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公司公关策划部工作，我母亲很快如鱼得水般鲜活起来。在机关宣传科呆了七八年时间，本想拼出点什么来可什么也没拼出来，倒是因为与我父亲在一起而弄得精疲力竭——如果不是为着其它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的话，说不定早已是黄泉路上人。因此，为了重新调节自己的心态和精神，也为了和我父亲赌口气，才硬着头皮递上了辞职报告。后来也是不得已才进了那里，而且还是在我父亲的劝说下才坚持干了下来。没想到这一坚持倒使她坚持回了一种已经丢失很久的感觉——她无法描述那种感觉是什么或是什么样的。她只觉得她从此再也不可能产生以前那种走上不归路的想法——除非上天安排要她走，那她也没有办法。但如果有一丝挽救的希望，那么她肯定也要作不懈的努力尽量在世上多待一会儿。由于这种想法的作用，使得她在德国公司干的时候除了公司的老板以外，比里面的任何人都卖命——她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刚进去的那些想法，也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初找工作时纯粹是因为在家太闷而想出去散心解烦的本意，倒真如我父亲所说的想要干出点名堂来一样。

　　对于我母亲的卖命，公司老板——那个德国大肥佬维克简直是旧中国遇上了大救星一样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惊在梦里。他没有想到中国的女人干起事情来竟是这样的卖命和卖力。在他的公司里也有好几位中国雇员，但全都是男的。而且，这些男的全都经过他的严格挑选和试用后才留下来。就算这样，他也总觉得这些中国雇员比他所雇用的其它国家的雇员要差一截。但是出于语言和道义的需要，他还是留用了他们。他也曾经雇用过几名中国女雇员。可是，那些女人，一个又一个，不是为了跳出国门而去结交那些老外，就是干不多久自动离开了。她们的理由就是替老外打工太辛苦了，身为女人实在不值得和无需如此卖命地苦干——她们虽都有很高的学历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但她们认为女人的知识和能力不应只为工作和生活需要而服务，而应该为青春和外貌筹加法码才具有最高价值。

　　因此，当我母亲去维克的公司应聘时，维克问我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中国女人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母亲想也不想地反问：“你们德国男人工作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我们德国男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让世界知道：德国男人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男人。”维克显得得意而轻蔑。

　　“我们中国女人工作的目的除了让全世界男人都知道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不简单的女人以外，还为着更好地生活。”我母亲唇红齿白回答得非常伶俐。

　　“你说的‘不简单’包括利用任何国家的男人并让他们养她们吗？”维克不无讥讽地笑着问我母亲。

　　“也许有的男人就以为能养起一两个需要人养的女人而自觉了不起。”我母亲也笑着反唇相讥。

　　“这------”维克不知道怎么回答，“难道你不希望有人养你吗？”维克脸上已没有刚才那种讥讽和轻视的表情，只是有点下不来台的样子。

　　“如果当我无力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我当然希望有人能养我。但不是现在。不然，我就不会来贵公司应聘了。”我母亲说完又是灿然一笑，算是谅解了维克。

　　“如何证明你所说的一切？”维克心里已录用我母亲，但为了显示他做老板的派头，故意又追问了一句。

　　“如果贵公司录用了我，一切自会有答案。”我母亲不卑不亢地看着维克，脸上的笑容依然一点不变。

　　“那好，请你明天开始用行动证明你自己所说的一切。”维克将“你自己”三个字说得特别重，说完甩给我母亲一个霸气而肥厚的背影。

　　“你等着吧！”我母亲在心里说了一句，笑着的眼睛狠狠的剜了一下维克弯弯的脊柱，昂首阔步地走出了德国公司的大门，俨然已是它的主人一样。

　　我母亲果然用行动证明的一切，使得维克不得不对中国女人刮目相看，就象他自己后来当着我母亲的面亲口说：“中国女人真的是世界上最不简单的女人。我说的不仅仅指工作能力，更是指身为女人的骨气和意志。”

　　我母亲象凯旋回来的将军一样对维克耸了耸肩，说：“非常感谢你能对中国女人作出正确而公正的评价。但愿以前留在你脑海里的那些看法赶快见鬼去吧！”

　　“它们早已统统见鬼去了。”维克也对我母亲耸耸肩，“OK，让我们为此干杯吧！”

　　“干杯！”我母亲和维克同时喝完了一杯中国女儿红。

　　那一天，他们公司为刚刚做成了一笔自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生意而开了祝酒会。因为那笔生意我母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时她早已提升为公关策划部经理，所以，维克特地向我母亲致谢干杯。

