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萍就是付萍。她几乎没用多大的力，就制服了市总工会那个自恃清高、目中无人的任主席，这多少让吴镛感到意外。

　　在他们吵架的第二天，付萍就去了市总工会，直接去找任主席。

　　“任主席，我是吴镛的妻子，请问，我爱人的工作你到底什么时候安排？”付萍一踏进任主席办公室的房门，就大声嚷着。

　　任主席被这个突然闯进自己办公室的女人的高声给镇住了，半晌才缓过神来。

　　“吴镛的事他自己可以来找，你来干什么？”

　　“你说我来干什么？我来找你说理的。我丈夫是部队转业军人，拿着组织介绍信来报到的，凭什么不安排工作？”付萍越说声音越大。

　　任主席走了过去，掩住了自己的房门。他滴溜着眼，想着对策。

　　看来，来者不善呀，如果让她继续大吵大闹，且不说影响机关秩序，就是自己的脸面也会给扫尽的。俗话说，男不和女斗，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先忽悠住她，把她稳住再说。

　　“哦，站着和坐下一样说，声大与声小都一样，你还是先坐下，有话好好说。”任主席端了一杯茶水，放在茶几上，打着手势，示意她坐下。

　　付萍看到对方软了，便坐了下来。她放低了声音。“你说，我爱人工作的事到底怎么办？我们也不难为你，如果你难安排，就给我写个东西，我就去市委，找冯书记。”尽管音量没有刚才那样高亢，但语气强硬得像要戳伤对方似的。

　　“哦，市委冯书记，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任主席惊讶地问。

　　付萍看见对方上了套，故意卖开了关子：“你说我跟他能是什么关系？他是领导，我是群众，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呀。”

　　哼，吹牛也不知道上税？区区一个纺织厂的女工，怎么会认识市委冯书记？要是真的认识，以吴镛的职业，放得公检法那么好的系统不去，来这穷工会干嘛呀，该不会是她在玩弄狐假虎威，用大龟吓唬傻女子的把戏吧，我才不会上当呢。可仔细一想，不对呀，如果这女人与冯副书记不认识，她敢这样趾高气扬地跟我大喊大闹吗？工会是比公检法寒酸了些，可工作却清闲舒服，不会没黑没夜的，风里来，雨里去，整天提着脑袋干事。一个搞保卫的能分到工会，看来此人一定有来头。宁可错信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万一他们与冯副书记真的有关系，咱这不是像黄继光那样给枪眼上撞吗？想到这，任主席站起身来，笑着给付萍说：“你先回吧。我们开个党组会研究一下。”

　　“什么时候可以答复我？”付萍盯着任主席问。

　　“三两天吧。你把电话给我留下。”

　　“我没电话，你给我发传呼吧。”她站起身来，像是在自家一样，顺手拿起笔，在办公桌上的一张空白纸上写了个号码。“我再信你一次。给你两天时间研究。后天我照来，听候答复！”付萍说罢，头也没回，径直走出了任主席的办公室。

　　“这个女人……不寻呀常……”望着付萍的背影，任主席一边把那张纸叠好，一边哼起了《沙家浜》里刁德一的那句唱腔。

　　这个任主席算是个官痞，在行政机关工作了二十多年，深谙为官之道。就说他这个县级干部吧，也是通过暗箱操作得来的。

　　起初，他仅仅是政府一个部门的小科员。当时他们局局长的家庭是个“一头沉”，妻子和儿女都在农村。为了进步，他挖空心思，甚至甘当局长家的长工，替人家干一些脏活、累活。就说夏收、和秋收吧，用不着招呼，他就去局长的老家帮忙收获，感动得局长破格给了他一个秘书科长。

　　有了这个职务，他便开始实施新的行动。一方面，继续巴结局长，另一方面利用他所发明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开始了政治投资。他通过借钱等手段，筹集了一些钱，准备通过省上一个熟人的引荐，送给了市委组织部长。可帮他牵线的人说：“你的那么多的票子给领导，领导怎么接？况且，现在的领导家里都没有验钞机，即使有，也不便在你当面查验，万一哪张是假的花不出去，到时候不仅钱等于白送事小，弄不好还会砸了自己的牌子。听我的，现在银行里开展了刷卡新业务，你去办个银行卡去吧，把钱存在卡上，然后把卡和密码给他，这样整在。”

