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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库里剿匪,三里三侥幸从库里山西北角冲杀出去,便和大五洋跑散了。铁哥们儿王二马不停蹄的跟着他。两人白天藏在荒草从中,只能夜间赶路。三天后,来到了郭尔罗斯西部草原。 三里三人马进了草原,如同鱼儿进了水里。 他们在草原上休息了两天。两个人便密谋着今后的出路。 三里三心里明白:自己罪大恶极,被共产党抓住是死路一条,自首也是死路一条。 依王二的意见,两人重新回到东江湾的柳条通里,招兵买马,准备东山再起。三里三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声:“没机会了。” 王二又给他出主意:到长春投奔中央军。 三里三还是摇头:“就咱俩去投中央军,啥名堂混不出来,倒是给中央军添两个站大岗的哨兵。没意思!” 两个人冥思苦想,没找到出路。 三里三烟瘾上来了,赶紧拿出那杆烟枪,躺在草地上抽了起来。有了精神头儿,他坐了起来,伸手摸了摸自己腰里仅剩下的两块烟土,又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这麽大的一片草原,上哪儿去弄大烟土?” 之后的日子里,他便私下里打听,哪里有卖大烟的。 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他认识了一个卖烟的贩子,便和那个人交上了朋友。从此,三里三有了“食粮”,精神头儿越发足了起来。按照烟贩子的指点,他着手建立了几个联络点,开始倒卖烟土。 三里三倒卖烟土,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横财。 1947年9月下旬。东北正是打土豪、反恶反特运动的开始。一天,东三家子瓦房村村民高哈拉巴拉正在家中莳弄园子,发现两个陌生人到他家找水喝。高哈拉巴拉便与两个人攀谈起来。在谈话中,高哈拉巴拉发现一个人脖子上有一条绿色线绳,断定身上有匣子枪,肯定不是好人。于是,趁两个人喝水之际,他悄悄地找来了邻居的两个棒小伙子,三个人一起将带枪人的手扭住。从他身上搜出一只快慢机匣子枪,60发子弹和一些大烟土。当即将其五花大绑,押送到区政府。经审讯,他们承认是土匪,那个带枪的人是土匪头子三里三,另一个是三里三的铁哥们儿王二。区武工队立即将二人押送到郭前旗公安局。一声枪响,土匪头子三里三被处死,王二被押送到某劳改农场。 大五洋和花蝴蝶从库里屯逃出之后,一直向西,绕过查干泡,逃到乾安县的狼牙坝,隐藏起来。 他们在泥林中躲躲藏藏,深一脚,浅一脚艰难的行走,还要躲避前来搜山的解放军和民兵。这时,已到了雨季,正赶上大雨倾盆。马架子漏雨,两人无法睡觉,就蜷缩在一起等候天亮。两匹马被雨淋得深身发抖。 “这样的日子,我过够了。”花蝴蝶叨念着。 “再忍一忍。等风头一过,我们就离开这里。” “到哪去?” “到大赉县,找‘天照应’去。” “天照应会收我们吗?” “会的。” “听说天照应也被解放军追杀过。” “还好,听说是逃了出来,如今在安广一地混呢。” “消息准确吗?” “准确。” “那我们快去吧!我一天也不想在这呆了。” “我不是说了吗?等风头过了再说。现在到处都是解放军和民兵,到处都在抓咱们,能走得了吗?” 两人在狼牙坝咬牙忍受了二十几天。趁一个黑夜,两人骑马离开狼牙坝,一直向北走。两人白天放马,躺在草地上睡觉,夜里赶路。三天后,终于在安广一带和天照应接上了头。 天照应四十多岁,矮个子,络腮胡子,身体很胖,说话粗嗓门。