　　这是我母亲第一次和维克喝酒干杯。

　　后来，每逢有这样的庆祝会，维克都会向我母亲致敬干杯。因为，我母亲干得越来越出色，公司的每一次收获似乎都有她不小的功劳在里面。

　　再到后来，维克不但在公司开洒会的时候和我母亲干杯，而且还常常单独邀请我母亲一起喝酒干杯。开始，我母亲总是以种种理由拒绝维克的邀请。可是，后来出于礼貌和被维克的诚意所感动不再拒绝。

　　除此之外，由于我母亲的成绩非同小可，维克给她的工资也越来越高，高得我母亲刚拿到时连她自己都有点不相信，以为是财务室弄错了就去问。财务说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老板亲自定的，怎么可能错得了？就算错了，你也甭管。老板给你，你拿着就是了。我母亲说那不行，我是靠劳动所得，不该得的我不要。财务说那你去找老板吧。我们不管那么多，我们只管按老板说的给谁发多少，我们就发多少；老板说叫怎么做账我们就怎么做账。我们是给老板打工的，什么都按老板说的做就是了。打工也有打工的原则啊。我母亲说，既然你们不知道，那我只好去问老板了。

　　于是，我母亲便找到维克问工资是怎么回事。维克被我母亲问得莫明其妙。开始他以为我母亲嫌少了。但当他听清楚我母亲的意思后，竟哈哈哈地笑得满脸肌肉抖动，腆起的肚子波浪翻腾，象受红潮所害的大白鱼在海面上荡来漾去不肯沉入海底，唯恐自己的惨象上天没有看清楚而讨不回公正的说法与赔偿。

　　我母亲一直怔怔地看着维克前翻后仰地大笑不止。她实在不明白维克为什么笑得这般放浪。自她进维克的公司以来，维克给她的印象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就是跟她单独喝酒的时候也始终不失风度地保持着老板在雇员面前和男士在女士面前所应有的严肃与稳重。

　　“哦，我的天啊，你今天又让我见了一大世界奇观。”维克终于停止了笑，虽然眼角的泪光还在闪闪发亮。他一边用双手撸着脸撩着发，一边用他那双龙珠似的眼睛惊奇的看着我母亲说，“从来我以为没有一个女人不是贪得无厌的，尤其是对于金钱。没想到还有怕钱多的女人。你说，这不是世界奇观是什么？哦，我的中国小女人，我真不知道该对你怎么说，我也不知道你是真聪明还是假聪明，是真不爱钱还是假不爱钱------哦，不管那么多，我要告诉你，我从来不会白给人一分钱。如果我连这个都不清楚的话，你想我能来到中国——哦，对了该说你们的国家开公司吗？你是不是把我当成那种愚蠢的女人眼里的愚蠢男人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可以明天就辞职不干。”

　　我母亲当然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将问题带到家里想跟我父亲讨论。没想，我父亲未等我母亲说完，也哈哈地大笑起来。

　　我父亲笑完了，慢条斯理地对我母亲说：“唉，我说女人哪女人，聪明的时候总是绝对聪明，而愚蠢的时候又愚蠢到底。不过，我没想到聪明如你的女人竟然会有如此愚蠢的时候。就算维克因你是女人而把钱给你，他也绝对不会白给你的呀，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你是他的雇员，你为他卖命出力并且有了不一般的成效，他才会给你这么多钱；再者，就是让你更好地为他卖命卖力，明白吗？”我父亲象教育下级和子女一样地教育我母亲，“呵，真是冤枉了，我的小女人，读了十几年的书，在机关里也呆了差不多十来年，竟然连初中时候学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也不知道。社会主义真是害人不浅哪，一个有着十几年党龄的共产党的干部竟连资本主义社会的初级产物都不懂，这不是笑话吗？啊呀，你哪，真是丢了我们中国人的脸哪，让人家老外笑话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劳动价值都认识不清楚，又如何能意识到自己落后和贫穷的面貌的根本所在？也难怪人家看不起咱们中国人哪！唉，笑话！笑话！天大的笑话，为人家卖命得到的钱还去问人家为什么给那么多钱------哼，嗯，真没办法！嘿嘿，嘿，嘿，嘿-------！”

　　我父亲摇头晃脑地连讽带讥了我母亲半天，气得我母亲那天晚上饭也没有吃，觉也没有睡，只是抱着吉咪在沙发上坐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她又精神抖擞地上班去了，以后再也没有将类似问题带回家里和我父亲讨论。就算我父亲问起她公司的情况，她也只字不提。而且，从那以后，她开始隔三差五地不按时回家，甚至有时还很晚回家。她的脸上则始终带着一种得意洋洋而又神秘莫测的笑容，好象捡到了飞机上掉下来的一百万美元恨不得让全世界人知道可又怕被人追杀或者被政府要回去又得坐牢一样。

