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看了贾山的那道“谏射猎”的奏折以后，刘恒便一改往日那素性好猎的习惯，真的很少出去射猎了，对于朝臣们各种各样的建议也更加的注意聆听了。

　　但是，在听取朝臣们建议的时候，刘恒敏锐地发现大多数人在说话之时心存顾虑，并不怎么敢过多地讲些实话和真话，基本上还是以歌功颂德为主。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朝臣们不敢畅所欲言？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刘恒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些大臣们的头上还有一把利剑在高高地悬着，这把随时都会取人头颅的利剑名叫“妖言诽谤罪”，经过反复思考，刘恒认为这把“利剑”对于稳定江山社稷并没有多少益处，弊端却不少，前秦灭亡便是一例。正如贾山所说，“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无辅弼之臣，无直谏之士，天下行将崩溃而无人告之也。”

　　天下行将崩溃而不自知，亦无人告之，闭目塞听竟然到了这等程度不亡国天理不容啊。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必须要广开言路，必须要给大家创造一个讲真话实话的宽松环境，刘恒决心拿开这把高悬在众人头上的利剑。

　　于是，在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刘恒下诏废除了“妖言诽谤罪”。

　　诏书略云：“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后，有犯此者勿听治。”

　　在刘恒未废除“妖言诽谤罪”之前，不仅大臣们不敢乱说话，就是老百姓们也是不敢轻易乱说的。老百姓有时候不高兴偶尔私下里诅咒皇上或朝廷，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揭发。官吏们便据此认为他们这是大逆不道，这是在诽谤皇上、诽谤朝廷，老百姓因此就犯了“诽谤罪”，遭到严惩那肯定是在所难免的。刘恒不忍心看到这些无知可怜的老百姓们由此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因而他要求执法者们网开一面，不以此错论罪。

　　我国远古时期出了不少非常圣明的帝王，如尧、舜、禹、汤等，他们都是以礼贤下士、虚心纳谏而闻名于后世的。其中，尧帝为了让属下臣子们能充分地发表自己对朝政的意见，他在宫殿外护城河的桥头上专门立有诽谤木，提意见的人把他的意见写好后在深夜里把它悄悄地挂在诽谤木上。统治者看了以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决不追查提意见的人是谁，更不追究提意见人的责任。

　　诽谤木的形状纵横二木相交，纵长横短，今日的华表就是由尧帝时期的诽谤木演化而来的。不过，今日的华表已经不是木头的而是石头制成的了，其形状比过去要美观的多了，但是其作用也简单了，它现今在世人的眼里也仅仅就是一件漂亮的装饰物了。

　　到了秦朝，秦始皇认为，诽谤木的设立使得臣子百姓能随便的议论皇上和朝政，这是对皇上和朝廷的极不尊重，诽谤木给那些妖言惑众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物质条件，皇上和朝廷的威信尊严却会由此而丧失殆尽。这无疑于一个人当众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其结果只能博得众人的嘲笑。因此，秦始皇果断地下令，今后凡随便议论朝政者按“妖言诽谤罪”论处，于是就出现了一种这样的局面，诽谤木还在，可是如果再往上面挂意见那就是犯罪了。

　　汉承秦律，汉初的律法也有“妖言诽谤罪”这一条。

　　刘恒为了广开言路不仅废除了“妖言诽谤罪”，连老百姓诅咒皇上他也认为是无罪的。但是到了武帝刘彻时代，诅咒皇上却又成了一项十恶不赦的大罪，太子刘据就是被一个叫做江充的人以“巫蛊罪”的罪名陷害的，所谓“巫蛊”就是利用一些人型道具诅咒别人，太子犯的所谓的“巫蛊罪”自然就是他诅咒了他爹武帝刘彻。

　　江充，一个地地道道的江湖骗子，他利用了刘彻信神信鬼、多疑好猜的毛病，通过摇唇鼓舌骗取了刘彻的信任。有一次，刘彻突然感觉头脑异常疼痛，江充便煞有介事地对刘彻说，“一定是有人在诅咒皇上。”刘彻闻听此言还能不雷霆震怒？立即命江充追查诅咒者，一时间京城内处处血腥恐怖，人人惊恐不安，短短的两三个月，被江充以“巫蛊罪”迫害致死的臣民数以万计。

