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 湘离开我到B市去了。

　　他走的时候，我居然很平静，就像去送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完全没有身为未婚妻的相见时别亦难。

　　湘宣誓般地说：“好好保重，我很快回来娶你！”

　　然而，事情并不若当初的设想，我虽然有告别过去的决心，但始终还是无法从心底挖掉那一片记忆。

　　与湘，我又保持了若即若离的交往。

　　一个月后的一个清晨，我刚起床就感觉一阵呕心，然后便很想吐。我没有感冒的迹象，也没有胃病，怎么会这样？突然想起一向准时的例假几天前就该来了，现在却丝毫没有动静，难道……我竟然怀孕了？我被这个猜想吓了一大跳。

　　不会吧？会有那么巧的事情？

　　我神思恍惚地去了医院，疯狂地渴望自己只是虚惊一场。然而，几分钟后，我接过医生递过来的化验单，上面竟赫然写着两个字：阳性。

　　天哪！

　　我连自己的责任都承担不起，又怎能承载另一个生命的重托？

　　我没有告诉湘，我不敢告诉他。

　　又过了一个月，我一个人果断地来到医院，果断地走进了手术室。

　　手术室到处弥漫着福尔马林的味道，医生的眼里闪着不锈钢的光芒，她问：“结婚了没有？”

　　我摇了摇头。

　　医生眼里的金属光芒便更加锐利。

　　“脱了！躺上去！两腿张开！”全是简短有力的语言。

　　我躺上冰冷的手术台，两腿分开，然后被提上去，固定在手术架两侧的脚套上。

　　两张捂着口罩的脸，两双刀锋一样的眼睛，橡皮手套，刺目的白色光芒，冰冷的各式金属器械在盘中碰撞的声音……

　　我突然感到好害怕好害怕，想要逃离，但只感觉冷冰冰的机械已经进入我的身体，我颤抖着说：“医生，请你轻一点，我好怕。”

　　医生冷笑一声：“怕？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是的，何必当初。

　　在她眼里，我是个不自尊自爱的女人。她想在用手术刀给我的子宫动手术之前，先用她锐利的语言解剖我，为我的思想动手术。

　　我无言以对。

　　只感觉那冰冷的东西直插进了我生命最核心的部位，然后，翻转，搅动，再翻转，再搅动，似要把我身体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切割成块，搅烂成泥……

　　一阵阵剧烈的疼痛排山倒海而来，然而，我咬紧牙关，不哼不叫，像是在跟白衣魔鬼（我认定医生护士就是魔鬼）赌气。

　　好漫长的煎熬。

　　终于听见医生大赦天下的声音：“快起来，在旁边床上躺一会。下一个！”

　　我挣扎了一下，可撕心裂肺的疼痛，无力起来。

　　我说：“医生，等几分钟好吗？我还动不了。”

　　“动不了？我还得做下一个呢！没办法，现在这年头，你们这样的人，我见得太多了。”她一边说，就一边粗鲁地用手来拉我起来。

　　我愤怒地推开她的手，勇敢地坐起来，扶着床沿，摸索着要下去了。猛然间，我看见，旁边的塑料桶里，殷红的，是一个血球。那个血球在眼前不断变化，逐渐幻化成一张小脸，，一张支离破碎的，血淋淋的小脸，旁边还伸出两只小手，正慌乱地挥动，张牙舞爪的向我控诉：妈妈，为什么不要我？为什么杀害我？。

　　我尖叫一声，跳下床就跑，像是有了某种神力。医生护士都很诧异，在我身后啧啧两声，说：“神经病！”

　　从此以后，我一听说妇产科就恐惧，一看见婴儿就害怕，就恶心得要吐。

　　我犯了严重的癔症。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幼儿园的，我踉跄着跨进大门的时候，只觉得天旋地转，两腿再也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只听见那个做饭的阿姨惊叫了一声之后，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母亲站在旁边，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说：“他是谁？”

　　我把头转向里侧。

　　母亲叹了口气，说：“你怎么这么傻？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把被子朝上拉拉，什么也不想听。

　　母亲生气的把被子又拉下来，用少有的严厉说：“跟你说话你就是不爱听，早听就好了！过两天把他带回来看看吧！——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我怎么就养了个这么不争气的女儿呢！”

　　从医院回幼儿园，远远的，我看见几个同事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待我靠近，开始用目光去扫她们的时候，她们便像是约好了似的，一律做出一副过路人的样子来，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她们刚才什么也没说过。

　　众人的心照不宣有时更像一次密谋，其残忍程度绝不亚于千夫所指。

　　我飞快逃离她们，进了教室。

　　教室里闹哄哄的，全是孩子的笑声和哭闹，看着那一张张稚嫩的小脸，我潜意识里的罪恶感一次一次得到提醒，我开始有了头疼的毛病。

　　我要离开幼儿园，我要离开A市！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地占据我的心头。

　　可是短时间内，怎样才能离开？

　　结婚？对，结婚！我为这个突然出现的念头感到兴奋不已。是的，婚姻也许能达成我的愿望，可以给在生活边缘苦苦徘徊的我，暂时性指明一条出路。

　　预备役新郎陈湘终于出现在我家门口。

　　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居然还打了领带，可见对这次见面的重视度。然而，他的衣角因坐车弄得皱巴巴的，领带的颜色又配得很不得体，给人的感觉不尽是土，还怪模怪样的，滑稽的很。也难为他了，都说贵族气质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培养出来的，陈湘是他们家第一代大学生，第一代城市人，穿上龙袍肯定也不是太子。

