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亚茹退休了。莫亚茹是个工作狂，退休后一下子闲下来，很不适应，就去找任书记，哭着喊着要工作干，不给钱也行。一连找了几次，任书记没法子了，就让莫亚茹负责街道工会老年活动室工作，算是补差，每月有60元的补差工资。莫亚茹看中的不是钱，而是有事干了。莫亚茹整天组织街道上的老年人唱歌、跳舞、打牌、阅读书刊报纸……生活过的还挺充实。她就想，工作着是幸福的，这话太对了。

　　不久，郑天仁也从毛纺厂退休了。郑天仁退休后可就凄惨啦！干了一辈子革命，退休工资只有100多块钱。实在少的可怜。这还不算，当时厂里亏损，连在职职工都开不出工资，退休职工就更开不出工资了。郑天仁只在退休第一个月领到了100多块钱。第二月后，就再没有领到工资。而莫亚茹是国家财政开资，每月到日子就领钱，加上补差工资，每月能开200多。郑天仁和只有高小文化的老伴莫亚茹一比，心里就更不平衡了。

　　郑天仁是1949年月11月在县高中读书时参加县政府土改工作队的。当年从县高中参加县政府土改工作队的一共有三个同学。郑天仁是其中之一。那时高中生属于文化人，很吃得开。工作半年，郑天仁他们三个高中生就被选送到省委党校学习。半年学习期满，三个同学都被分配到了省委实权部门工作。郑天仁被分配到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当干事。郑天仁就在这个时候，把青梅竹马的莫亚茹从县妇联选调到省委党校学习。从省委党校毕业后，莫亚茹被分配在金阳市铁西区妇联组织部当干事。那时，郑天仁在事业上一路顺风。没想到，1957年，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差点被打成右派。最后被下放到金阳毛纺厂宣传科当干事。从省委组织部的干事，一下子变成了毛纺厂宣传科的干事，这是多大的落差呀！好在郑天仁没有消沉，还像从前一样努力工作，很快就当上了宣传科长。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郑天仁的职务再也没有变化，只是厂宣传科更名宣传部时，他由科长变为了部长，其实是一回事，还是厂中层干部。他在厂中层干部的岗位上一干就是30多年。一直干到退休。而当年和他一起出来的那两个同学，现在都干上去了，一个是省委副书记，一个是省政协副主席，都是高级干部，衣食无忧。而自己连退休的100多块钱工资都领不到手。郑天仁越想越生气。越生气，就越对现状不满，天天和工厂里边那些领不到退休工资的老工人去交通要道横马路，阻塞交通，向市政府抗议示威，要工资！要生存！每次都是无果而终。郑天仁就更郁闷了，见到谁都来气，动不动就发火，脾气越来越坏。

　　二儿媳妇王英调到了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当时，办公室要聘几名社会综合治理管理员，任务是在大街小巷巡逻，维持社会秩序，抓小偷，抓坏人，每月工资80元。王英马上就想到了连退休工资都开不出来的公公郑天仁，就向办公室主任说，我公公退休后在家呆着没事，身体又好，办事又认真，正好可以干这个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办公室主任就同意了，把一个印有“社会治安管理员”的红袖标递给了王英，说，让你公公戴上这个，今天就可以上岗了。

　　王英拿着袖标高高兴兴地来到公公家，对郑天仁说，爸，你在家呆着也是呆着，我给你找了一个工作，每月给80元的工资呢。说着，就把红袖标递给公公：我们主任说了，戴上这个，今天就可以上岗。

　　郑天仁一看红袖标上印的那几个黄字，就不高兴了，认为二儿媳妇也太看不起我这个革命40多年的公公了。我一个行政18级干部咋能干这种让人瞧不起的工作呢？就对王英说，这样的工作我不干！

　　王英说，爸，你现在连退休工资都开不出来，就别再挑挑捡检了。毕竟一个月还有80元的收入呀，总比呆着强吧。

　　郑天仁一听这话，更生气了，高声说，你把袖标给我赶快拿走，我郑天仁还没到那个份上。就是到了那个份上，我宁可饿死，也不会管你们要钱！

　　王英的一片好心竟被公公当成了驴肝肺，气得哭笑不得，只好扫兴而归。

　　郑天仁现在急需在儿子那里找回尊严和自信，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当晚就对郑利超说，今天上午你二嫂给我拿来一个红胳膊箍，说给我找了个工作。你猜让我干啥？

　　郑利超没心猜，就说，爸，我可猜不出来。

　　郑天仁说，让我从早到晚上街巡逻抓坏人。这不是笑话吗？也太小瞧你爸啦！我革命40多年，就让我干这个活呀？我才不干呢！别说给80，就是再加一倍，给160，我也不干！

　　郑利超就听明白了，连忙附和说，对对，爸，你这水平当省委书记都没问题，怎么能干这种低三下四的活呢？再说也太危险呀！就是你想干，我都不会同意的。

　　郑天仁说，也不知道王英是咋想的，她还觉得自己挺了不起，能给我找工作了。这不是在外面掉我的价吗？不是看不起我吗？

　　郑利超说，爸，其实我二嫂也是好心，可她就那点权力，只能找那样的工作。你就别往心里去了。

　　郑天仁说，小三，爸想好了，有你妈的工资就够花了，我用不着补差！谁也不用给我找工作！

　　郑利超想，父亲如果想出去补差，还真没有合适他做的工作，就说，对对，永远也不用补差。爸我支持你！再说你还有四个儿子，谁能看着你没饭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