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大头几经周折，最后到县农业局当局长。我中专毕业，分配到农业局技术股上班，股长陈树文是个四十开外就秃顶的大专生。农业局小年轻只有我和一个顶父职的何仁。何仁人前人后叫陈股长--“陈叔，陈叔”，亲热而且让人发腻。他早来我四年，但老成，圆滑。每次轮到他发言时，要么“嘿嘿”、“嘻嘻”地咧嘴笑，摆摆手，极谦虚近似无能又无奈的样子；要么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看领导的脸色。领导和同志们对他很看好，而对书生意气，好发议论的有点知识分子清高的我则认为--“半天飞的！”

　　何仁被安排在局办公室当秘书，而且组织上培养他入党。

　　农业局的工作主要在农村。局机关干部主要是下乡调查，搞技术推广。陈股长与邹大头，这一段时间关系较紧张。每次下乡时，邹大头总把何仁与我安排在一组。何仁当时以工代干。我是大专生，名正言顺是组长。

　　我们每次下乡回单位，都要向局长提交一份文字材料。我想叫何仁执笔。

　　“你是大学生，我……，还是由组长来吧。”何仁总是这样说。

　　我十分满足地去执笔，往往开一个夜战，就把稿子交到何仁手里，命令说：“誊正，送局长。”

　　“遵命！”何仁二话没说，去抄写。虽说他是个初中生，可几年在局机关练坐功、练书法，字写得倒还流利。

　　一年后，何仁任办公室副主任，我却下派到一个小镇农技站当技术员。

　　再过两年，邹大头退居二线，闲着无事，到曾管辖的基层转转。一天来到我所在小镇，猛地记起去见见我。

　　见了老局长，其实小时候就认识的工作组长。我为他的衰老、消沉感到惊诧，一些积久的不快被怜悯冲淡了。特邀到房里坐坐。邹大头也放下了往日的架子，极有人情味地攀谈起我的祖父、父亲，以及愧悔地说：“没关照好你。”说着，无意中瞥见床上、桌上，我发表的各种作品。便拿起来，看了又看，然后眼睛直直地望着我：“你还能写？！”

　　我简直莫名其妙。还是那副脾气：“农业局的笔杆子，非我莫属！”

　　邹大头回去后，想向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何仁推荐我到局办公室工作。但当时仅靠送一双牛皮鞋给他，就提为局长的何仁，此时不吭一声。这年的春节一过，我就接到调令--到离县城最远、最偏僻的乡农技站当副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