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开会的人是一哄而散。如同失去了领头羊的羊群，东奔西走，各奔归处。

　　阎善目也失望的站了起来，他本想今天他们会叫到他的名字，他好记录下来。却没人叫。他走到墙壁近前看一下贴了满墙的大字报，写上他名字的一张也没有，他更覚有些失望，本以为今天会送来足够的材料，现在是一无所得。他如霜打的茄子，蔫了。本是高兴而来，却是扫兴而归，他走进了家门，低头不语。

　　妻子问他：“你今天咋的了，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挨斗了吗”。

　　阎善目说：“不是挨斗，是我把他们估计得太低了，我要的材料啥也没送来”。

　　妻子说：“没送来就没送来，你不会再要”。

　　阎善目说：“这次没送来，可就不好要了”。

　　妻子说：“我认为你一定还会有办法的”。

　　阎善目说：“不说这些了，兵来将挡，下步再说，睡觉”。

　　早晨起来，阎善目没洗脸就去了生产队的会议室，他要仔细的再看一遍，三间房的墙壁上全贴满了，没有他需要的材料，他又走到这连脊的七间房中间的那个门洞子看一下，两侧墙壁上也是贴得满满的大字报，仍然没有他需要的东西。他走到了后墙，墙壁上也贴满了，他一眼看到了唯一的一张大字报，报头上写着王蛇阎善目的名字，这一下可把阎善目乐坏了，他需要的东西，他们真的给他送来了。他有材料了。

　　他到老宗家搬来一张小桌子和一个凳子，又回家拿来信纸和笔，坐到墙前，他把它抄写下来。

　　大字报是这样写的：

　　“王蛇 阎善目

　　你们是小爬虫，变色龙。是地富反坏右的保皇派，你们砸大队革委会是反革命行动，你们就是反革命。我们革命群众一定将你们斗倒，斗垮斗臭，肃清流毒，让你们永不得翻身。”

　　抄完后，他回家急忙吃点饭，把事先写好给省里，地区及县里的信，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写的小字报，早就誊写出来的三分，分别装到三个信封里。马上就去了县城里的邮局。

　　信里简单的说明了现在的处境，他被公社下来的工作组定为现行反革命，正在大造舆论，准备马上将他逮捕。也写了一下砸大队革委会的原因和过程。

　　他要求上级领导看看这些材料，他是不是反革命。希望能下来调查了解。

　　去县里的同时，他拿着写给县里的信，直接去了县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办公室，敲门进了屋，屋里有人问：“有事吗，你是哪的”。

　　阎善目说：“我是常建公社有力大队的，我叫阎善目”。

　　办公室里的人一听他叫阎善目，五个人一齐站了起来，都把目光投向了他。有个人搬过一个椅子，让他坐下，对他说：“我们听说过你的名字和你的事，你一个人和公社的工作组作斗争，你真了不起，我们真想有机会能看到你，没想到你会到这，真是缘分”。

　　阎善目说：“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我拿来一封信，你们看一下我是不是反革命”。

　　随后他从兜里掏出来递给和他说话的人。

　　这个人把信接了过去，放在办公桌上，也坐在椅子上，然后对阎善目说：“你已经来到这了，简单说给我们听听”。

　　阎善目就简单地把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干的事，他写的小字报，为什么砸的革委会，工作组又如何的煽动群众，造舆论，要逮捕他，说了一遍。

　　办公室的人听了后，都表示很气愤，有个年纪轻的人说：“这完全是陷害，是打击报复，应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反革命”。

　　开始和阎善目说话的人可能是个领导，他同情地说：“你是受陷害了，你要继续坚持和他们作斗争，这件事我们马上就向县里领导反映，相信会有人去支持你”。

　　另外的几位说：“我们都在支持你，你不孤单，你的背后有无数的革命同志，有共产党，都在支持你，你一定会胜利，一定要坚持到底，胜利一定是咱们的”。

　　阎善目听到这些洋溢鼓励的话语和亲切的目光，一股热流流遍他的全身，他更坚定了胜利的信心，他站起来对大家说：“我谢谢你们的鼓励和支持，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他特别高兴地回到了生产队，回到了家，今天他刚吃完晚饭，就早早的把剧组的人召集在一起开始排练，今天他特别高兴的领着大伙唱，领着大伙跳。

