顺治皇帝特旨起用，顺治十一年四月被任命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赐爵光禄大夫，食正一品俸，赠官少保兼太子太保，顺治十二年致仕，赠官太保兼太子太傅，民间尊称党阁老。顺治十三年皇帝遣官员齑敕存问，赐之敕曰：“太保、大学士党崇雅树品端方，褆躬清慎。久典邦禁，明允蜚声。洊历司农，廉勤益著。召参密勿，作朕股肱。翼翼小心，夙夜匪懈。正期益殚猷略，佐理升平，乃以齿届悬车，抗疏解绶，高风恬致，足表仪型。今间阔年余，深寄朕念。特遣副理事官程可进，御前近侍孙尚德齑敕存问。赐羊酒。卿其颐养天和，茂膺寿祉，邵乃德，康乃身，副朕至意，倘时事有阙，勿吝嘉谟入告。尚敬念之哉。”党崇雅晚年隐居在太平堡“意先居”，知道自己降闯及仕清的“失节”行为将遭到后人的贬斥和嘲讽，追求 “惟德不朽”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其手著诗集《鹃失啼》中表达了“此心之悔，翻天覆地”的痛苦心情。康熙五年（1666）党崇雅病逝，次年六月十八日，清康熙皇帝派遣赵进美捧谕致祭，康熙八年（1669）十二月入土安葬，卫周祚撰墓志铭。党崇雅儿子党恂如，是顺治八年（1651）辛卯科举人，能诗善文，风流倜傥，可惜在顺治末年因病先于其父党崇雅去世。其女婿宝鸡县太公庙人李时灿与党恂如同年中举，后以举人资格赴京大挑官江南江都县知县。咸丰五年抄录《鹃失啼》的李棻，史籍无考，疑与道光六年（1827）岁贡生小蓬山人李作栋同宗，都是党崇雅门婿李时灿的后裔，也即党崇雅外孙的后裔，因而其家收藏有党崇雅的诗集。党崇雅的孙子党居广因祖父恩荫为康熙皇帝御前三等侍卫；另一个孙子党居易是党恂如的儿子，能文善画，绘画有《云栈图》，残卷今藏汉中市博物馆，因祖父恩荫，康熙十年（1671）任湖北均州知府，曾创建南阳书院，主持纂修《均州志》，时当流寇蹂躏之际，党居易招徕抚字，流移渐复。吴三桂叛乱，其逆党谭杨诸贼突逼城下，党居易出私财，募敢死士，率以固守，会援兵至，乃解。叙功升户部屯田员外郎，继升户部江南司郎中，转广东南雄府知府，饬属员，除火耗，设义学，浚筑陂堰八十余里，灌田万余顷。因政绩卓著升广东按察使副使，分巡黎琼道，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福建按察使。党崇雅重孙党居易的儿子党丕显性聪隽，喜问学，书法雅慕怀素，中康熙三十八年（1699）己卯科副榜贡生，官甘肃文县教谕，著有诗集《亦姜集》，迁居宝鸡石坝河党家村，都不是败家子。但蟠龙山乡居和宝鸡县城的府居在党崇雅死后被人变卖也是历史事实，有清乾隆年间宝鸡县令邓梦琴《题党太保别业诗》二首可为证据：“夕阳斜照下高原，戟散乌飞尚有村。青嶂苔深埋石马，沙堤草软敞朱轩。 叔孙身贵张棉撮，白傅人归醉社樽。可叹滇池旋素纛，停杯呜咽不堪论。（注：杨文烈公籍张军门归，其时太保尚在。）  重门寂寂曾更主，流水潺潺不复湾。石宝平泉评买价，书残邺架散人间。后园客罢飘帘动，（城中旧第已为酒肆）优孟歌闻负薪还。剩有西州门下泪，遗诗三叠尚容删。”

　　关于郭检

　　本文中的郭检原型是郭坚，1919年驻军风翔县陈村，程疯子驻军宝鸡县阳平镇秦家沟(现新秦村)，郭坚由于连年征战，粮草缺乏，默许程疯子四处抢掠，文中发生的抢姜家的故事发生于1920年(民国8年)前后，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改在民国18年。小时侯常听老人说：郭坚是坏蛋。说谁家小子坏，就骂是郭坚的种。可见当年人们心中的怨气。

　　而当年(1929年)冯玉祥为筹备中原大战，对西北数省征收过重，加之陕西关中。甘肃连年饥谨，民间对冯玉祥也有怨言。可以说冯玉祥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失败是必然的。他不可能象布什一样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仍然能支撑下去，布什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给战争拨款，而当年西北军枪弹不足，粮草不济，其困难可想而知。