手下的人马被解放军追杀,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只剩下二十多个人。对于大五洋和花蝴蝶来挂柱,他并不感到高兴。因为他早就听说大五洋绺子劫解放军军车的事儿。他对大五洋参与政治斗争很是反感。他曾对手下人说:“我立绺子求的是财,为老蒋卖命,我不干!” 天照应多了个心眼,没给大五洋和花蝴蝶什么头衔,只是让他俩人在营中巡哨。天照应心里明白:大五洋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别看现在他虎落平阳,一旦脚根站稳了,翅膀硬了,他还是会飞的,暂时到这儿来只是避难。天照应最担心的就是大五洋把手下的弟兄拉走。真那样,自己苦心收拢的这点人马就会七零八落。走光了,自己岂不成了光杆司令吗? “要防着他,不能让他有下手的机会,”天照应心里说。 大五洋心里也明镜似的。他知道:天照应怕他把人拉走。逐渐地,他也感觉到了自己在天照应绺子里的日子不好过,因为天照应处处防着他。于是,他偷偷摸摸地串通好了三个知心的兄弟,趁一个夜晚,领着老婆和三个小兄弟逃回了郭前旗。 天照应发了疯,破口大骂大五洋和花蝴蝶不讲道义,是一对狗男女。 大五洋、花蝴蝶折回郭前旗后,又跑到查干泡东岸,躲在湖边的芦苇荡里。 两个兄弟没有枪。依大五洋的意见,到解放军军营外面,抢解放军哨兵的长枪。花蝴蝶不让,她说那样就彻底地暴露了自己。 一天,大五洋叫花蝴蝶到新庙去打听三里三的下落。花蝴蝶扮成村妇,提着篮子进了新庙镇。她走到新庙时,就感到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叫。她进了一家小饭馆,要了一碗面,吃了起来。这时,临座的两个男人小声的对话被她听到了。 一个年岁大的说:“现在是乱世,到处都有劫道的。” 年纪小一些的说:“出门儿带点家伙,棍棒了啥的都行。” “棍棒有啥用?要是有支枪就好了。” “买一支呗。” “那得多少钱啊?” “兵荒马乱的,枪有的是。不贵,二百大洋就能买一支短枪。” “饭都吃不饱,上哪弄二百大洋去?” “买不起好的,次点也行!一百大洋就能买到一支旧的。” “上哪去买呀?” “听说袁家窝棚一带有,当年小日本撤退时,扔下一些。” …… 接下来的话,花蝴蝶根本没听。 她匆匆忙忙地吃了那碗面,就挎起篮子,扎上头巾,离开了新庙。 回到芦苇荡,她把在饭馆里听到的话说给大五洋听。 大五洋犯了难。他不缺大洋,就是买上三五条枪也不成问题。难的就是现在形势紧张,解放军、民兵遍地都是。一旦露出蛛丝马迹,被解放军抓住,命就得搭上。不去买,手下两个兄弟没枪怎么办? 听说有卖枪的,大五洋的两个小兄弟就催着大五洋给他们弄枪。 花蝴蝶一拍胸脯:“我去!我随机应变,买到就买,买不到就走,决不能让解放军抓住。” 大五洋思考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大五洋骑马把花蝴蝶送到四十家子屯边,一再嘱咐她千万要小心。 花蝴蝶一挥手,示意大五洋回去吧! 大五洋还是不放心,瞅着花蝴蝶的背景走远了,才打马折回芦苇荡。 花蝴蝶打扮成村妇模样,在四十家子屯买了二百个鸡蛋,说是走亲戚。她提着二百个鸡蛋,徒步来到袁家窝棚时,已经快到中午了。 袁家窝棚位于新庙镇以南,靠近前郭通往大赉县的南北通道,离新庙镇不足十里路。 花蝴蝶进了屯子。见一家土房里走出个老妇人,赶紧上前搭话:“大娘,我打听个事儿。” “啥事儿?” “有买鸡蛋的吗?” “没听说,这屯子卖鸡蛋的人家倒是不少。” “大娘,我渴了,我想进屋喝口水。” “行!进来吧!” 花蝴蝶随老妇人进了屋。