　　我父亲因我母亲那越来越目中无他的样子而受到的伤害与刺激，绝不亚于一个王子受一个婢女侮辱的程度。看着我母亲每天得意洋洋地早出晚归，他开始变得非常不安和十分烦躁。尤其是每个月当我母亲领到工资的那一天坐在沙发上将工资从皮包里一沓一沓地拿出来放到茶几上的时候，他的脸就变得比过夜的炒猪肝和白开水烫过的茄子还要难看数倍。他的鼻孔似乎只用来出气而不用吸气。他时而在沙发上坐下，时而又站起来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既象急救室外面妻子因自己乱搞男女关系而服毒的丈夫，又象产房外一心想要儿子却同时担心即将出生的是一个女孩的男人。走来走去的时候，他的双手一会儿抱在胸前，一会儿反剪到背后，一会儿又象得了偏瘫症的人下垂两侧。他是恨也不是，急也不是，后悔也不是——三个月前我母亲找他讨论维克为什么给她那么多钱时的形象显然早已连影子也见不到一丝了。

　　终于，又到了我母亲发工资的那一天。我母亲又是照例双腿象青蛙一样地盘着坐在沙发上，然后将工资从她那漆黑的意大利真皮包里一沓一沓地拿出来整整齐齐叠放到茶几上，嘴里则是哼哼叽叽地唱着谁也听不清楚的外国流行歌曲，一脸的灿烂和得意。

　　我父亲已走来走去地走了两三个小时了，他现在下班后总是直接回家，晚上也很少出去，也很少不回来吃饭。这天他回家后就一直那样走来走去地走着。他在等我母亲——等我母亲回来，等我母亲将饭做好；吃了饭后，又等我母亲将碗筷锅盆洗完后坐到沙发上把钱拿出来放到茶几上很久——我母亲嘴里的流行歌曲都不知重播了多少次，他才开口说：“我说，你从明天开始不要再去德国公司上班了，好不好？”

　　“为什么？”我母亲头也不抬地问，问完了又继续她的流行歌曲。

　　“不上就不上了吧，没有为什么。”我父亲双手反剪在背后，低着头，眼睛看着他锃亮的皮鞋尖尖。

　　“我上得好好的，干吗说不上就不上。”我母亲还是没有去看我父亲，说完，态度坚决地甩了一下头。

　　“你在机关不也干得好好的吗？那时又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我父亲跟我母亲算陈年老账。

　　“那不一样。”我母亲摇摇头，仍然没有去看我父亲，“那时是我自己不想干了，干厌了。现在，我自己想干，真干得开心的时候呢。你说我干吗不干呀。”

　　“你真的干得开心吗？”我父亲问这话时，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动着。

　　“那当然。”我母亲昂了昂头，“难道开心也有假的。”

　　“这个世上什么没有假的。”我父亲嘟哝了一句，已想不出什么话来说服我母亲了。他那惯于做思想工作的口才此时竟然一点也发挥不了，好象一架从来不曾有过任何小毛病的机器突然出了大故障。“你最好再考虑一下，我说，还是不去上算了吧。”他又重复了那句开始时说的话。

　　“没什么考虑的。”我母亲断然回答，“你不是让我干出点名堂来吗？我还没干出来呢。以前在机关那么多年，我什么也没干出来。现在，我倒真想干出点什么来。实话跟你说，我现在干起来真觉得比以前有劲。以前做事不多，可一天下来，累得半死的样子。现在，做事比以前多得多，可似乎比以前还轻松呢。从没觉得有很累的时候。”我母亲说此话的时候确实一点不累的样子。

　　而我父亲听完此话，却象哑巴吃苦瓜。我父亲的脸抽蓄了几下，再一次讪讪地说：“我跟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最好不要去那里上班了。反正现在也不缺钱。就算缺钱也由我来想办法，你就在家里呆着算了-------”

　　“你来想办法？你怎么想办法？再说，挣钱这个事也不是说缺钱才去挣钱的。按你那想法，那些大老板们干上几年就不用干了，何需一辈子在商场上绞尽脑汁地爬来滚去？你以为他们那是缺钱，是不？人要真到了缺钱的时候去挣钱，偏偏就没地方挣了。你以为谁都想挣就能挣的？哦，也许你有这个本事。但是，并不是每个人有你那么有能耐，或者说就算有你那能耐，未必有你那运气。你不要再劝我了，当我不想挣钱的时候，我自然会主动不去。但现在我正对挣钱有着极大的兴趣呢。”我母亲连讽带讥地说了一大套，给我父亲插嘴的机会也没有。说完，她又在那里又是数钱又哼歌。

　　我父亲被我母亲一顿奚落后，就再也不说什么，而是一声不啃地独自进入了房间。

　　那个晚上，我母亲和我父亲两个都一夜未睡。他们谁也没跟谁说话，而是睡在同一张床上，各自想着各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