　　今天回过头看看郭坚，的确是位该受人景仰的民主革命战士，他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最后死于政治阴谋。真是可惜。

　　人无完人，但有些缺陷是致命的。郭坚治军不严，戎马一生，死后仍留骂名，令人扼腕叹息。为逝者玮，故改名郭检。为故事情节的需要，让郭检死于1929年(民国18年)。

　　以下是我在百度下载的郭坚的词条

　　郭坚（1887～1921）原名振军，字方刚。陕西蒲城人。早年就读于县立小学堂时，每听人谈论反清革命，便奋然而起，说：“此正吾人之责也”。以后他广结“刀客”，每遇不平之事，即拔刀相助。1911年10月西安起义时，郭坚到省城参加学生军，后在陕西交通司任守卫，与耿直相识。清军分东西两路进攻陕西，郭、耿到大荔募集“刀客”和农民组成“冯翊军”，迎击清军。共和告成，“冯翊军”被改编为巡缉营，郭任营长，隶属于陈树藩的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1914年陆建章督陕，巡缉营被遣散。郭和耿直秘密活动于黄龙山，积蓄力量，策划反陆。1915年12月袁世凯帝制自为，护国运动兴起。郭、耿联合白水地方武装高峻，于1916年3月24日在白水起义， 树西北护国军义旗，通电讨袁逐陆，向蒲城进兵，被陕北镇守使兼“渭北剿匪总司令”陈树藩击败，退入陕北。不久，全国讨袁护国运动进入高潮，陈树藩迫于形势，也在三原宣布独立，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并以俘获的陆建章之子陆承武为人质，迫使陆建章离陕，夺得了陕西督军的高位。陈将郭、耿所部编为陕西游军，以郭为统领。袁世凯死后，李根源出任陕西省省长。陈树藩将陕西游击军改编为全省警备军，归省长节制，企图利用这支“素无纪律，不堪驱遣”的队伍，挤走李根源，实现自己独霸陕西的阴谋。但郭素重义气，和李相见后便情趣相投， 表示倾心服从李的领导。此举深为陈树藩嫉恨。1917年7月张勋拥溥仪复辟，引起全国公愤。陈树藩得知段祺瑞马厂誓师的消息，又玩弄他的两面手法：一面命郭坚率部四营，假道山西，北上讨张，以讨好段祺瑞；一面又电告晋督阎锡山，“郭坚兵变，从速捕杀”，以消灭异己。郭率部刚入山西，张勋拥溥仪复辟已告失败，遂遭晋军重兵堵截。此时，陈树藩又布兵黄河西岸，断郭归路。郭部被前后夹击，几乎全军覆没，随军参赞、著名民党人士宋向辰、樊灵山壮烈牺牲，郭坚仅带50人化装潜逃回陕西，陈又诬其为“段军”，不允许在西安附近停留。同年8月， 护法运动兴起。11月，郭坚与高峻、耿直相约，先由高峻在白水起义，吸引省城军队东调，再由耿直在西安发难，郭为外援，试图一举除陈，响应护法。后因力量不济，两次起义均告失败。郭率兵由凤翔驰援西安途中，与耿直在户县相遇，遂开往周至，召开将校会议，宣布成立陕西靖国军，郭、耿分任正副总司令。在部署完对陈军的防卫战事后，郭率司令部与卫戍部队回守凤翔。12月21日，郭坚在凤翔发布讨陈檄文，发誓要“为国除奸”。陈树藩派重兵在进攻岐山耿直部的同时围攻凤翔，郭弃城经礼泉、泾阳，至澄城寺前镇，与已宣告独立的高峻、曹世英和先期到达的耿直部取得联系，联合攻克白水。在攻打蒲城之役中，耿直战死（时为1918年1月25日），郭率部移驻临潼交口。耿直殉难的当天夜晚，张义安、董振五、邓宝珊等在三原起义，函请胡景翼、曹世英援助。胡、曹率部抵三原后，一致议决举陕西靖国军旗帜，反段倒陈。几经协商，军分两翼进攻西安。郭为左翼军东路前卫，一度进军至西安东郊的韩森寨。但由于河南镇嵩军刘镇华入陕援陈，靖国军围攻省城失败，退至渭北计划攻取战略要地大荔。但攻城一月未克，反被陈树藩围困于羌白镇。郭以帛书求援于曹世英，但曹援军被陈树藩所阻。 郭在羌白坚守了40余日，终因粮弹告罄，于7月底率部突围至蒲城，与杨虎城、张铎部会合。1918年8月8日，于右任、张钫通电全国，分别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设靖国军总司令部于三原，统一靖国军编制，郭坚任第一路军司令，任务是经略西路。郭坚指挥所部先后攻克乾县、武功、扶风、岐山、凤翔，设第一路军司令部于凤翔。11月，北京政府以奉系师长许兰洲为援陕总司令，指挥甘军、川军、晋军等入陕“围剿”陕西靖国军。郭坚和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叶荃部合力抵御许兰洲于武功、扶风之间的杏林镇，相持两个多月后，退守凤翔；又被围困数月，交通阻隔，城内弹尽粮绝，军民交困。郭以血战连年，强将多殒，力竭势蹙，乃与张钫、樊钟秀会商，决定“联许倒陈”，与许兰洲局部议和，靖国军一、二路军接受改编。1920年7月， 直皖战争爆发，许兰洲率部出陕。郭以所部大都是陕西人不愿离陕为由，仍留守凤翔，与刘镇华议和，但被陈树藩所阻，复被围困。直皖战争后，直系阎相文督陕，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引诱等手段分化陕西靖国军，加上郭治军不严，部下掠民等胡作非为之事时有发生， 为阎相文镇压提供了口实。1921年8月13日，冯玉祥按阎的手谕，在西安西关军官学校宴请郭坚。郭带少数随从前往赴宴，当场被抓捕后枪杀。