这是两间土房,屋子里收拾得挺干净。进屋一问,老妇人姓袁,家中三口人,老头子到前屯姑娘家去了。儿子上地干活去了,家里只剩她一个人。 花蝴蝶走了一上午的路,累得腰酸腿疼。她像老妇人一样盘腿坐在炕上。老妇人为她倒了一碗热水,她边喝水边同老妇人闲聊起来。先是谈鸡蛋,她说她家是湖边八排村的,鸡养的多,出来看看,这屯好卖不好卖。之后,花蝴蝶把话题转到了这世道上。 “大娘,我来得早。在四十家子屯外,被一个小伙子截住了。” “劫你干啥?” “他先朝我要钱。我说我没钱,只有这点鸡蛋,要去卖。他见我真的没钱,就动了歪心眼儿。” “他要干啥?” “还能干啥?嘻皮笑脸的,动手来拉我……” “妈呀,吓死了!那你呢?” “我就喊救命啊!,开始他还没在乎,来扯我的衣服。看我使劲儿地喊,他吓得赶紧跑了。”花蝴蝶说完,低下了头,装出一幅害羞的样子。 “这世道,太乱了。你说那年轻轻的,咋不学好呢?这不是拦路抢劫吗?” “可不是。所以,大娘,您得帮我个忙。” “帮你啥忙?” “帮我买条手枪。” 老妇人一听“买枪”两个字,吓得“妈呀”一声:“孩子,枪可不是好玩艺,那是凶器。再说,政府也不让买呀!” “咱偷着买还不行吗?” “老贵了,你能买得起吗?” “我养鸡攒了几个子儿。现在世道太乱,我想有把手枪,留着防身。谁要是再敢动我,我把枪一掏,他就得吓跑了。” “我可不敢替你买。再说,我也不知道哪有卖枪的。孩子,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花蝴蝶见老妇人不帮忙,没敢再提买枪的事儿。 午饭做好了,老妇人的儿子也回来了。小伙子长得挺英俊,大个子,浓眉大眼,只是瘦了些。刚进里屋,便见炕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媳妇。他赶紧问妈:“妈,咱家来客啦?” “过路卖鸡蛋的。”老妇人向屋里瞅了一眼,趴在儿子耳边小声说:“这个女人,先说是卖鸡蛋,又说要买枪,胆子可真不小。” “买枪?”儿子听妈一说,直愣愣地看着妈。 这时花蝴蝶从里屋走出来:“大娘,这是你家大兄弟吧?长得真英俊,浓眉大眼的。” “你可别夸他。这孩子毛手毛脚的。” 小伙子瞅了花蝴蝶一眼,不好意思地笑了,随后低下了头。 花蝴蝶又详细地看了小伙子几眼。从目光中读出了小伙子一脸的诚实,一脸的憨厚。花蝴蝶这才放了心。 “老弟,我过来卖点鸡蛋。刚才我和大娘说了,我想买条短枪,这兵荒马乱的,买条短枪是为了防身。遇到坏人,把枪一掏,坏人就吓跑了。”花蝴蝶说完,“格格”地笑了起来。 老妇人赶紧问儿子:“咱这屯子有卖枪的吗?我咋没听说?” 小伙子也说:“我也没听说。” 小伙子说完,进了里屋,帮妈把桌子放好,又把碗、筷捡了上来。这时,他耳边又响起了民兵队长大李子的话:“咱东北虽然已经解放,但残余的特务、土匪还很多,我们要加倍提高警惕。” 捡完碗筷,小伙子对妈说:“妈,我大姑父家的犁杖坏了,让我去帮助修理一下。收拾完了,我就在那吃了。” “好!你去吧!” 小伙子走了。老妇人和花蝴蝶两人坐在炕上,边吃边聊。 小伙子出了门,赶紧往民兵队长大李子家跑,向队长做了汇报。 大李子正在吃饭。听小伙子一说,放下筷子,赶紧骑上马,直奔新庙镇公安局。 新庙镇公安局。公安人员老张听了大李子的报告,作出了判断:“这肯定是流窜的土匪,普通百姓是不会买枪的。”老张和他坐在一起,研究出一个抓捕女土匪的方案。 大李子骑着马,匆匆赶回袁家窝棚。 小伙子正在他家里等着他。 大李子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 小伙子匆匆忙忙地返回了家。