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一个三十多岁的大个子壮年人，手里拿把赶马车的大鞭子走进院内，他把大鞭子戳在门旁，开门进了屋，看到队长就说：“我去你家找你，你家说你到这来了，真在这”。

　　队长看他进了屋，就对江洪他们说：“这是我们队赶大车的赵老板子，他可能干了，这个队顶数他工分挣的多”。然后问赵老板子：“找我啥事”。

　　赵老板子说：“南边那块地送完粪了，还往那地送”。

　　队长说：“我不是说了送完那块地就送西岗的那快谷地吗”。

　　赵老板子说了声“好吧”，就往外走。江洪急忙拦住他，然后和队长说：“能不能耽误一下他的时间，我们和他谈谈”。

　　队长说：“行，你们谈吧，我先替他去赶车”。

　　江洪让赵老板子坐下，对他说：“我们想了解公社工作组在你们队开批判会的情况，你能和我们说一下吗”。

　　赵老板子说：“那天的批判会开始我知道，不大一会儿我睡着了，那天收工很晚，我很累，本来工作组的常治仁告诉队长要早点收工，晚上开批判会，我们队长一听要开批判会，就来他的倔劲了，哎，你别看平时他是老实巴交的，可实际上，可有个倔劲了，他不但没早收工而且比哪天都晚，开会也就自然是晚了，我是又累又困，加上很晚，主要的还是我不关心这个事，因为他对我毫无用处，等我醒来时就剩我一个人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批判会到底开啥样”。

　　江洪说：“你们队长这么干，不也得挨整吗”。

　　赵老板子说：“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第二天常治仁就狠狠批他一顿，说他还没接受教训，仍然低头拉车不看路，还要让他写检查呢。不过队长根本不在乎，也没给他写检查”。说到这他抬高了嗓门继续说：“哎，你说开会那天不光是我睡着了，我听说有好几个人都睡着了，你说那常治仁能高兴吗，我听别人说那个会开得可没劲了”。

　　江洪说：“你知道阎善目是怎么当的革委会副主任吗”。

　　赵老板子说：“这个事你问我们队的民兵排长，他最清楚，他是我们队造反团的头”。

　　江洪和他的谈话没做记录，谈到这就对赵老板子说：“今天我们的谈话不要对别人说，你千万要记住，你现在可以去干活去了”。

　　江洪和他们连谈话带做记录，一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他们就急忙去了六队，走了二十多分钟就到了。是中午时间，干活的人都在家休息，喂马的人开始忙了，正在马棚里喂马。他俩就找喂马的打听民兵排长住哪屋，喂马人就把他俩送到排长家。

　　刚开房门从里屋走出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爷，他看来两位陌生人，穿戴不像是农村人，就问：“你们到这找谁”。

　　江洪说：“这是民兵排长家吧”。

　　老大爷说：“是，他不在家”。

　　江洪说：“那我们就和你谈谈可以吗”。

　　老大爷仔细看了看他俩说：“你们到底是啥事，进里屋说吧”。

　　让进了里屋他俩坐下，老大爷对他们说：“排长是我儿子，去县城了，家里有点粉条子，我让他把它卖了，好买双鞋穿，你们要是找他有事，他得吃晚饭时能回来”。

　　江洪说：“这事我们和你谈也可以”。

　　老大爷说：“我不管他们民兵的事”。

　　江洪说：“不是民兵的事”。

　　老大爷说：“不是民兵的事你找他没用，他就只管民兵的事”。

　　江洪说：“老大爷我就和你直说吧，我们是县里临时组成的调查组，是为了调查你们大队来的工作组，是如何批判反革命行动的”。

　　老大爷有些不解的问：“这个事你们调查他有啥用”。

　　江洪说：“县里想知道他们做的是否正确”。

　　老大爷似乎有些理解说：“噢，原来是这样”。

　　他接着又问：“那要是不正确你们县里管吗”。

　　江洪说：“那当然要管，不管就不会来调查了”。

　　老大爷像是松了一口气，哎了一声说：“这就好，这就好”。

　　江洪说：“是他们做得不对吗”。

　　老大爷说：“我也不敢说是对还是不对，但我觉得阎善目是个好人，修二龙山水库我们队是我去的，阎善目也在那，我才对他有了解，这个人在那干的才好呢，他有技术，就调到工区技工队了，他去了后风钻也不坏了，水泵也好使了，他又去给他们买了风钻头。他是出老力了，眼看他就要被留下了，公社硬把他整回来了，整回来就整回来吧，没想到，现在非要给安上个反革命的罪名，看样子马上就得抓他”。

　　江洪说：“他们说过阎善目就是反革命吗”。

　　老大爷说：“那还用他们说阎善目是不是反革命。王蛇承认砸革委会是反革命行动，又说和坏人干了反革命的事，砸革委会就他俩，这不明明说阎善目就是反革命吗，连小孩都知道是咋回事”。