　　关于18年年馑

　　18年年馑是老一辈心头永远的痛。它指从民国18年到21年六料无收的大饥荒，并不仅仅是指民国18年。我父亲生于1931年，对年馑没有记忆，但常听上辈说起，对粮食有种特殊的感情。如今儿孙满堂，家境很好，可他平时见到地上的馒头块，总会捡起来，撕掉皮后继续吃了。我的干伯几十年如一日，每天吃完饭后用舌头把碗底舔干净，即使我干哥盖起楼房，他还是如此。

　　关于18年年馑的记载在宝鸡县县志，由于我已在外地工作十几年，手头资料很少，现择录西北人家的如下：

　　陕西“民国十八年年馑”这场特大的自然灾害，在中国以及世界的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据民国19年底陕西省赈务委员会主席、民政厅长邓长耀的陕灾报告中统计，当时，全省有200多万人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在旱灾发生的同时，又有风灾、雹灾、虫灾、瘟灾、水灾、火灾、兵匪之灾一起袭来。使全省92县尽成灾区。赤野千里，尸骨遍地。甚而人人相食，惨绝尘寰。这段历史虽已过去了75年，但它留在陕西人民的记忆中却是深刻的。所谓“十八年年馑”实际从民国17年就已经开一始了。看一下当时各县向省府的报告，便可从中了解灾情来势之凶猛。民国17年1月： 陇县：现在树皮、槐于剥食无存，酸枣、草根搜掘殆尽。全县6区已实有灾民 8万以上，逃亡的5000口以上。不时有饿死人的消息，请求省上立即救济。泾阳：因缺乏食物而上吊自杀身亡的有李坊堡的吴草娃，县东里的赵裁缝，瓦王村的王玉善，首张里的杨增全4人，此外，夏村里的岳文夫妇，因为饥饿难忍，先把自己不满3岁的小孩子活活勒死，然后夫妻双双服毒自杀。现在（民国17年1月），全县已饿死的有男45人，女20人。白水：草根树皮早已被剥食于净。每天大路上东来西往的尽是饥饿的灾民。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县城北马家堡，有个叫陈老六的，因为饥饿痛苦实在难熬，有意在食料中放了毒药，把全家6口全部毒死。三原：灾民吃的多是棉花叶、茨荆之类，大程镇附近的灾民，把房顶上霉烂的梁椽拆下来，捣碎磨细掺入棉花叶、麸皮中，做成饼子充饥。不时有人因吃了这种饼而致死。西安：1月15日天下大雪后，北风凛冽，寒气刺骨。省城内已无多少食品可吃，灾民又冻又饿。据公安局连日来的报告：北大街老菜市以东，东大街古物商店，盐店街风火洞口，新城南门外，北柳巷口，浸礼会门口等处发现男女数十人的尸体。在天灾的同时，人祸也纷至沓来。各县土匪蜂起，残害人民。这些“土匪”，一部分是破产农民因饥饿而聚众抢富户的粮食，而被当局称之为“土匪”，其他大部分是一些地方军队，他们把持一个地区后，就胡作非为，欺压百姓。扶风：该县自被陈疯子盘踞后，一个月内，被土匪伤害致死的百姓就有108人，经济损失6O余万元。泥门闭户流亡他乡者到处都是。大荔：自麻老九（麻振武）盘踞后，早已敲骨吸髓，民不聊生。兼以战事频生，田园荒芜，农民全都失业。复又届此旱灾，城内成群的乞丐已由乞食而转为“抢食”。乡村里的灾民不等饿死，就已经开始寻死。宝鸡：自党拐子（党海楼）余孽窃踞该县后，奸淫掳掠，惨无人道，被匪害破产的有3000余户，毙命的1000余人，妇女被掳的300余人。被土匪处死的10余人，钉死在城门上的4人。武功：该县被土匪抢掠烧杀几遍。兵烫之后，瘟疫流行。初染瘟时头痛发晕，时寒时热，浑身酸痛，慢慢地就全身出疹，胡言乱语，手足抽搐，有时腹痛发呕并泄黑水，不久就毙命而亡。全县10镇几乎成了病灾之国，死人一个压一个，腥臭薰天，人骼兽骨互相叠压无人掩埋。从民国17年至民国19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灾荒。各地为了有效的组织人力、物力进行赈灾救济工作，从民间到政府纷纷成立了赈灾组织。