一进屋,小伙子赶紧对花蝴蝶说:“姐,我和我大姑父说了你买枪的事儿。赶巧了,还真的有一把。” “真的?”花蝴蝶的眼睛一亮。 “真的!我大姑父说,他有个表哥,家住在新庙。他家有一把手枪,是他爹当年当胡子留下的。日本造,现在要卖,听说,要二十块大洋呢!” 花蝴蝶细细地读着小伙子的脸,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就说:“老弟,能不能拿来,让我看看?” “不行!要看得到他家去看。” “他家住在新庙?” “新庙南郊外。” 花蝴蝶思考了一会儿:“那……谁领我去呀?” “我大姑父说,你要买的话,他陪你去看。” 花蝴蝶又想了想:“好吧,你能不能把你大姑父找来?” “行!”小伙子说完出去了。走到外面,小伙子给妈使了个眼色。 老太太什么都明白了,心开始“怦怦”地跳。 不一会儿,民兵队长大李子进来了。 花蝴蝶细看这个人,三十多岁,穿着一身粗布衣服,中等个,黑黑的脸膛,胡荐子挺高,一张嘴,露出一口黄牙。瞅了花蝴蝶一眼,也没说啥。只是管老妇人叫了一声“大嫂”。 老妇人赶紧搭话:“来了,坐下吧。”接着又向花蝴蝶介绍:“这是孩子他大姑父。” 看大李子挺憨厚的,花蝴蝶这才放了心。 大李子赶着马车,拉着花蝴蝶和老妇人的儿子去了新庙。 马车在郊外向右拐了个弯,进了一个土坯围成的四合院。院子挺规整。三间土房,中间开的门。大李子在前边走,两个人在后面跟着,进了东屋。大李子一眼便瞧见公安人员老张正在扫地。见大李子进来了,忙打招呼:“呀,表弟,今儿个咋有功夫来串门呀?” “有点事儿找你。” 老张忙问大李子:“这两位是谁呀?” 大李子忙介绍:“这孩子是我妻侄。这位大姐是过路的,找你有点事儿。” “找我有啥事儿?” 大李子圧低了声音:“去年你不是跟我说,你有一支手枪要卖吗?还卖不卖了?” 老张故意装出害怕的样子,到门口往外瞅了瞅,随手关上了门。 “谁买枪?” “这位大姐。” “她买枪干啥?” “她说是为了防身。” 老张又故意装出为难的样子:“买卖枪支是犯法的事儿。要是让公安局抓住了,就得蹲大狱。” “哪能呢?都是自家人,谁能走漏风声?”大李子赶紧解释。 老张还是装着犹豫不定的样子。 大李子忙说:“表哥,你就说卖不卖吧?不卖,我们就回去了。这位大姐还急着回家呢?” 老张又想了想:“卖是想卖,放在家里老不放心,说不定哪天就被公安局搜去,还得惹来麻烦。” 大李子忙问:“那得多少钱?” “没一百大洋不卖!” “太贵了吧,”花蝴蝶赶紧搭话:“老弟不是说要二十块大洋吗?” 老张的脸立刻拉了下来:“二十块大洋可不能卖。冲着你认识我表弟,最少也得五十块大洋。” 花蝴蝶从进来到现在,一直在观察老张的表情,并没看出什么破绽。这才走上前:“能不能让我先看看货?” 老张想了想,没言语。他走到屋地中央,揭开土豆窖的盖儿,伸手从里面拽出一个油布包,慢慢地打开,露出一支日本造的盒子枪。 花蝴蝶见到枪,立刻露出她野狼般的本性。她把枪一把抓到手,掂了掂分量,前后左右看了一遍,打开保险,又对了对准星,这才把枪放在炕上。 “五十大洋,我要了。” “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花蝴蝶把手伸进里边的衣服口袋,拿出一个白布缝的钱袋子,白花花的大洋露了出来。她抓出一把,一边往炕上扔,一边数着钱数。 “五十大洋,一分不少。”说完,她拿出两块,送给大李子一块,又送给小伙子一块:“你们辛苦了,这是你们的辛苦费。” 花蝴蝶把剩下的钱装进内衣口袋里,伸手便到炕上去拿枪。这时,老张一把将花蝴蝶伸出的手抓住了:“别动!” 处在极度兴奋中的花蝴蝶,这时仿佛从梦中惊醒一般。她知道自己中计了。她赶紧把左手往裤腰里伸,被大李子一把将胳膊抓住了。 