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李国梁要到县委当副书记了，离开米市桥前一天，李有根和夏仁义商量，叫出纳买了一把热水瓶，并让夏仁义写了“李国梁同志荣调留念！”落款后面写着：“米市桥乡第七高级社赠。”临别那天，李有根去送行，李国梁握住他的手说：“要多学文化，多理解政策，多掌握情况，多贯彻精神，把工作做得更踏实一些。”李有根只是点着头，因为在轰轰隆隆的炮竹欢送声中，他一句也没听懂。

　　李国梁的离开，李有根感到很难过，心里面那不舍的牵挂，竟如母子之间一根隐隐约约的脐带。令人没想到的是，这类情感还仅仅是开始。

　　农历年底，为了分红的事，李有根和夏仁义、保管、出纳算了六天，原来高级社跟各作业组建立的承包合同里：包工、包产、包费用、超产奖励竟没法履行，因为社里除了完成征粮、统购、税金、留下种子、饲料、公积金、公益金外，分配给社员的已所剩无几，况且在粮食分配上，由于按照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四六分成，这样一来，人口多劳动力少者，进的粮食多，原来在每月分口粮时就已经分了，现在没法拿回口粮，因为你人多劳少，自然工分少，也就不足以抵付口粮钱，劳力多人口少的户，虽然可以进一点钱，但社里又没有现钱来支付，还有的口粮也不够吃，另外就是社里的两个五保户也没保证，那些等待分配的农户每天都围着夏仁义的会计桌，说自己辛辛苦苦地劳动很不容易，如今却多劳不能多得，反而是懒人有懒福，论长道短，指桑骂槐，有些话撮到了李有根的短处，甚至有的人要求要退出高级社，他为此伤透了脑筋。

　　李有根敦促夏仁义多算两遍，夏仁义硬着头皮和出纳、保管核查了几个账薄，还是没有疏漏的地方。屋外，冷飕飕的北风吹得树枝呼呼作响，嘀嘀哒哒的雨点夹杂着豆大的冰粒从瓦片的缝隙里钻进来，让这里的空气更充满了寒意，火盆里的木碳燃得仅有几点火星，快要熄灭似的，桌上的马灯那被玻璃罩住的火苗在寒风中不停地摇曳，四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把脖子缩到了衣襟里，身子阵阵发抖。

　　李有根感到这事非同小可，总不能因此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啊，这么下去怎么去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怎么去迎接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

　　李有根去找了新来的区长，区长说：“这不是你们一个社存在的问题，区里正在研究。”

　　李有根把区里的意见跟夏仁义和出纳说了，夏仁义说：“你去找一下李国梁书记，看他能不能想点办法。”

　　李有根说：“这一点我可没想到。”

　　于是，李有根便去了县城，找到李国梁向他汇报了社里的情况，李国梁听后，对他说：“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着一种右倾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是有些急躁冒进的趋向，象你们那个五百头猪场，就是搞形式主义，菩萨未成先塑鸟鸟，计划定得太高，没有充分考虑到自己社里的实际能力，所以工作不能做得太急，要记取教训，引以为戒。你回去叫夏仁义来一下，记得把社里的帐目带来。”

　　李有根在李国梁的带领下去招待所吃过中饭，便急冲冲地往回赶。

　　夏仁义随后就去了县城，李国梁看了夏仁义的帐目后，让他在县城等了一天，夏仁义不久就去了县财政局领了一百元的旱灾补偿款。

　　这个年，终于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