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大三下学期，学校安排的课程就像一个没有经验不会讲课的老师在前两年半里稀里哗啦像个腹泻病人一样讲得差不多了。这学期的课程廖廖无几少得可怜，学生上起课来也像过大饥荒年。说上课像过饥荒年，更主要的是大都学生走到教室都有气无力了，课还没有开讲就昏头昏脑，课刚开始就爬在桌子上呼呼大睡，往往一节课结束刚好是一觉醒来，学生的生物钟和学校的计时钟对得分秒不差。这时候离毕业还远得一眼望不到边，但能望见那个边以内的一切，那就是大四整整一年给学校交五千元学费然后去从网上下载复制粘贴拼凑一篇五千字的所谓毕业论文。这倒不是说这篇论文有多少的重要，之所以这种劳命伤财的事届届如此，主要是因为在等那个四年制本科毕业证本本。生活没了期待，感觉时间就像进站的火车一样越来越慢，可是我们又都是一群年轻人，谁都希望有点速度，于是大家都蠢蠢欲动，该找工作的准备找工作了，该考研的准备考研了，该出国的准备出国了。

　　想想当初进来那会儿，谁不是意气风发雄心勃勃。说实话，考上京城这所在全国都还有点小名气的重点大学，我那个假期心花怒放，一朵接一朵，真是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临上学那几天，内心激动得跟井喷似的压都压不住，提前一个星期跑到北京来，第一次一个人出门远行就像少女怀春，有惊有喜又惊又喜的事儿都有。因为我从小认字是从“天安门”开始的，来到北京倍感亲切。可是赶到学校却被拦在门外，说是没有到报道的日期不让进。也好趁着这几天我可以把北京城玩过遍，等正式开学的时候我也可以算一个“老北京”了，回来的时候是报道的最后一天。于是被安排在学校最后一幢宿舍楼的最顶层的最边上，总之各方面条件都是最差的，我在新生手册里的地图上查看了一下，这幢楼好像私心膨胀有另立山头脱离学校的意思，在不大的一张地图上，距我当时所在的学校中枢办公楼有五厘米，庆幸自己不天天到这里来上班；可是距食堂也有五厘米，饭是不能不吃的，估计从那里过来都会吃肥走瘦，要是空着肚子根本走不到食堂就会半路饿倒；还有距澡堂远得更离谱——可能澡堂的私心比九号楼的还大，这澡堂本来在矩形的地图之外，作地图的硬是用一条曲线把它圈进来维护学校的统一——洗完澡回来之后可能都会全身是汗又得回去洗了。我拖着箱子心里直叫冤，看到那些东西都收拾好的同学一群群地倾巢而出，还以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我，我心里直想骂：神气什么啊，要讲早来，爷比你们谁都早。在宿舍门口登记的时候，遇到另一个迟到者，一看还是同一个寝室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啊，差点热泪盈眶。按照江湖规矩互通了大名派系，得知此君姓徐名浩，外语系的；我也告诉他我是历史系的孙然。楼管大爷一串钥匙扔过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还哆嗦什么啊，你们是最后俩个了，还不快上去。”我拎着箱子憧憬着九楼的大好风景，那可是一览众山小，大千世界尽收眼底啊。可是到了五六楼的时候，沉重的箱子让我意识到最后两名的优待，心里又是不平。徐浩身体有点发福，把自己从底楼弄到九楼都成问题，何况还提了一个和他体积相当大小的箱子，一开始上楼就报怨，“学样怎么能这样啊，先来就拣好的地方住，后来就往顶楼赶。”他可能还不知道学校的安排事出有典——后来居上。徐浩随着楼层的增长，估计楼管大你爷也听不见了，就把音量由轻轻报怨调至大声叫骂，“妈的，其实我来好几天了，只是今天才来报道而已。”这一骂不但消解了他心中的怨气，也平衡了我心中的冤屈，骂能骂出这样的水平来确实不错，不但不伤害别人还能宽慰别人，于是心里暗暗地把他引为知已。这学校建立于晚清，还保留着晚清可以娶几房的习俗，先进校门的就像正房住好一点的地方，后进校门的就像是姨太太，当然住差一点的地方了。转念一想，其实也不对，后进门的姨太太应该更受宠爱才娶进门，这样就会冷落正房太太，正房太太应该被安排到比较差的地方啊，可能这是一种补偿吧。再转念一想，还是不对，能娶上几房说明家底不薄，应该不存在优劣之分，那就只能怪这学校继承了晚清的风度却没有继承晚清的财力。转来转去终于转到八层了，门牌上分明标着从“八零一”一路排下去，可是我们一看好像是到顶了，而我们的住宿卡上却标着九号楼九层，没有编号，难道学校给我们安排在空中楼阁里。一问才知道楼上的确还有一层，而这一层也只有一间，也就是我们卡上写的那个“九号楼九层”。这孤零零的一间像一个子耳朵，明显是在设计楼梯时失误多出来的，其实只要略加修饰再在顶上加一盖之类的就叫创意了，可是学校却固执地保留着“子耳朵”的原貌，仿古代的“耳房”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