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一从解放车的驾驶楼里跳下来，指挥武装排几十个人封锁住九连的各个路口后，自己风风火火地进入连部。然而连长仇永和结结巴巴地告诉他，一个钟点以前，高大雷已回团部“自首”了。

　　高大雷被常虹和几个知青硬拽到九连，经过一番思考后，他决定不能连累战友，还是自己面对这一切，就在常虹和郑九成谈话和刘守一集合武装排奔赴九连时，他已搭车回到了基建连，然后在朱庆生的陪同下来到保卫股。

　　这个举动让冯友清感到很扫兴，很没趣。如果要是能连撕带拽地把高大雷抓回来，或是在高大雷逃跑中让武装排一枪崩了他，那多解气？但高大雷偏偏自首了，这让他很被动，让他出不了气。按照他的意思，刘守一布置给基建连领导班子，必须要把高大雷的行为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罪，并尽快上报材料，否则不足以震慑天不怕地不怕的下乡知青。

　　朱庆生不同意这种做法。韩立春算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她反没反革命他说不清，但为了自己不被打成保皇派，他竟然昧着良心不经意的参与了迫害韩立春的行动，这一点他很清楚。他后悔自己上了冯友清的贼船，上去就再也下不来了，他不敢说明事实的真相，如真那样，他一定会被骂成混蛋，被唾沫淹死。自那以后，韩立春成为他的心病，但他不敢救、也救不了，他一直希望有人能把韩立春救下，而减轻自己的罪孽，今天这个人就突然出现了，他完全可以保护他，保护这个可以保护韩立春的小青年。

　　他是冯友清船上的人，他不担心冯友清追究他选人不当的责任，他没有按照旨意把高大雷说成是十恶不赦，而是把高大雷的行为说成是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一时的冲动和自己教育得不够等等。他亲自替高大雷写了一份检查，让同样被卷入参与了陷害韩立春行动的女儿抄写了一遍，上纲上线，狠批狠挖，并滴上了几滴水渍，说是高大雷边哭边写的。最后他还以班子的名义保证，今后一定做好教育、监督和改造知青的工作。做好这一切后，他亲自找刘守一、冯友清和郑团长谈话，他要用自己的党性为高大雷担保。

　　保卫股的报告和基建连的材料和高大雷的检查同时放到了郑九成的桌案上，他是从师里开会回来知道这件事的。保卫股对高大雷在批斗会上的行为描述，与常虹所反映的、甚至与基建连的说法都有较大出入，他觉得常虹的表述似乎更客观也更有道理，基建连的建议似乎更策略也更容易使双方接受。高大雷虽然检查了，而且是声泪俱下无比沉痛，但对错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认识，只是一些空口号和大帽子。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公开解救批斗对象，他的冲动确实很容易让人上纲上线，确实给想帮助他的人带来十分的被动。因此如何处理这件事儿绝不是高大雷的个人问题，而代表的是他这个一团之长、是以他为首的一级组织的一种倾向，一种舆论、一种态度或是一种信号。他其实早就想好了处理这个问题的思路和原则，他现在考虑的是如何让冯友清亲自去处理，如果处理不当他将怎么办？

　　郑九成没想到冯友清会掉眼泪，他说他如何苦大仇深，如何仇恨阶级敌人，他承认自己对敌斗争时不够冷静，他说他心里很矛盾。韩立春虽然不是亲生，但到底是亲养的，他也心疼，但又不能丧失革命立场。他就是说到这的时候掉泪的。

　　最后他竟然提出了一个连郑九成也没想到的解决方案，他说他看到了高大雷的检查，十分深刻和诚恳，高大雷是一个很好的苗子，如果郑团长同意，他决定把他调到劳改队去，让他在对敌工作中锻炼自己改正错误，他坚信高大雷能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