　　“是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他听从了这个牵线人的劝告，办了一个银行卡，然后把卡和密码放在信封里，在登门拜访时，把信封交给了组织部长。

　　组织部长先是不接，在他苦苦的请求下，最后还是收下了那份礼。

　　这礼还真的没白送，不久，他就被提拔为市总工会的副主席。

　　“什么破单位，去那既没有权，也没有钱，还不是白白耽搁了前程，真是不划算。”他起初有些想不通。

　　组织部长看出了他的心思，在跟他谈话时叮咛道：“市总工会这个部门虽然清贫些，但很重要，它是我们党联系工人阶级的一个群团组织。现在，老主席年岁大了，外县想回来的那些书记和县长都觊觎那些好的位子，对这里不怎么热心。你要好好干，守住这块土地，我寄予你很大的希望。”

　　是呀。有道是，有穷庙没有穷方丈。只要有权，还愁没钱花？现在部门越好，副职的实权越小，有的甚至还不如一个科长。虽说市总工会算不上什么重要部门，可这毕竟是个机关，手下管的能人多的是，有高级技工，职工文学艺术家，不仅可以利用职权，在市级各大企业办一些诸如招工之类的事，而且一年不掏钱，弄上几幅好一点字画那还不易如反掌？再说，只要占好了这个位子，要不了两年，只要老主席一退，谁能从我手中把主席的位子抢走？到时候，这工会的天，不就是我任家的天了？

　　组织部长的话让他茅塞顿开，他愉快地走上了这个工作岗位。此后，他便穿梭于各大企业，与其说是指导工作，倒不如说是拉关系，走后门，从中获得一定数目的“劳务费”、“牵线费”。除此之外，他还利用手中的权利，通过工人书法家、艺术家，以各种名义从市书法家协会和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手中，索要了大量的书画作品。一时间，他摇身一变竟成了秦阳市艺术作品的收藏家。当然，他也借机巴结有关领导，不仅给他们送礼，还给他们送一些装裱好的名人名字画。

　　一年以后，在老主席退下后，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秦阳市总工会主席。从此，他开始利用职权，全方位地收获着利益，其中包括原来政治投资剩余的成本，和由此所产生的丰厚的利润。

　　在他的用人思想里，有三种人是必须考虑重用的：第一种是有背景的。这些人你惹不起，你要想进步，还要靠他们帮忙。第二种是走狗型的。这些人唯命是从，你想让他咬谁，他便咬谁，要想安安稳稳地做自己的官，还得靠他们撑腰。第三种是实干的。单位的事总得有人干，离了这些人也不行。但是，不管是谁，也不管他属于哪个类型，谁要想进步就必须遵循常规，先“上货”。

　　当吴镛拿着军转办的介绍信报到时，他一肚子的不高兴。心想，你就是进庙也得先花钱买把香吧。一个转业干部耍得也太大了，竟然以保卫科长自居，光着手，装着一包烟，大摇大摆地就要来上班。你认为这总工会的门，是专给你家开的？所以，刚开始，他便冷冷地把吴镛碰了回去。本想着这家伙碰壁后会有所醒悟，谁知他却麻木不仁。正当他准备给吴镛再次下套时，没想到付萍找上门来了。

　　从付萍说话的口气里，他隐隐约约得到了这样的信息，这个吴镛是有背景的，他不仅是个高干子弟，好像与市委冯副书记也有关系。如果吴镛真的是个人才，如果他真的跟冯副书记有什么关系，那么他就起码同时具备了第一、第三两个条件，不仅可以给自己当长工，或许以后调教一下，还能成为自己的一条走狗呢。更重要的是可以用他，拉近自己与冯副书记的关系。冯副书记是市委主管组织的副书记，像总工会主席这级领导的官帽，凭冯副书记一句话可能要戴就戴上了，要摘就摘下了。控制住吴镛，就等于搭上了与冯副书记联系的桥梁，这可是好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呀。再说，这个吴镛的妻子尽管脾气不怎么好，可还是有姿色的，看着她也可以赏心悦目。想着想着，他把办公室主任叫了过来。

　　“你记一下，把吴镛放在组联部，他在部队是个正营，先让他做个副部长吧。”

　　“不开会了吗？”办公室主任问。

　　“不了。这几天马副主席出差了，党组成员就咱们三个人。我们两个同意了，回头等他回来给他通知一下就是了。”

