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各生产队都要选位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当贫农代表，在社员大会上，大家一致推选了我的父亲。

　　大队陈支书说：“革命和生产是两付担子，今后，生产队长要努力促生产，贫农代表要加劲抓革命。毛主席说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过去是一切权力归农会，现在是一切权力归贫下中农！”

　　当选贫农代表的那天晚上，父亲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他觉得贫农代表的责任重大，自己能力不够，特别是自己不会讲毛主席语录。他很赞赏队长树老倌，树佬倌的年纪跟自己差不多，可是他会用许多毛主席的话，他记得前天他和树佬倌一起给队里的五保户黄秋山送柴，黄秋山对树佬倌说：“队长，劳慰您了！”树佬倌就说：“别客气，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革命队伍里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昨天在水库工地上，三伢儿在大堤上饿倒了，树佬倌就走到三伢儿身边，对三伢儿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愚公移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把三伢儿扶起来，把自己当中饭的一个薯粑粑给三伢儿吃了。三伢儿就又挑起撮箕，走上了大堤。今天上午，张二妹和陈四姐为分一块肥皂吵了起来，树佬倌就对她们说：“我们要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把她们的肥皂拿了过来，重新给她们搭配了一下，两个女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毛主席的话真是灵丹妙药！父亲体味着：毛主席的话如果让自己说出来，一定很舒服；听别人说出来，合情又合理。人只要听了毛主席的话，自己就没有了意见，而且自觉自愿地就会按毛主席的话去做。

　　“既然选了我当贫农代表，我就一定要当好！”父亲下定了决心。这怎么才能当好呢？他选择了首先学会说毛主席的话。他决定明天去公社供销社“请”回一套《毛泽东选集》和一尊五寸高的毛主席石膏像。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从枕头底下翻出了自己积攒了几年的钱包，那是一个表层用小手帕裹着，里层又用报纸包着的钱包。他小心翼翼地解开小手帕，又小心翼翼地散开报纸，里面的钱终于露了出来，他拿在手里，认真地端详，一张一张地数：五元，三无，两元，一元，伍角，两角，一角，伍分，两分，一分，共计十一元捌角捌分。这是当时中国所有钞票面值的总和。父亲曾经听人说过：有个外国人问中国一位伟人：“中国有多少钱？”中国的伟人回答说：“一十一元八角八分。”父亲看着手中的钱，心里美滋滋的：一十一元八角八分，这是全中国的钱！他会心地笑了。

　　他从里面拿出了二元五角，他向人打听过：一套《毛泽东选集》定价二元，一尊五寸高的毛主席石膏塑像，售价五角。他把二元五角钱揣在口袋里，把剩下的钱又叠好，转紧，然后用报纸包好，再用手帕裹牢，依然放在枕头底下。

　　他一路小跑到了公社供销社，对柜台里边那个女售货员说：“同志，我要买《毛泽东选集》，还要一尊毛主席塑像。”女售货员从玻璃台下拿出一套《毛泽东选集》，用红纸在书的中间缠了一个圈，又给他从货架顶上一格取下一尊毛主席塑像，一齐放在柜台上。父亲赶紧从口袋里拿出那二元五角钱，毕恭毕敬地交给了售货员。父亲把《毛泽东选集》捧在胸前，把毛主席塑像放在《毛泽东选集》的上面，他太激动了，心脏在“嘣嘣嘣”地跳动，他对售货员说：“劳慰你了！”售货员回答说：“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选集》在当时又称红宝书，这红宝书和毛主席塑像被父亲“请”回来了，他学着树老倌的做法，钉了个小木盒，木盒子上刷了红漆，那就是宝书箱。他把红宝书放在宝书箱里，又把宝书箱放在火坑的炕沿上，这样不仅时时刻刻可以看着宝书箱，而且一有空就可以顺手从中拿出红宝书读，当时读红宝书的人都是这样做的。他又把毛主席塑像摆在神龛的正中央，神龛中的菩萨早就被他拿下来藏起来了，因为菩萨是“四旧”的东西，“四旧”是要扫除的。可神龛的上方还贴着一张：“天地国亲师位”的香火，这个东西断然要不得了，于是父亲又从床头枕头底下拿出一角钱给我，吩咐我去大队代销店买了一张红纸来。按照他的吩咐，我把红纸铺在饭桌上，湿透毛笔，磨好松墨，在红纸上写下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虽然写得不太工整，但父亲还是没说什么，他把“毛主席万岁”贴在神龛上，朝着毛主席的塑像深深地敬了三个礼。