陕西省于民国 17年成立了“陕西省救灾委员会”。并在各县成立了“救灾分会”。民国18年南京政府成立“全国赈灾委员会”，主席是曾任过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许世英。由于陕西的灾情特别严重，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重视，民国18年9月，“全国赈灾委员会”派出以回杰生为代表的“西北灾情视察团”赴陕，民国18年9月9日，视察团抵达百安。省赈务会（即原省救灾委员会）主席、民政厅长邓长耀、教育厅长黄统、西安市长萧振瀛、赈务会常务委员杨仁天等在钟楼上接待了视察团全体人员，邓长耀、黄统备述陕西灾情奇重，希望视察团把这里的灾情电告全国，以期望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重视与支持，拯救陕西及西北的灾民，否则“陕西将有灭绝人种之危险。”第二天，视察团一行到省城附近的西北二乡、东菜园、含元殿、孙家湾、坑底寨、二府庄、大白杨、火烧壁、西十里铺等地视察。只见秋田枯萎，焦如火焚，玉米只有一尺来高，收获不足一成。地里的棉花也只有一扎高。吃的只有糠秕，有人甚至吃白上度日。视察团的车子行驶了不到5分钟，看见路旁饿死的人就有10多个，行走中，忽然觉得一股奇臭扑鼻而来，仔细向当地人一打听，才知那是“万人坑”里死尸腐烂后发出的恶臭。走到“万人坑”，大家看到了更凄惨的景象，偌大个土坑，塞满了尸体，四乡仍不停的往这里运死人，都来不及掩埋。目睹这番惨象，日杰生先生决定留在西安，并约定陕西赈务会的蔡雄霆、王淡如二先生共同负责视察工作，同时组织西安各主要报刊主笔联合组成“陕西灾情通讯社”，向全国各大报馆拍电，通报灾情。对全国上下了解陕西灾情的实际情况，积极支援陕西赈灾起了很大作用。这里选出其中两封电报抄录如下：12月1日电：上海日报公会，南京复旦社，天津《大公报》，北平《益世报》，前外茶儿胡同十四号马芷庠先生均鉴：关中友重各县，除渭滨滩地稍有收获外，余皆秋收毫无，麦多未种。行其野田地荒芜，蓬蒿没胫。草丛中不时发见破烂衣服与零乱骸骨，盖未经掩埋已被禽兽啄食净尽之路毙也！入其村但见室多泥门堵窗，无人居住，盖自人春以来，俄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村人埋不胜埋，只泥堵其窗户，希图苟安于一时，以致近日各县疫病流行，死亡枕藉。传染既易，死者益多，尤以省西之眉县、乾县、礼泉、武功、扶风等县，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阳、三原、泾阳等为最甚。现天仍亢旱，洼地麦苗且日已枯死，滨水之区亦尘深尺许、高原更可想见。且人秋以来、陕南兴、汉所属共五县，亦迭遭水、旱、蝗、雹、匪各灾，日加惨重。灾民除采自树皮草根水之浮萍外，并有掘食一种白土，俗名“观音粉”者。食用既久，往往腹中结成石块，膨胀以死，灾情如此、中外善士若不设法救济、全陕将不免有绝人之患。王淡如、蔡雄霆叩东。次年2月6日的一通电文中又称：“顷据调查员报告！吾陕各县秋获未收，冬麦未种。兼之战争复起，交通又梗，灾民际此，惨痛愈甚。尤惨者，妇女被人贩卖者计达10余万；沦为娼妓者亦为数不少。长此以往，陕西人种将濒临绝境。又西安一带，于冬日落雪，厚2寸，但野无青苗，与灾无补，反令饥民冻馁，以故死者日益增加。王淡如、蔡雄霆叩鱼。由于省内外众多绅士学人的呼吁和宣传，全国不少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及个人纷纷捐款 捐物支援陕西赈灾工作。至民国19年1月，共收到赈款1489500元，其中南京政府，全国赈灾委员会、冯玉祥将军、于右任、胡次珊、宋哲元诸先生及上海红十字会、北平世界字会等慈善团体都捐了大量的款项。此外，还收到了几乎是从全国各地零星募捐来的款项 37700多元。