　　对于江充的这种胡闹，还是有人敢说话的，那就是仁慈善良的太子刘据，太子为民请命，勇敢地进宫参了江充一本。胆大妄为的江充知道太子参他以后，便索性连太子一起陷害。他秘密地派人预先在太子府的庭院里埋置了一具小木偶（木偶上面刻有诅咒刘彻的文字），然后便带着他那帮江湖术士来到了太子府邸，这群人在太子府装模做样地东翻西找，最后在庭院的一处角落里挖掘出了那具小木偶。

　　“太子啊，太子，原来这就是你对皇上的孝心？你自己去给皇上解释吧。”江充狞笑着拿着那具木偶走了。

　　明知这是陷害，但太子一时却不知该如何应对眼前的这个突发事件。

　　“太子，这奸贼此去定然会在皇上面前极进谗言之能事，太子你凶多吉少啊。”一位幕僚急切地对太子说道。

　　“然则如何是好？”太子已经没有了主意。

　　“事不迟疑，趁这奸贼还未走远之机先把他抓回来再说。”这位幕僚说道。

　　“这样行吗？他这可是在奉旨行事啊。”太子尚在犹豫。

　　“太子啊，当断不断，必会遗恨终身！难道你要做前秦的扶苏吗？”幕僚大声说道。

　　一语提醒梦中人，太子不再犹豫了，他果断地下令道：“快去把这个奸贼给我抓回来！”

　　早已待命出击的卫兵们即刻蜂拥而出，不多时间江充及其同伙大部被抓了回来，遗憾的是，混乱中有人侥幸逃脱了。

　　狂妄之极的江充自以为有圣旨在身，根本就没把太子放在眼里，他在被抓回来之后不但不服软，反而不断地口出狂言刺激太子。养尊处优惯了的太子那里能经受住这等刺激？盛怒之下，太子拔出剑来大喊道，“奸贼，你走到那里，那里就不得安生，你昔日把赵国搅得乌烟瘴气，今日又跑到京城里来祸害百姓，本太子今日要为民出害。”话音未落，宝剑已刺进了江充的腹中。

　　杀了江充以后，太子正在同属下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忽听得院外响起了嘈杂的马蹄声，门卫跑来大声报道，“太子，禁军已把太子府包围了。”

　　原来是那个侥幸逃脱的人跑进宫告知刘彻，声称太子已反了，刘彻闻听大怒，立即命丞相刘屈牦带兵捉拿太子。

　　事以至此，太子只有两条路，要么束手就擒，要么冲出京城，从此浪迹天涯。太子选择了后者。

　　太子属下的那些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们拼死命掩护着他冲出了包围圈，等跑到城门口的时候，太子身边只剩下他的两个儿子了。

　　城门当班的司值叫田仁，此人颇有侠肝义胆，看到太子父子三人如此仓皇狼狈，在恻隐之心的驱使下，田仁打开城门放他们走了。放走太子之后，田仁自思脱不了干系，索性饮刀自刎了事。

　　太子逃出城以后，在朋友处隐藏了一段日子，后被人检举告发，太子自尽，他的两个儿子连同朋友一家老小尽数被官兵斩杀。

　　太子刘据乃皇后卫子夫所生，大将军卫青的外甥，卫青死后，年老色衰的卫子夫自然失宠（此时，年轻漂亮的钩弋夫人在后宫的地位如日中天，其子刘弗陵后来被立为太子，是为汉昭帝），刘据没有了后台，其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可以肯定的说，即便是没有这次“巫蛊”事件，刘据被废也是早晚之事。值得一提的是，刘据遭遇“巫蛊”事件全家被满门抄斩之时，他有一尚在襁褓之中的幼孙幸免于难，这个幸运儿就是史称“中兴之君”的汉宣帝刘询。

　　话说自从刘恒废除了“妖言诽谤罪”以后，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被打开了，有识之士发表治国安邦的言论便有了正常的渠道，来自方方面面的各种建议或意见就象涓涓细流一样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了未央宫里。这些建议当中，遇有切实可行的，刘恒会立即着手办理。若是片面不切实际的，就把它们放到一边。尊重但决不盲从，这是刘恒对待属下的原则。