　　以后一有空，他就要我和妹妹告诉他背“最高指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不仅知道了：“老三篇”，还知道了张思德，白求恩和愚公，譬如“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五台山工作”等一些红宝书上的句子，他也能通过自己的口说了出来。

　　父亲对“崇拜活动”非常虔诚，每天天一亮，他就第一个来到生产队的禾场里，招呼全队的男女老少在禾场里站好队，面朝东方刚刚升起的太阳，先唱《东方红》歌曲，然后就高举红色的《毛主席语录》，齐声祷告：“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社员们一边说，一边挥动手中的语录本，那种整齐划一的动作和天真无邪的神态，是任何一种宗教的仪式都不能企及的。“敬祝”活动结束后，便是由生产队长开始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一天的工作，他把一天的工作向东方的太阳“请示”完了之后，就问社员们“听清楚了没有”，如果社员们没有什么疑义，于是队伍就解散，大家再回家去升火做饭。吃了早饭，就按照队长的安排，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到目的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一天的劳动结束后，还要举行庄严的“晚汇报”，“晚汇报”仪式跟“早请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最后一项是向毛主席汇报一天的工作情况，按照早上的“请示”，哪些做到了，哪些没有做到，如果没有做到的事太多了，就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并表明自己明天应当如何继续努力的态度。

　　父亲的唱歌的嗓子真难听，他唱《东方红》，没有一句正着正调，但他每天还是一鼓作气地唱。有一回他问我：“东方红就是太阳升起来天空红了，毛主席为穷人做好事，是我们的大救星，这些话我都懂，可是歌中那个”福儿嗨哟“是什么意思呢？”

　　我真没想到父亲会提出那么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向他解释，于是就红着验对他说：“福儿嗨哟”就是“福儿嗨哟”，是歌中的一个陪语！“

　　父亲看着我好久没有作声，显然是他没有听懂我的话。

　　一九七八的冬天，公社党委召开贫农代表大会，王书记向代表们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非常重要的，是十分及时的”最新指示，为了做到传达贯彻“不过夜”，王书记要求贫农代表连夜赶回生产队进行传达。父亲穿着单薄的棉袄，赤脚穿着一双破旧的黄军胶鞋，冒着深夜的霜风，赶回了生产队。他按照王书记的要求，把全队的男女社员喊到公屋里，向大家背诵毛主席的新指示，他反复背诵了多次，可他自己总觉得没有王书记讲得那样清楚。最后他就说：“公社王书记说了，这样的运动，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说完，就一阵咳嗽连着一阵咳嗽。社员们见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话说了，也就提着马灯，举着火把陆续回家睡觉去了。

　　我邀父亲一起回去，他说：“不行！王书记说，传达完最新指示，一定要赶回公社睡觉，不能影响明天的学习。”没有办法，我只好把马灯送给他，让他提着照明。

　　第二天，公社派人送信，说我父亲病了，现在医院，要家里派人去护侍他。

　　我立即赶到医院，父亲躺在病床上，一声一声地咳嗽着，病床前吐了许多痰。我摸了摸他的额角，热得烫人，我对他说：“叫你昨天晚上不要来，你就是不听，看现在这个样子！”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这点困难吗？”听了他的回答，我好半天没有做声。他见我没有回答，于是又缓过语气对我说：“王书记说了，贫农代表一定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不回公社来，行吗？”

　　在公社医院里，他整整住了三天院，用完了他床头枕头底下多年的积蓄。

　　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各大队都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每个宣传队都积极排演革命京剧样板戏，有的排《智取威虎山》，有的排《奇袭白虎团》，我们大队排的是《红灯记》。负责排戏的是原县花鼓剧团的一位老演员，参加排戏的是村里一些有点脸面人家的儿女，但他们一般都没有读过什么书，可是比较活泼，我是一个初中生，平时很少在人们面前显露自己有什么演出才艺，在陌生人面前又比较拘谨，所以没有人要我去排戏。父亲急了，觉得一个贫农代表的儿子，应该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先锋，他找到大队陈支书说：“宣传毛泽东思想，人要都要自觉出力，努力贡献，我把我家老幺贡献给大队。”

　　陈支书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就答应给我安排一个角色。其实，在《红灯记》里，真正有戏的没有几个人，我只是在戏剧结尾时，扮演了一个游击队战士，站在许多人中间，迎接“李铁梅”上山。但我还是感谢父亲的推荐，因为他使我第一次走上了舞台。

　　转眼到了除夕，新年已经开始，生产队里的几个干部在一起讨论生产规划，过去的一年，每个工日的价值只有三角五分，队长说，要想个办法，增加产量，把劳动日价值提高到五角，问大家有什么办法。