　　母亲第一眼就没看上他。她后来郑重其事的告诉我。

　　那日父亲竟然在家，大约母亲提前通知了他，而他自己也觉得这样重大的决策不应该少了他的出席。

　　母亲不亚于一个职业的户籍警察，将陈湘的祖宗三代摸底摸了个透。湘祖宗三代赤贫，如果放在唱“北京有个哪金太阳”的年代，母亲肯定要乐得屁颠屁颠。

　　问题已经是2001了。这个年代崇尚的是什么？是财大气粗，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湘嘴巴“伯母伯母”叫的很欢，可母亲始终只用鼻孔出气，一副清高漠然的样子。

　　湘于是改变战略，追着父亲的屁股敬烟。

　　父亲说：“谢谢，我不抽烟！”说话时他脸上的每一块肌肉始终坚守原先的阵地，看不出任何的态度。

　　湘抬起来的手于是就放不回去了，只好顺势将香烟叼到自己的嘴上，尴尬的说：“不抽的好！不抽的好！”

　　母亲一副势利小人的样子，说：“有本事的人，抽得起也是没关系的！”

　　陈湘脸上的微笑还始终挂在那里，但比哭好看不了多少。

　　然而到吃饭的时候，父亲居然热情起来，拿出一壶酒，要跟湘对饮。湘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连连应声。

　　母亲满脸的不高兴，但还是倒出一壶药酒，拿了两个杯子，一一满上。

　　一老一少便边喝边聊起天来。父亲搞推销的，见的世面不少，陈湘是秀才不出门，也知天下事，聊着聊着居然投机起来，一壶酒也就见了底。

　　于是父亲豪爽地说：“再去拿酒来，今天咱爷俩喝的高兴。”

　　一听“爷俩”两字，湘便涌起革命快要成功的豪迈与喜悦，说：“只要伯父高兴，我就奉陪。”

　　母亲开始嘀咕：“都说你不能多喝的，就是不听。”

　　父亲身体极好，没听说过不能喝的，我知道母亲也就心疼那点药酒，那是她为父亲精心泡制了一整年的，其间有许多名贵药材，谁来都不舍得。

　　父亲却不领情，大声吆喝：“能不能喝我自己不知道？还叫你娘们罗嗦？”

　　陈湘尴尬的说：“要不算了吧！喝多了的对身体的确不好……”

　　父亲又严厉的命令母亲：“还不快去？”

　　母亲站着不动，似在抗拒。她很少违抗父亲，那天却出奇的倔强，大约是要以那种方式表达她对陈湘的不称心如意。

　　也许是父亲的的家长权威打了折扣，也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父亲的愤怒突然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他猛地站起，将桌子上的碗，飞快的摔了出去，抛出一个漂亮的弧线，准确地砸在两米开外的母亲的脸上，然后“砰”的一声落倒地下，飞溅起朵朵白色的浪。

　　母亲的脸刹那间就鲜血如注。

　　母亲吓呆了。我吓呆住了。陈湘也吓呆了。

　　父亲却还在虚张声势：“我叫你罗嗦，我叫你罗嗦……”后来几乎是没有了声音。

　　母亲终于嚎啕大哭起来。

　　我在这嘹亮的哭声中清醒过来，狠狠地瞪了父亲一眼，意思是说：你满意了吧？

　　父亲在我的目光里退却，悻悻的回里房去了。

　　湘也清醒了过来，立即出去拦车，然后，要将母亲送去了医院。

　　母亲一边痛一边哭，却没忘记要跟湘划清界限。她说：“漠漠，你陪我去医院！”

　　自生下我伊始，她就有一个理想，一定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出色的人，然后，嫁一个更出色的女婿，好像我是她的一盘高利贷账目，只等来日放出去，不愁不连本带利收回来，包赚不赔。她没有文化，便逼着我读书，从小学到高中，剥夺了我成长过程中其他任何的乐趣。在与之对抗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保护自己。她想让我读书，我便努力做给她看，只是看的多数是那些不大能励志的作品。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的性格越来越敏感，越来越阴郁。

　　我考上大学后，母亲似乎觉得她的理想向现实迈进了一大步，然而，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老人家大失所望，因为市里指标紧张，我不得不要分去郊区学校，这是母亲万万不能答应的。因为她认为，如若去了那些地方，我会入乡从俗，就会丧失斗志，就会随遇而安的随便嫁人，那么，她的高利贷便收不回了，成了烂账了。于是，她多方托人，最后让我进了A市的机关幼儿园。