这时,从西屋走出一男一女两个持枪的公安人员,用枪顶在了花蝴蝶的头上。 女民警解开了花蝴蝶的上衣,发现贴着内衣,吊着一根红线绳。女民警把手伸进花蝴蝶的裤裆里,拽出一支手枪。 女民警接着搜身。除了一袋大洋,再没有发现什么。 花蝴蝶被带进新庙镇公安局。 经审讯,花蝴蝶招了供:自己就是匪首花蝴蝶。 1947年末,女匪首花蝴蝶在郭前旗被我人民政府枪毙。 自库里剿匪之后,匪首金甲龙从库里西北角逃了出来后,躲进了江边的柳条通,好长时间没敢再露面。 1946年12月,在柳条通里猫了半冬的金甲龙见风头已过,便开始串联人马,重操就业。他组织了北部地区的残匪100多人,继续掠夺民财,无恶不作。我蒙古族独立团几次围剿之后,剩下的残匪也苟延残喘,有的回家务农,有的逃跑,有的投降。金甲龙眼见绺子逐渐瓦解,便带领残匪十来个人,趁着一个黑夜,逃到郭前旗西部。后绕道至长岭,又从长岭转到长春,投靠了国民党。 自花蝴蝶那日去新庙乡下买枪,大五洋一直等到晚上也没见她回来。他立即派人到新庙去打听。回来的人告诉他:“花蝴蝶已被公安局抓去了。”大五洋听到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很后悔,不该让花蝴蝶去冒这个险。他清楚:这里已经不是自己的立足之地了。如果老是在这里耗下去,自己也只能是死路一条。之后的一些日子里,他东躲西藏、坐卧不安,不敢露面,更不敢回德惠的老家。他知道:国民党气数已尽,就靠他和手下的三个崽子,投靠国民党也不会有好果子吃;自首,对于他这样的一个罪恶累累的土匪头子,共产党是不会饶过他的。思来想去,一咬呀,一跺脚,趁一个夜晚,他乔装改扮,扔下三个崽子,只身逃往黑龙江。 1947年,黑龙江省某煤矿多了个窑工,40多岁,大个子,姓杨名武大,有一身的力气,工作十分积极,深受煤矿领导的信任。之后又被提升为窑下作业组组长。不久又成了家,娶了个30多岁的寡妇。 1950年,黑龙江省某煤矿来个参观团。团里有个在郭前旗工作过的军干部。他在井下参观时,发现一个窑工的面孔十分熟悉,便冥思苦想。后来终于想起来:此人可能就是土匪头子大五洋。 这位军干部赶紧向厂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并查阅了这个窑工的档案。只见履历表上清晰的写着姓名:杨武大。这位军干部一拍桌子;“正是他!” 厂领导赶紧问:“他是谁?” 军干部说:“杨武大,你们倒过来念。” 厂领导读到:“大武杨。” 军干部说:“对,就是他。这个人原是郭前旗一个大土匪头子,报号‘大五洋’,他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此人解放后逃得不知去向。没想到,这小子跑到这来了。” 1950年,匪首大五洋在黑龙江某煤矿被抓获,后被我公安机关镇压。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林彪、罗荣桓发起了辽沈战役。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占领锦州,截断了东北敌人向关内的退路,之后把长春围得水泄不通。兵临城下,许多被困在长春的国民党军队率先起义,其余的投降。 陈荣久当时也被困在长春。后来见大势已去,再跟着国民党只能是死路一条。他和陈万才商量后,于9月14日率领自己的独立营投降了解放军。 他的一个营被收编在解放军某部的骑兵团。经过整顿和思想改造,他当上了二营一连的副连长。陈万才调到一营,也担任了副连长。 