其中，有捐几百几千的，也有捐几十的。有个捐款人署名“人民自卫团隐名氏”的捐了1元钱。虽然只有1元钱，但与捐几千、几万同样使人感动。民国18年这一年中，省赈务会代表奔走于南北诸省。一方面为省赈务会募捐，一方面从汉口、上海等地购买粮食。据统计。至当年底，省赈务会从汉口购得大米7300包又57石。由上海购面粉915596袋。又从撞关购进小米2259包。其次长安县赈务会借给省赈务会面粉765袋。东北筹赈会，旅平陕灾救济会、华北赈灾会、西安济生会等组织捐来大米、小米等食物8000包。省赈务会还收到各方捐来的棉衣10000件，棉被220多床，棉鞋6613双，棺木2300副，及各种救灾药水如“济众水”、“保安丹”等4000多瓶。另外，省赈务会还领得赈灾公债20O万元。售出票面1921480元，中签票7500元，实得1327027元。这些钱物粮食等，对于陕西八百万灾民来说，虽是杯水车薪，但总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还是解决了一部分灾民的困难。陕西赈务会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为了收养流失的妇女和儿童，在西安地区设立了一个妇孺收容所，第一收容所在四川会馆，第二收容所在城隍庙，第三收容所在一家平民住所，第四收容所在红十字会，第五收容所在商县会馆，第六收容所在城南兴善寺。同时省城四周及各县都设置了施粥厂，由赈务会发给受赈者食粥票，填明街巷及姓名．并照票据上的姓名造册，留给粥厂存查。施粥时，检票员站在粥厂人口，验明饥民所持食粥票，并核对与本厂底册无异，一再发给上个竹签，然后排队进入厂内，男女左右分开生。老弱者在前，少壮者在后、每人一满勺，周而复始，每人只准两勺．不得吃得太饱，以免灾民饿极后饱食过度撑死无救。食粥后，仍将竹签收回。复将食粥票发给本人。在办施粥厂、收容所的同时，省赈务会还进行了平粜、开渠、区田、凿井、筹赈等等事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灾区的混乱局面才基本得到了控制。那么，被称为“八百里秦川”的富庶之地，为什么这次灾荒如此严重而持久呢？分析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陕西境内土厚而泉深．水利建设、农田建设多年失修。人们总喜欢把陕西比做“神皋沃区、，其实，所谓的“神皋沃区”，只是指周、秦、汉、唐的盛况而已。自唐末后，大灾大旱时常发生。关中人相合的惨事即时有记载。民国以后，三秦境内战争不断，民国15年围城刚解，人民还没来得及恢复元气，天灾却紧跟而来，往日没有死于兵匪之患的人们，今天却流离辗转死于沟壑之中。而且灾荒是全省性的。赤野千里，调剂无从，这是导致灾荒严重的第一个原因。而且陕西从民国16年开始就旱荒严重，延续达四年之久，无从以丰补歉，这是民国18年灾荒严重的又一个原因。再次，当时陕西交通不便，运输极度困难，运回石米要费10石米的价钱，价巨途艰，这是造成灾荒严重的再一个原因。在陕西大灾之时，虽然有各方面人士捐募而来的粮款在外省待运，但可惜大路上局势不定，上海、徐州、蚌埠、丰台等地的赈粮只能小批小批地运回陕西，这也是使灾荒恶化的上个原因。于右任先生1931年互月19日在市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的报告指出：“自民国开国后，不论北洋军阀势力如何顽强，但南有粤、而北有陕，革命之势力总时时与军阀奋斗 ，总理所倡导之义举，陕西亦无役不从，当时在南方则地方富庶，尚有华侨供给，在北方则无一可恃。粮也要穷百姓供给，草也要穷百姓供给，军中一物一事。无不要穷百姓的汗血钱，故地方已精疲力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