　　最后，我，一个读海子，读黑格尔，读简爱的本科生，进了机关幼儿园，每日跟孩子讲猴子鳄鱼，丑小鸭白天鹅的故事，每天读“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的童谣，每日唱“我是一个粉刷匠”这样的儿歌。

　　母亲的眼睛下方严重受伤，缝了几针，从此留不可磨灭的印记，也留下了她对父亲变本加厉的惟命是从。

　　湘又回去了B市。

　　我也回到幼儿园。同事见面就问：“漠漠，听说你男朋友回来了，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漠漠，什么时候吃你的红鸡蛋……”好像如果我不把自己嫁出去，就跟她们每个人过不去似的。

　　“漠漠，结婚的时候需要什么帮忙的，请尽管吩咐。”两个煮饭的阿姨更是对我空前的关心，空前的肝胆相照，而且在把我嫁出去的问题上自觉责任重大，大到简直是要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来形容。

　　湘，看来我必须嫁给你了。

　　然而，两个月的分离，对陈湘，我突然感觉生疏了许多。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记不清他的模样，这让我非常恐慌。

　　难道，我真的要跟这样一个男人生活一辈子？

　　也许陈湘都觉察出这种疏离，他打电话说：“漠漠，我请不到假，你想办法来B市看看我吧！”

　　我说：“不好请假。”

　　这是真话。其实我也真想到陈湘那里看看。

　　湘说：“我有个主意，干脆我们结婚，你休婚假不就行了？”

　　这是求婚？这是湘在向我求婚了？在遥远的地方，通过电话的方式？

　　我努力回忆我们相处的时光，想要多找一些必须结婚的理由。到现在，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爱好，还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也就是说，我根本就不确定自己是否爱他，或者，残酷点说，我根本还没爱上他。

　　我们交往了足足三年了啊！很奇怪，很多人整天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我们可以熟视无睹，而有些人无非是在我们心底如蜻蜓点水般掠过，我们却可以刻骨铭心。

　　我一定要跟他结婚吗？以我现在心境，对湘，是不是有点残忍？

　　犹豫之后，我决定如实告诉他我的犹豫我的困惑。

　　我说：“湘，在结婚之前，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湘说：“除了结婚的事情，其他我什么也不想听。你现在什么也别再告诉我，等到八十多岁，当我们蹒跚的走在公园里的时候，你再把一切告诉我，我会云淡风轻地说，该死的老太婆，你骗了我整整六十年！”

　　这样一句暖心的话，顺着电话线爬过来，把我所有的犹豫都吞没了。

　　我坚定的说：“好，湘，我答应你！”

　　电话里，湘激动得有些哽咽，他说：“漠漠，我会用一辈子好好疼你，爱你…”

　　我们商定，湘先不回来，介绍信可以寄回来，结婚照可以电脑合成，托熟人找关系我一个人便可以办理好结婚证，然后我去B市休婚假，有空的时候，两人一起去旅行。

　　事情非常顺利，民政局正好有我一个同学。

　　当钢印就要在我和湘的身上压下骑缝章的时候，我突然对自己与湘之间未可知的命运感到害怕了，想要阻止却来不及阻止，最后只好眼睁睁看着事情变成了定局。

　　出来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已经结婚了吗？就这样结婚了吗？那么我的结婚纪念应该是今天还是那个夜晚呢？

　　把消息告诉湘的时候，他开玩笑说：“老婆，结婚证是你一个人去办的，我可没有参与，有没有法律效力可得我说了算哦！”

　　这句话，一直梗在我的心里，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竟感觉我与湘之间的婚姻薄如蝉翼，将会是弹指可破。

　　不管是如何成为陈湘妻子的，我现在已经成为有夫之妇了。尽管没有鲜花，没有戒指，更没有我梦里的白色婚纱，没有庄严的教堂，连一份中国特色的筵席里觥筹交错的热闹都没有。但是，陈湘给了我一个家，一个实实在在的家。陈湘在B市一个国营企业当技术员，已经四年了，才分到这个房子，大约只得40多平米，两房一厅，是他们单位的最后一批福利房，正碰上房改，交了点钱，算是自己的了。

　　这是B城遗留下来绝无仅有的一幢半个世纪前的老式建筑，绯红色的砖墙风化得厉害，墙根处手指一抠，都已经能抠出一个小洞来。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染上风湿病的关节，对天气和温度慢慢养成了种异乎寻常的敏感。如果不是前面挡着一座新的建筑，早就因为影响市容而拆掉了。

　　然而，毕竟这也是个家，是我想睡觉和安静都能自如的家，比起面对母亲的愁眉苦脸长吁短叹，要轻松得多，比起应对幼儿园那群女人的饶舌，是一份难得的清静。

　　呆了几天，我说：“湘，我不想回去了。”

　　陈湘仿佛没听懂似的，等明白过来后便很雀跃，说：“不回去好！老婆，办停薪留职吧！我们天天在一起真好！”

　　他以为，我的不想回去，完全只是因为对他的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