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蔡姐的命居然这么好，听她一说，我心里真是羡慕不已。原来她从小到大都是家里人的掌上明珠，生活过得无忧无虑。

　　从懂事的时候起，爷爷就是澄海农机厂的职工，很疼她。小时候父亲在本地国营的制糖厂工作，母亲在城里的火柴厂当出纳，她是独生女，真是万千宠爱在一身，从来就不愁吃不愁穿。

　　舅舅在食品公司当了一个部门的头目，那时候猪肉是凭票供应，她一家人都是城镇户口，每个月有米票肉票，再加上舅舅另外给的，家里的猪肉票多得还可以送给邻里亲戚。普通的人家总是喜欢肥猪肉，因为肥肉还可以炸出一些猪油平时炒菜用，但自己家里从来就不用为猪油犯愁。蔡姐说那时候的猪肝很稀罕，但她喜欢吃，所以每个星期天舅舅都会带一个大大的猪肝给她。

　　初中毕业以后没有继续读书，游荡了两三年，然后到了父亲的那个厂工作，那时叫做“家属工”。她说那时候很多地方都一样，教师爸爸生教师儿子，公安父亲生公安儿子，蔡姐是糖厂父生糖厂女。她到糖厂上班，做一名记账员。不久以后老爸就调到县城里的农机厂，她依然留在这里。自己有工资，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用向家里要钱，日子也过得相当开心，真是甜上加甜。

　　蔡姐说年轻的时候追求她的人很多，当时的糖厂并不是在县城里。星期六的下午，从东里镇回到县城游泳池附近的家中还要经过十公里的路。但她就不用为上下班发愁，还不到星期五，就有不少附近的卫生院，或者是工商所税务所的小伙子打电话找她，问她什么时候回家，要过来载她一起回城里，当然用的只是自行车。那时候他们打电话都打到传达室的大叔很有意见，电话铃声一响，就知道准是找她。

　　我听了真是有的眼红，老天为什么这样不公平，所有的好事都让蔡姐给碰上了。

　　见我这么入迷的样子，蔡大姐很满足，提起往事更是掩饰不住自豪的心情。她说那时候星期一上班，要到星期六下午才回家，平常吃的住的都是在糖厂里面。糖厂就在东里溪边，对面的东里镇当时有一个在供销社上班的小伙子，经常来厂里打羽毛球，一打就到天黑。食堂里都关门了，他就请一起打球的几个人，当然还有蔡姐，到东里镇溪乾街的“青窗”前吃“猪脚饭”。

　　蔡姐得意的说，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打球打到那么晚，原来是故意的，目的就是要请她一起吃饭。

　　我一想才有的印象，她说的那个叫做“东里”的地方记得陈站长也提起过，自己心里还嘀咕着，那个供销社的小伙子该不会是陈站长吧。不过这次一起来，看他们两个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

　　蔡姐说那时候有些事情真是很值得回忆，三四个人吃“猪脚饭”，不分男女，一律蹲在木椅上，吃完就走。因为那里的地方小，顾客多，根本就没有位置可以坐。不过她自己不习惯蹲着，所以每次都是站着吃饭。

　　而最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在东里镇“青窗”的国营饭馆，几个人被那供销社的小伙子请到那里吃“牛肉粿条”。每人一大碗“牛肉粿条”，粿条很少，牛腩牛肉还有牛肉丸却特别多，吃得很累，总共合起来也就是两三块钱。等到结账的时候，明明看见那小伙子掏出一张五块钱的钞票去买单，但找回来的总是七八块钱。大家白白吃了一顿，还有钱赚，心里真高兴，以为他们拿错了。以后还有两三次也是一样，就觉得很疑惑，问那小伙子，他就是不肯说。后来才知道，那收钱的人就是他亲叔叔。

　　我有觉得奇怪，五块钱买了两三块，原来应该找回三两块。怎么可以找回七八块，那岂不是还要赔钱。蔡姐说你真傻，国营的单位，谁都不是一样，被人发现，问起来顶多承认自己看错，把五块钱看成是十元一张的“大团结”，多给的要回来不就没问题。

　　她说那供销社才好笑呢，把钱放在一个小竹篮里，在屋子顶部的脊梁上做一个钩，用一根长绳子系着。平时整篮子的钱就吊在半空中，每一次要收钱，就把绳子拉一段下来，那篮子自然也下来，收完钱再把篮子升上去。这样一整天的营业额就全都挂在屋脊上，谁也没办法打主意。有一次晚上的时候，突然停电，于是有人就赶紧偷偷的想把那个装满钱的篮子放下来，趁机抓一把。哪知道篮子刚刚放下来，立刻就发觉里面很快挤满好几只手，大家手摸着手，谁也不敢先开口。想不到这时候电灯又亮了起来，大家毫无思想准备，在灯光下面面相窥，脸上都是热热辣辣。其中有一个人头脑的反应比较快，立即很严肃的对大家说，他是在保护“钱筒”，谁都不能乱动。