　　他的婶岳母看到他这样的表情就和阎善目的岳母说：“老阎女婿是疯了，人家那么凶的来整他，他咋不当回事呢，把我们家这些孩子吓的直哆嗦，你说他咋不害怕呢，他咋还能那么高兴的跳啊唱啊，可能真的有精神病了。

　　她不知道阎善目是从心眼里高兴，因为他一步一步地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他们没后退，他们真的被牵着鼻子走了过来，阎善目需要的材料他们送来了，他能不高兴吗。

　　人们是各说己见，议论纷纷。

　　阎善目他们排练结束，小芳过来问阎善目：“大姐夫，我看你今天抄写大字报，那么多你咋就抄写那一张”。

　　阎善目说：“那些大字报虽然写的内容全是一样，可是对我毫无用处，因为他没写我的名字，只是写王蛇×××。咱们公社所有的人都知道指的是我，因为砸大队革委会只有我们两个人，这是人所共知的。

　　解决我的问题，要想我不被他们送进监狱，我必须求助上级领导的支持，求他们下来调查我，了解我。要想让上级下来，我必须要有真凭实据的材料。

　　如果我送上去的材料，只是王蛇×××，这×××是谁呀，我说是我，咱们知道的人承认是我，不知道的人怎么会承认是我呢。再说拿那些材料去和他们作为证据去对证，问他们：“你为什么把阎善目定为反革命”。他们是绝对不会承认的，他们可以说×××是谁都行”。

　　小芳说：“原来是这样”。

　　阎善目接着说：“常治仁一伙人，就怕我得到这些材料，作为证据，去上访去求援，所以他们非常谨慎，不但不写我的名字，连叫我的名字他们都不叫，你没看昨天晚上气的他们都疯了，就是不叫我的名字，还把我急了够呛”。

　　小芳说：“那你不吱声原来是等他们叫你的名字，我以为是你害怕才不吱声”。

　　小惠在一旁说：“大姐夫，得回你没吱声，看架势你要是吱声非把你抓起来不可”。

　　阎善目说：“他们确实是这个目的，但我不吱声不是怕抓，是在逼他们能叫我的名字，你没看我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笔吗，只要他们能叫到我的名字，我就做记录，然后好往上边送，可惜他们没叫，我白准备了”。

　　他们的谈话让他们先谈着，现在要说常治仁他们溜走以后还想如何去治阎善目。

　　常治仁和蒋或只出了会场，走出生产队的大院，常治仁在前蒋或只在后，一直往西走去，走了很远，蒋或只问常治仁：“这么晚了你是想上哪呀”。

　　常治仁说：“还能上哪去，回大队呗”。

　　蒋或只说：“回大队往东走，你怎么走到西边来了”。

　　常治仁停下脚步定了定神，埋怨蒋或只说：“你怎么不早说，我不是这个大队的人，不熟悉路你还不熟悉吗”。

　　蒋或只说：“你把我叫出来就走，我知道你想干啥呀，你要是说回大队现在都到了”。

　　常治仁不耐烦的说：“算了，算了，路走错了回去就是了”。

　　一句话给蒋或只提出一个思考题，蒋或只想，路走错了是可以回去，这做事要是做错了还能回去吗。该怎么回呀，是回还是不回，他思虑万千，他想不到后果会是啥样，他知道给阎善目定了个现行反革命是错事。而阎善目这个人，通过实践证明是不好惹的。

　　常治仁走着走着，觉着身边无人，就回头看一下，见到蒋或只低着头走得很慢，就喊了一声：“我说老蒋你在想啥，怎么不快走”。

　　是呀，蒋或只是有点不想和他一块走了。但是不和他走还能跟谁走呢。他可是公社的常委呀，就答应一声：“就到，就到”。

　　他们已经是碰得头破血流了，可是他们仍然要走“老路”。到了大队就开始策划下一步阴谋诡计。

　　他俩到了大队，汪福早已躺在炕上，见到他俩回来就急忙爬起来站在地上。

　　常治仁问他说：“你怎么不坐下”。

　　汪福回答说：“我不敢坐了，我的屁股太疼了”。

　　常治仁说：“你今天的表演不错呀”。

　　汪福一下脸红了，忙说：“是我无能，是我无能，你处分我吧”。

　　常治仁说：“处分有个屁用，处分你就能把阎善目抓起来吗，你今天太叫我失望了，你让我无法离开那个会议室，我全公社挑选人才，挑出你这么个活宝贝，真想你能帮我一把，你还一个劲地向我保证，结果让你搞的一塌糊涂。搞的一屋人哄堂大笑”。