　　副队长和会计望着父亲，要父亲先说。

　　父亲清了清嗓子，说出了如下一些看法：

　　我们生产队人多田少，要想提高劳动日的价值，还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即既要抓好农业，又要抓好林业和副业。我们生产队山多，油茶林多，可是这些年来大家只注重于田里的深耕细作和一年三熟，却忽视了对油茶的管理，茶山上已是杂树参差，荒草没人，荆棘丛生，野藤遍地。所以严重影响了油茶的产量。他建议队长从现在起，立即组织一个恳荒队，把生产队的几千亩荒芜了的油茶山垦复一次，也好让茶树多结茶籽多榨油，让社员肚里长点膘。另外，我们队里会木匠手艺的人很多，也可以把他们都放出去找钱，家里的农活还有不少人能做。

　　队长见父亲说得头头是道，不住地点头，但他有一个顾虑：“不知这样做，会不做被人指责为包工到人，不抓农业，搞资本主义？”

　　会计说：“我们又不是包产到户，得的收入全都交到队里了，怕它做什么呢？”

　　队委会最后统一了意见，决定由队长在家带领大批社员抓农田耕种，父亲带人上山恳复油茶，会计带领木匠们去寻找木工活儿。

　　从此以后，父亲便天天起早睡晚，带领一支连自己在内的十五人的垦荒队，投入到了拯救茶林的新战斗。

　　垦荒队的劳动时间比在家里搞耕作的人长，劳动强度也比在家的大，有的人开始有怠工的情绪。父亲就给大家背毛主席语录，讲张思德的故事，讲今年秋收决算后五角钱一个劳动日的前景，怠工的人看到六十多岁的父亲都有这样一股劲，一种拼命精神，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在恳荒的过程中，有许多被砍挖的杂树是农民们不可缺少的燃料，开始大家都把它据为己有，并且想方设法要绕到杂树较多的地方去砍挖，父亲就要求大家“斗私批修”，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他规定：在垦挖过程中，任何人都不准把杂柴据为己有，只有在散工之后，大家才可以去分头捡柴，并且每人都只能捡一捆。这样一来，大家便一心一意地垦复茶山，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增进了垦荒队的感情，大家有说有笑，十分开心。

　　到六月底，所有的茶山便被垦挖完毕，队长决定给每个垦荒队员奖励五百个工分，给父亲奖励一千个工分，父亲说：“我只要和其他人一样多就足够了。”多余的部分他硬是推辞没有要。

　　这一年雨水充足，茶山一遍葱绿，茶果又大又肥，全队共摘了四万多斤茶果，榨了两千多斤茶油，除了上交，每人平分了十五、六斤，比去年翻了一番。在分油的那天，社员们个个喜笑颜开，树老倌硬是笑得合不拢嘴，他对社员们说：“今年过来，我们都可以有油煎粑粑，炸泡米了。”

　　木匠的收入也不错，六个人一年为生产队挣了二千七百多元钱。年终决算时，每个劳动日价值达到了五角一分，半数以上的社员家庭第一次进了钱。

　　我家那年进了五十八元伍角钱，父亲把那些钱全都交给了母亲，全家人都添了新衣服：父亲做了一件新夹袄，我平生第一次穿上了新棉裤。

　　转眼又是冬天到了，农村里普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上午，我父亲在大队学习班上刚刚作完一场忆苦报告，观音寺中学革委会的林主任就来到了大队部，请父亲到学校去再给学生们上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

　　看到林主任一幅恳切的样子，又想到作为一位贫农代表的责任，父亲高兴的接受了林主任的请求。

　　不过，他不肯到中学去吃午饭，他觉得一个贫农代表不应该随便吃公家的饭，所以他坚持要回到自己家里去吃几个红薯后再到学校去。林主任拗不过他，也就一个人先回学校去了。

　　下午两点钟，父亲来到了观音寺中学，林主任带着一群学生在校门口迎接他。

　　会场就设在学校的岩操坪的大银杏树下，前方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支麦克风，那是主席台。两边挂着许多红纸黑字的标语，上面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等一些口号。父亲不识字，但他对那种布置早已习以为常。

　　林主任敲响了集合钟，各班学生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唱着毛主席语录歌来到了岩操坪，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个笔记本，老师在教室里都按照林主任的吩咐作了要求：要认真听伍爷爷作报告，要作好记录，听完报告后要以《生动的一课》为题写作文。

　　我父亲在林主任的陪同下来到了主席台，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父亲接过林主任递来的茶杯，喝了一口开水，便向师生们讲起了过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