　　经过他这么一说，所有的人也都表明自己也是在保护“钱筒”，以防止有人趁黑暗的时候浑水摸鱼。蔡姐笑着说那些人也挺机灵，幸亏电灯很快就亮起来，不然整个“钱筒”（竹篮）里的钱都要被他们抢空。

　　看蔡姐对供销社的情况那么了解，我就悄悄的问她，现在家里那个老公是不是就当时打羽毛球打到很晚，然后请大家吃饭的供销社小伙子。蔡姐摇摇头说不是，家里老爸不喜欢，嫌他在城里没有分配房子。她说那个人也很聪明，到后来每逢星期天，就在南洋乡买了一腿很有名的“唝咕”卤鹅肉到家里做客，一起吃饭。见到老妈总是阿姨前阿姨后的格外亲热，来了几次以后老妈的印象还不错，毕竟吃人家的嘴软，那些鹅肉的味道也确实很好。那时候哪里懂得什么爱情不爱情，如果自己觉得可以，家里人说好了就好。

　　本来事情也差不多了，谁知道半路上又来了一个。老爸喜欢下棋，也不知道在哪里认识了一个年轻人，是县城里面电子厂的职工，下棋特别厉害。他父母也在县城里住，星期天没上班就来家里找老爸下棋，时间久了说话也相当投机。老爸对这个人可能比较有意思，所以一对比，反而觉得供销社那个配不上，态度也悄悄的发生变化。

　　那一个星期天供销社的小伙子依然到南洋乡买了一大腿卤鹅肉来家里做客，老爸跟电子厂的年轻人正在下棋。蔡姐说她自管听收音机，也没有理会他们。午饭的时间到了，老妈就催促着快点吃饭，他们的棋正走到一半，怎么肯轻易停下来。过了好久，菜都快凉了，老妈又说了一次，他们还是拖着。大家只得继续等着，那供销社的小伙子以为自己已经是熟客呢，当时也没有注意点分寸，就走上前去也催着快点停下来吃饭。

　　老爸的棋一时胜不了，又不愿意轻易认输，心里可能也很焦急。被他这么一催，态度很不好，狠狠的瞪了一眼，说后生仔，你要带鹅肉来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女儿已经答应人家，你也不要乱打主意。

　　我说你老爸也真是的，怎么可以当着客人的面说这样的话。蔡姐说她老爸就是那样固执，没有办法，那一天大家都不欢而散，以后他再也没有来，那个下棋的到过几次以后，也没有来。因为母亲不喜欢，说这样的人只顾着自己，以后一定不会帮助做家务事。

　　后来呢，我迫不及待的追问蔡姐。

　　蔡姐无可奈何的笑了笑说后来有几年运气也很不好，等到年龄很大了才嫁给现在的老公。

　　那几年就好像中了邪似的，什么事都不顺心。老妈的那一家火柴厂经营不下去，停了下来，不得不提前退休。自己工作的这家糖厂也渐渐亏损，很难维持。开始是有工资没奖金，以后就只拿一半的工资，到最后连工资也发不出。邻近种甘蔗的人很少，到外地收购基本上就是买多少做多少，就亏本多少。成本高，卖出的价钱低，所以最终还是关门大吉。自己成了下岗职工，重新呆在家里。那个时候上门来提亲的人也不少，父母虽然没有干涉太多，自己就是觉得高不成低不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三十一岁，才嫁给现在的老公。

　　听得出蔡姐现在的生活应该是很惬意，完全没有半点长吁短叹的样子。聊起那些往事，她就是得意洋洋，不知不觉中竟然就把今天买玉受骗的事情给忘个精光。

　　看看手表，已经凌晨一点多，两个人都有些困乏，于是站起来回房间睡觉。蔡姐还担心一觉醒来可能太晚，误了时间。我说放心吧，天一亮我还要起来跑步呢，不碍事。

　　上午大家又开始出发，往回走。整一车人就那么死气沉沉，完全没有前两天的气氛。吉祥妹妹也只是简单的道了个歉，说她也有责任，因为年少不懂事，以后一定要多个心眼。这一次蔡姐也忍不住嗤之以鼻，没好气的说你认为还有下次吗？

　　没有心情看椰树，看风景，只是巴不得快一点到海口，我们等着坐两点半的飞机。李校长比我们还先到机场，在候机室，陈站长当然就问起这两天的情况，有什么合适的生意。李校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厚厚的名片，说回去以后再好好考虑。

　　当着李校长的面，陈站长的老婆就借景抒情，夸奖李太太最了不起，一起来三十多个人都被骗了，只有他老婆没有上当。李校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陈站长看了看他自己的老婆，苦笑着，过一会才慢慢把那点破事说给李校长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