　　江洪说：“老大爷，你是说阎善目不是反革命”。

　　老大爷说：“这哪是我说了算的，我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哪有那个权呢，还是得有权有势的人说啥是啥，他们说‘是’，我们是不敢说不是，你要是不听他们的，得罪了他们，他们一样像对阎善目似的，找你的小脚，说不定也成为反革命”。

　　江洪说：“你相信政府相信党吗”。

　　老大爷说：“我是真相信，可这是以前，你说公社是不是政府，他们是不是党。就因为砸了大队的抽屉拿了公章，第二天就给他们了，这就成反革命了。是不是太简单点了”。

　　江洪说：“政府里，党里也会有坏人坏事，这是他们个人的事，他们既不能代表党也代表不了政府。你一定要把他们分开看待。我们今天下来调查就是为了惩治党里、政府里的这些坏人坏事，你要尽量提出你的看法，会有人给你作主的，邪恶不管势力有多大，终究会被正义压下去，阎善目就非常坚定这个信心。应该向他学习”。

　　老大爷说：“要是这么说，我肯定地说，阎善目不是反革命，他是因为给他们提意见提的，特别他给公社书记提的意见，损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得罪了他们，就派工作组下来整人，陷害人，拿砸革委会作借口，批王蛇实际上就是告诉大伙阎善目是反革命，等大家都知道他是反革命时，最后把他抓起来”。

　　江洪问：“阎善目当革委会副主任是怎么当的，又是怎么下来的，你知道吗？”

　　老大爷说：“这事你问我儿子，他最清楚”。

　　他们说一会儿，还得记一会儿，一个多小时也就过去了，这时民兵排长也从城里回来了，一进屋老大爷看到儿子回来了，就说：“他回来了，你问他吧”。

　　排长看他们一眼说：“啥事问我”。

　　老大爷说：“他们是县政府里来的，专门调查公社工作组的，这一下阎善目可就有救了，他们问他当副主任的事”。

　　排长说：“他当副主任也没什么事，那时他说啥都不算数”。

　　江洪说：“我们是问，他是怎么当的，又是怎么下去的”。

　　排长说：“他是造反团推选的，当时我们都希望他能当主任，后来大队领导不同意，就推荐国洪章当主任，那时文化大革命是刚开始，主要的事还是大队书记说了算，别人谁敢说啥。国洪章上来他俩意见不一样，阎善目要发动群众揭露当权派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和违背党的利益、违背人民利益的错误事实。国洪章说啥也不干，他说即使有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五类分子才是敌人，我们整他们、斗他们不会犯错误。各队的造反团在一起开会，都认为国洪章说得很实际，同意国洪章的观点，因为都怕给当权派提问题以后会遭到打击报复。就没有人支持阎善目的观点，都和国洪章一起干，阎善目说这是路线错误，他反对这样做，又开了几次会没人听他的，他就不干了”。

　　江洪说：“阎善目为什么要砸革委会，你知道吗”。

　　排长说：“这谁都知道，他们就是为了开辨论会，开辩论会时公社还来那么多人呢，就是没支持他，要不那次他就胜利了”。

　　江洪说：“那时你认为他是对的，还是错的”。

　　排长说：“我认为他是对的，但我不敢支持他，连公社都不支持他，别人谁敢啊，像阎善目那么敢干的，可以说再也没有了，他是真敢干，就说这次吧，他敢写大字报骂常治仁，我们这有不少人都说他是疯了”。

　　江洪说：“这个事我们就谈到这，你们爷俩暂时不能和任何人说起我们的谈话，一定要保密。现在请你们在我的记录上签个名字”。

　　他们爷俩签完名字，江洪说：我还有一个事问你们：“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工作组还有几个队还没开过会”。

　　排长说：“我去给你问问”。

　　江洪说：“你去问谁”。

　　排长说：“问问工作组不就知道了吗”。

　　江洪急忙说：“不行不行，搞不好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下来调查，他们会有反击的准备，我们所以秘密调查就是要给他个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们没有任何话语好说”。

　　排长说：“你放心，我不会那么傻，让他知道我们的秘密”。

　　说着就走出了屋。

　　江洪只好在屋里等着。有十来分钟他回来了。

　　江洪说：“你是咋问的”。

　　排长说：“我先问他晚饭是不是还要早一点吃，我好告诉他们一声早点做饭。他说，是要早点吃，我问他今天还去哪个队，他说去一队，明天十一队，后天十二队，开完他们就回家了”。

　　江洪说：“你问他吃饭早晚不也是突然的事嘛”。

　　排长说：“派饭的事队长交给我了，我管这个事，他绝对不会怀疑别的事”。

　　江洪知道他们还有三个队没去开会，也就不忙着去下一个队了，他让排长领他俩再去一家。

　　排长想能干活的都刨粪送粪呢，去哪家呢，他想到贺书记家，就问江洪：“去一个下台的大队书记家行吗”？

　　江洪说：“这样更好，啥样人的看法都可以听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