　　“行。”办公室主任退了下去。

　　当天晚上，他就给付萍发了传呼，把这则好消息通报给了她。同时约她一起去芙蓉馆就餐。付萍表示感谢，愉快地答应了他。

　　这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吃得很开心。付萍一改往日的泼悍，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又说又笑，变着法子，让任主席多喝了几杯酒，乐得任主席不仅买了单，还请她去卡拉OK厅唱歌。

　　“大妹子，别客气。如果你不嫌弃，以后有事就给你这个哥哥说，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竭尽全力。”临别时，他紧紧握着付萍的手，不想放开。

　　“好，我认你这个大哥哥了。你可别反悔。”

　　“不会的。先让吴镛在组联部做副部长。用不了多长时间，老田一退我就让他做部长。”

　　“谢谢任哥。”付萍笑眯眯地点着头。

　　任主席没有食言，他开始还真把吴镛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培养，不仅在单位内部对他给以重用，就连外出也让他紧随其后。一时间，在外人看来，吴镛简直是任主席同胞弟兄一般，成了他的影子。

　　吴镛毕竟是军人，他知道尊重上级、服从命令是下级的天职，所以，刚到单位时对任主席言听计从。可时间长了，他慢慢发现，这个任主席，不仅独裁，不给马副主席一点权力，而且利欲熏心，常常利用职务之便，背着马副主席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把工会的钱当作自己的，甚至连自己买的内衣裤头也都要变着法子开票报销。起初，他还忍不住不时给任主席提醒，谁知人家不仅根本不理这个茬，还渐渐地疏远了他。

　　中国的军人，不同于从基层上来的工农干部，他们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对于世俗的那一套，诸如买官、卖官、索贿、行贿、坑蒙拐骗、鱼肉百姓等行径，他们一百个看不惯，不是口诛，便是笔伐。因此，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特别是那歪风邪气比较盛行的单位，他们只是给领导们干活的奴隶，很难有大的作为，不少人甚至为此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尽管吴镛也算个官家子弟，自己在部队也当过几年的团保卫科长，可他终究是一个军人，只懂得部队的纪律，根本不懂得地方官场的行情，毕竟这里的一切要比部队复杂得多。

　　道不同，不能为谋。吴镛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审视这个社会。

　　在他看来，有些贪官比起妓女更为可憎。妓女以身赚钱，虽然赚来的钱是肮脏的，但她们大都知道羞耻，往往背着人在阴暗处交易，况且为了每一分钱都付出一定的代价，谁像那些贪官，不知廉耻，吃着公家的饭，穿着公家的衣，花着公家的钱，坐着公家的车，在台子上讲话时冠冕堂皇，可私下却要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真是无耻之极。

　　性情耿直的吴镛，不但不愿与领导同流合污，而且还时常在总工会主办的《职工文化》杂志上，写些杂文抨击官场腐败。无意之中，任主席的形象被对号入座在他的杂文之中。

　　你说就市总工会这个小单位，事情一个人都不够管，咋能啥事都公开，进行民主决策呢？既然民主决策，那还要主席干啥？

　　看到报纸上那一篇篇犀利的杂文，想起吴镛平时给自己所提的一个个建议，任主席生气极了，有时禁不住破口大骂。

　　真是吃谁饭砸谁锅，恩将仇报，不知好歹的东西。本想让你成为铁杆，谁料到你竟是炸弹，看来，我得对你打压了。

　　后来，任主席果真将吴镛划到圈圈之外。出于付萍的面子，他没有下狠手，而是让付萍好好从旁敲打敲打吴镛，让他识相点。同时，他告诉自己的亲信们，凡事不要告诉吴镛，因为他背景复杂，让他知道事多了，对谁都不会好。

　　付萍听了任主席的诉说后怒火中烧，大骂吴镛没本事，是个连软饭都不会吃的笨蛋，放着光明大道不走，偏要走那独木桥。骂完丈夫后，付萍又一口一个哥哥地跟着任主席去打牌。

　　政治是不好玩的，也不是谁都能玩的，还是从速远离的好。

　　自从那些杂文发表后，吴镛像进了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他已经心灰意冷。渐渐地，他对单位的事漠不关心，也与妻子不再进行沟通。他利用出差的机会，去峨眉山的普贤寺专门请了一个玉观音戴在身上。平时除了工作之外，便把自己关在那只有二十几个平方米大的宿舍里，一门心思地学习起佛经，并练起书法和美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