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委机关就设在市政府大院的一憧小楼上，那时间宛城还是个县级市，教育局也在这个大院内。我一直惦记着余红调动工作的事，一上班我就很注意教育局的局长和工作人员。局长姓郑，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文雅而有风度，他为人也很和善，可是我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也没有机会和他接近，只有在院子里见面时问声“郑局长好”，他便微笑着向我点点头，然而，我怎么好开口向他提这样的要求呢？他会拒绝的，一定会的，我就和教育局的通信员小李拉近了关系。小李也是刚分进机关的学生，家在郊区，我们二人也就比较投机，我把心中的苦恼向他诉说。他摇着头说：“丁哥，很难呀。郑局长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但是他表示愿意帮我。我托人在玉器厂看了一双菲翠的绿玉镯，要价一千八百元，那是刚上班，每月只有二三百元的工资，但是为了余红，我泼出去了，我宁愿吃糠咽菜，也要把她的事办好。我从同事那里借了二千元钱，又带上这位熟人，找到了玉器厂的一位副厂长，副厂长说，这已经是内部价了，不是马科长的面子我们是不会卖这样低的，在市场上，怎么也得三千多吧。马科长又帮我说话，说宛丁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家是农村的，比较穷，为了求人办事，钱还是借的。那位厂长被磨不过，答应一千五卖给我，我高高兴兴地交了钱，厂长让人在上面按二千元打上价签，小心的包好，交给了我。

　　那天晚上，小李把我带到郑局长家的楼下，让我自己去，他就走开了。

　　“郑局长从来不收人礼的，你看好时机再拿出来。别惹恼了他，就弄巧成拙了。”小李临走又叮咛我。我一个人在黑暗的楼道上走走停停，三层的楼梯竟走了十来分钟。我敲开了郑局长家的门，郑局长开开门，看看是我，笑着说：“我以为谁呢？你不是农委的小宛？”

　　我说是我局长。郑局长说你找我有事吧？我本来一路上都盘算了一肚子主意，见了局长先不提事情，先拉拉关系，听小李说，局长老婆的老家是和我一个县的，也算半个老乡。谁知道郑局长开门见上的问话一下子把我的计划打乱了。我说是有事要求你。郑局长说，你说吧。要是能办到的，我一定帮你办，要是办不到，可别怪我呀。我说局长，哪能呢，不过这个事你能办。于是我就把余红的情况向他说了。郑局长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对我说：

　　“小宛呀，这事还真让我做难了。她是你对象？”

　　“是呀局长，她一个人在那里我们的事怕就要吹了。”

　　“哎呀，她要是应届毕业生，待分配的，也许我说要还可以，我们也缺教师呀。可是她已经有单位了，跨县市分配，很难的。怕是办不成呀。”

　　我一听就急了：“郑局长，你就想办法帮帮我们吧。我们这些农民子弟，不靠你还靠谁呢？”我一边从包里掏出那副玉镯，在灯光下，那镯子闪着绿莹莹的光。

　　郑局长愠怒地看着说：“小伙子，你这是干什么？要这样，你现在立既从我家走出去。”我看着郑局长的脸，眼里蓄满了泪水。郑局长看我呆呆地站着，脸上的颜色缓和了一些，对我说：

　　“这事你别急，容我想想办法。”

　　我举着玉镯的手又向他面前伸了伸，他用手轻轻一挡，就听见当的一声响，玉镯从我手里滑落在地板上，一阵脆响，镯子碎成了几半，我伤心的弯下腰，捡起那几片漂亮的玉片，包好放进了包里。我转身出门，郑局长十分抱歉地把我送到门口说：

　　“小宛，先让她在那里安心地工作着，等以后有几会再说吧。”

　　我那天晚上一个人跑到一家小酒馆，独自要了一瓶老白干，喝了个净光，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家的，第二天早上，我头痛的起不来床，就往办公室打电话请了个病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