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组来评估瑞金一中时，我十五岁。我们一伙人在上课前十分钟到学校，但校门已经关了。我们跑到人民会场上，过去那儿有一段矮墙——我当年清剿“叛党”就是从那突袭过去的。我们跑去一看，发现矮墙没了，学校找人把围墙结得很高，上面还有许多玻璃片。弟兄们问我翻吗；我望着那座没有名字的漆黑色烈士纪念碑，说：“今天学校评优——怕死的留在这！”于是，二十来个不怕死的同学跟着我翻墙入校，在校长和评估专家面前跳下。原本笑容满面的校长立即目瞪口呆；专家们觉得这学校太穷了，连后门都不舍得造……

　　三年后，我代表山东大学去青岛访问中国海洋大学，接见我的是当年和我一同翻墙入校的忠臣：刘兵。我到海大时正门没开，所以“故技重施”，翻墙入校。当我俩从墙上跳下时，两个披头散发的女生尖叫着跑走了。刘兵说：“草哥……我们好像到了女生浴室外。”我故作镇定，说：“小兵，没事！她们不晓得我是山大的，不抹黑！……她们晓得你是瑞金的吗？”刘兵说：“那个长头发的是我们系花……”当晚，我俩去理发室剃平了头，第二天换了衣服。这样易容后，我们约那系花一同去海边玩，那系花说昨天有两个贼翻墙进了女生浴室。我们一个劲地摇头说：“这种下游胚子，不从墙上摔断腿天理不容！”那“系花”点头说是，放心地和我们一起去海边……

　　俺胡草可是为了维护瑞金的荣誉啊！

　　“荣誉高于生命”——或者说“名声高于生命”，这不知道是瑞金学生从小所受的教育还是禁锢？但瑞金绝不是特例：中国教育一直强调培养人的自尊，通过“模范学生”称号来培养人的荣誉感；把学生的自信建立在周围人肯定的基础上，这样的自信是脆弱的，这样的荣誉常常转变为虚荣。你的自信不是来自自我肯定，而是外界的评估标准。在学校里，这个标准是分数；在社会上，这个标准是金钱。在当代人眼里，成功就是高分数、高收入；中国人一生要经历多少考试？中国人一生要经历多少专家评估？

　　高为民久经考验，从模范学生到模范医生、模范院长，他的自尊心很强，他不容许别人伤害他的自尊。上中学时，胡桑常常不客气地驳倒他，他把自己的愤怒隐藏；这个美男子是那样爱面子，以致他到念大学时还不敢向王凤英表白。

　　与此相反，胡桑从不在乎别人眼中的自尊；他的自信心很强，他始终相信自己是天才；即使在阴暗的牛棚里，他也相信：天才来到凡人的世界，就是要孤独地受苦。

　　对于独具慧眼的鹰，眯起双眼远比搏击长空重要，因为光线会把千里眼灼伤；对于聪明绝顶的人，糊涂无知远比深谋远虑重要，因为真理会把先知囚禁——不管怎样，你都在孤独中承受另一个世界的真相。

　　胡桑喜欢独自在黑暗中摸索的感觉，他拒绝别人的同情。当王凤英偷偷跑到牛棚外喊他的名字时，他在沉默中回忆自己如何欺负她；当王凤英把烤红薯塞进牛棚里时，他恨她的同情；当饥饿迫使他吃下红薯时，他恨自己的脆弱；当他吃过十几顿红薯后，他哭了。几年后，他轻声向她说声“再见”，独自下了火车。当他望着火车呼啸着北上，他泪流满面……

　　这是一个翻墙而过的年代，还没有看清围墙里的是校长还是美眉，我们就软着陆了，没有回头看的机会，只能在沉默中细数来时的脚印。

　　我常怀念翻墙而过的年代，就像胡桑怀念举红旗游街而过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之歌，激情与梦想在现实中挣扎。

　　我曾问大伯：“你后悔当时下火车吗？”大伯摇头，说：“毛泽覃能后悔吗？留在瑞金，然后牺牲……这是我的选择。”

　　存在主义者说：人要学会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现实中，我们选择的路往往不是“真实我”的选择，甚至不是“现实我”的选择，而是“当时我”的选择。当时的你还不懂事，所以选择了一条未知的路。等你走完那条路到达下一个路口时，你已经忘了当时的你为什么那么傻，傻到选择这条路。

　　但是，你不走这条路，你就不会懂事，你就不会发现当年的你很傻——这就是人生的矛盾，无数未知的选择，却没有一个重复证明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也是人生的欣慰：所有的选择都无对错之分，因为你没有另一个人生可供比较。人生没有成败，我们都有一个翻墙而过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