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伯父讲，父亲出生时，有个算命先生正好路过。伯母叫他算了算，他只将婴儿在手上摸了摸，便说：“恭喜，恭喜，这孩子将来要做官。”因此讨得一块钱的赏钱。

　　父亲长大后，从生产队长干到大队长，为官二十几年。其间，几次被区里和公社抽去搞调查，但就是为人厚道，舍不得本村本土，没能跳出农门。父亲和同时代的公仆们一样，无怨无悔地贡献了自己的青春、身体和思想。有年大队油坊安油榨，面对几百斤的木榨，他一个人抬一头，腰被闪了，落下终身腰疾。姐姐和几个同学初中毕业时，有招工名额分配到大队，他说：自己是队长，还有机会，让别人的孩子去吧。姐姐一生在家务家。池塘边，那棵百年古松，他几次要砍，但苦于祖父的阻拦，只好借助邹大头把它革命了……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那年，父亲退下来了。五十多岁，正是干事的时候，可这政策就是不允许你去干，父亲为此闷闷不乐。常常以埋怨打发沉闷。

　　湾里的刘歪嘴过去对他毕恭毕敬，前一个队长，后一个队长。那年广济煤矿到本村招工，父亲帮忙让他去了。因为自己仍是那副德性，一年后辞退回家。回家后，父亲又让他当小队会计，保管，但还是干不好。如今，见了父亲直呼其名，称兄道弟的，更为可气的是我家的田在刘家上面，一到放水时，他总让河沟里的水不走我家田；一到施肥时，他又把我家刚刚施了肥的田，让河沟水灌满，漫到他田里。为此，父亲与他好说歹说多次，而歪嘴呢？就是大风灌牛耳。

　　父亲也开始使用了平素未曾用过的武斗，与刘歪嘴拼命。年龄的悬殊，体质的差别，刘歪嘴自然次次占上风。

　　诸如此类，不出一年，父亲变得粗暴，冷酷，以致有次在田里割谷，倒在田里，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冬天在灶前烤火，病一发，倒在火里，左手烧焦了。若不是刘歪嘴过来借东西，恐怕命早完了。

　　父亲的晚年没有伯父完美。孩子几个，却无人赡养。瘫痪在床十几年，像余大伯一般，仅靠母亲伺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