　　汪福低着头说：“是我错了，是我错了”。

　　蒋或只说：“你们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还是研究一下，下一步该咋办吧”。

　　常治仁说：“汪福，你说说还有什么高招”。

　　汪福说：“我连低招都没了”。

　　常治仁说：“你说什么，没招了，在你们大队你是有名的胎里坏，专门能出坏主意，就为这，我才把你选上了，你怎么能说没招呢，说”。

　　汪福开始想高招了，他把整个精力都放在想高招上了，他坐了下去，他“嗷”的一声又站了起来，他只想坏招，却忘了摔得那么重，那么疼。摔得不敢坐凳子了。疼，使他清醒一下，他怕再摔一下连动都不能动了，就说：“我实在没招了，你让我咋干我就咋干就是了”。

　　常治仁开始深思，三个人都不吭声了。屋里肃静起来，只能听到蜡烛头的火苗呼了呼了的燃烧声。

　　半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他们又重新点燃上一支蜡烛。

　　常治仁说话了：“我们一直都用文斗，我们没斗了他，如果改用武斗我看准能行”。

　　蒋或只说：“‘十六条’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

　　常治仁说；“‘十六条’还说不要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呢，那阎善目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看谁都很清楚，公社照样给他定个现行反革命。要活学活用吗，别太死板，我们就用武斗的方法，研究一下方案”。

　　三个人又都不吭声了，常治仁略想一会儿说：“这个任务还是汪福去办，你想个什么法能揍他，你揍他，他必然打你，只要他打你，我就可以，以攻击工作组，打工作组领导，是反对对反革命的大批判，也是反革命行动，先把他抓起来，只要把他抓起来，下一步的工作就好办了”。

　　汪福说：“这哪行，我打他，我不也犯错误嘛”。

　　常治仁说：“看你挺聪明其实是死心眼，你犯不犯错误不得我说了算吗”。

　　汪福说：“让我考虑考虑再说”。

　　常治仁说：“没有再说，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必须完成”。

　　汪福无奈的说：“那也得我的伤好了才能办”。

　　常治仁说：“可以，这事就这么定了，现在休息吧”。

　　早晨他们起得很晚，他们刚吃完饭，姓孙的小组长气喘吁吁的跑到大队，进屋就说：“不好了，不好了”。

　　常治仁看他着急的样就问他：“到底是什么事不好了，慢慢说”。

　　孙小组长说：“阎善目去城里啦”。

　　常治仁说：“他去城里就去呗，有什么不好的”。

　　孙小组长说：“不是去城里”。

　　常治仁说：“你有精神病啊，刚说去城里，这一会儿又说不是去城里”。

　　孙小组长说：“他是抄了大字报送城里去了”。

　　常治仁说：“原来是这事，他送就送呗，咱们的大字报他送到省里都没用，也别说他送城里呀”。

　　孙小组长说：“不是那回事”。

　　常治仁说：“你今天是咋的了，不是那回事，到底是哪回事”。

　　孙小组长说：“是一张写有他名字的大字报，他抄写下来送城里去了”。

　　常治仁一听写有他名字的大字报，吃了一惊，忽的站了起来，大声说：“什么！写有他名字的大字报，谁写的”。

　　他是在质问孙小组长。

　　孙小组长说：“我哪知道啊”。

　　常治仁又停了一会儿问：“大字报不是你们贴的吗”。

　　孙小组长说：“是我们贴的，贴大字报就能知道是谁写的吗”。

　　常治仁喊着说：“我是说为什么不把他挑出来”。

　　孙小组长说：“天都快黑了，着忙贴，谁还顾得上看有没有他的名字，你还让今天一定贴完，再说你一再告诉不能写他的名字，谁会想到有人还会写他的名字”。

　　常治仁不说啥了，蒋或只插话说：“这事倒怪，一再告诉不能写他的名字，怎么偏偏会有人写呢”。

　　常治仁又喊了一声：“给我查，一定要把他查出来”。

　　蒋或只说：“我看算了吧，查出来你还能把他咋样，不如商量商量，这种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去做，要是真的有人下来调查该怎么应付”。

　　常治仁“咣铛”一下坐在椅子上，不吭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