全国解放后,国家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重点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份子和反动会道门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份子。1950年10月,政治运动首先在党政队伍中开始。此时,身为解放军某部独立团二营一连副连长的陈荣久坐卧不安。他回想起自己这些年走过的路:当土匪,劫军车,杀害解放军战士,抢劫百姓财物……他越想越怕,越想越睡不着觉。他知道:一旦东窗事发,自己的罪行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共产党一定不会饶了他。莫不如早点给自己找一条后路。思来想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咬牙,趁一个黑夜,他腰别短枪,乔装改扮,溜出长春,徒步跑到小合隆镇,之后坐上了北去的列车。他坚信古人的一句话: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他坐上火车一口气逃到哈尔滨。为了生存,到哈尔滨后,他不得不干一些出力的活。经人介绍,他当上了某工厂的运煤工,整天赶着马车,为工厂运煤,一天要干十来个小时的活。弄得一身煤灰,一张白脸变成了黑脸。晚上躺在床上。累得浑身疼痛。 忽然有一天,他在运煤的路上遇见两个熟人——他们都是郭前旗的同乡。幸亏他戴一顶狗皮帽子,身穿劳动服,一脸的煤灰,没被对方认出来。以后的日子里,他又多次遇见郭前旗的熟人,又几次侥幸躲过了碰撞的机会。终于在一个晚上,他辞掉了这份工作,只身逃往黑龙江省某林场。他当上了一名伐木工,整日在深山里伐木,油锯不停的叫唤。每放倒一棵树,他便扯着嗓子喊:“顺山倒了哎……” 时间一长,他又厌倦了这份工作。他觉得干这份工作莫不如蹲大狱,还能落个清闲自在。她认为:像他这样的一个财主家的少爷,一下子干这种工作,就是对自己生命的摧残,比自杀还难受。 终于,他又辞掉了这份工作,只身来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他认为:自己是蒙古族,自己的祖宗是草原人,他来草原上也是一种回归。 他清晰记得:他有一个远方的表兄就住在呼伦贝尔草原,叫达木格。只有他能接收他,容纳他。 他在草原上转悠了十几天,终于找到了表兄。 表兄已经50岁了。他还是小时候在老家见过一次表兄的面。这么多年没见面,已记不得表兄的摸样了。若不是他还记得姑父姑母的名字和表兄的名字,表兄也不认识他。 表兄是个牧民。他暂时住下来,帮表兄放羊。 他对表兄隐瞒了身份。他说,因为他们家是地主,土改时家产被共产党分了,老婆跟他离婚了。他被定为四类分子。由于他成分太高,在郭前旗根本讨不到老婆。为了成个家,他只好来投奔表兄。 表兄达木格根本不信。在他与陈荣久的言谈中发现:他根本不是个普通的庄稼人,也不是普通的牧民。因为每次谈起种庄稼,他说的都是外行话;谈起放牧,他又扯得太玄乎。 表兄决定对他进行一番调查。 达木格托他为自己放几天羊,他要到临旗去买十几只羊。需五六天才能回来。 陈荣久满口应允。 达木格坐上火车,一口气来到郭前旗的达里巴屯。达木格以前曾来过这里,对这里很熟悉。他在屯子里一打听,没有人不知道陈荣久大名的——他先当土匪,后投奔国民党,最后又投降解放军,镇反运动中又亡命天涯…… 达木格回到家乡后,立即向旗政府报了案。 陈荣久在呼伦贝尔盟被抓获,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