　　提建议的人大多都是书面的，当然也有口头的。最近这段时间贾谊的所有建议几乎都是面对刘恒口头表述的。贾谊现在面见刘恒的机会已经非常多了，因为他已被提升为大中大夫了。

　　大中大夫，职掌言议，顾问应对，乃皇帝的高级施政参谋。一朝中设有多名大中大夫，陆贾此时也还在朝中任大中大夫。

　　这天散朝后，刘恒和贾谊君臣二人又坐在了宣德殿里，二人的谈话从废除“妖言诽谤罪”开始。

　　只听贾谊说道，“皇上废除了‘妖言诽谤罪’，臣以为这对于保持大汉的长治久安有莫大的益处。墨翟说过，‘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国。’他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啊。”

　　刘恒感叹道：“是啊，我朝现在所缺的正是这些敢进忠言的弗逆臣子啊，应该鼓励大家争论，应该倡导分议者延延、支苟者詻詻，世上有些道理确实是不辩不明，越辩越明啊。”

　　“皇上，言路打开了，臣子们也敢说话了。臣以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该考虑用‘礼、义、廉、耻’来教导规范臣子们的言行了。”贾谊说道。

　　“请贾爱卿明言。”刘恒微笑道。

　　贾谊继续说道：“管仲说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之’，若要这‘四维’在国中伸张，则须先在大臣间伸张。但是如何做才能鼓励廉耻，推行礼义呢？臣有一些想法，不知可行不可行？”

　　“请讲。”刘恒诚恳地说道。

　　“谚语有云，‘投鼠忌器’，臣现在把这条谚语借用过来比喻某些没有廉耻的大臣和整个朝廷的关系，也许不太贴切。臣的意思是说，如果采用一些过于张扬、过于极端的方式惩罚这些大臣的话就会损害整个朝廷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但若是不处理他们，这些老鼠还会继续危害社会。”贾谊说道。

　　“爱卿所比喻的这个‘投鼠忌器’很贴切。”刘恒微笑着插了一句。

　　贾谊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皇上身边的人都是很尊贵的，所以只能用‘礼、义、廉、耻’来规劝约束他们，对他们可以赐死但不能戮辱。老百姓有句话，叫做‘再新的鞋也不能放在头上，再破的帽子也不能放在脚下。’对那些已处于尊贵地位的人，皇上若是以礼相待他们，老百姓就会敬畏他们。若是他们犯了罪错，皇上可以辞退他们，可以罢免他们，甚至赐他们死都是可以的。如果把他们捆绑起来交给有司，让那些小官吏们责骂、鞭笞，侮辱他们，这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让普通百姓看到的。”

　　“有道理。”刘恒情不自禁地又插了一句。

　　贾谊继续说道，“在古代，大臣犯了贪污受贿罪而受到惩处时，对外就说他们‘釜瓮不饰’，犯了污秽淫乱罪，就说他们‘惟薄不修’，犯了渎职罪，就说他们‘下官不识’。总之，在惩处这些尊贵的大臣们的同时，君主还是适当的给他们留了一些面子。对那些犯罪较轻的人，一般都是让他们自己到请罪室去请罪，而不用绳子牵着他们去。对于犯了中等罪恶的人，听到判决后就让他们自废而死，君主就不用派人去斩杀他们。对那些犯了大罪的人，就让他们面北跪着自杀，而不用专门找人揪着头发、按着脖子砍他们的脑袋。这样，君主就可以对别人说，‘虽然他们犯了罪，但我对他们还是很有礼的。’据臣所知，这是古代那些贤明君主们的通行做法。”

　　贾谊看了看刘恒接着说道，“皇上用礼义对待大臣，大臣就会变得有志气，用廉耻教化他们，他们就会注意自己的气节和品行。这种教化一旦被大臣们完全接受以后就会变为约定俗成，大臣们就会时刻注意自己的品行而忘掉私利，就会坚守气节而主持大义。到那时侯，皇上就可以很放心地把治国安邦的大权交给他们了，这就是推行礼义，鼓励廉耻的结果。若如此，所谓的‘投鼠忌器’之事也就不会发生了。臣的这些建议不知可行与否？请皇上斟酌。”

　　“你的这个建议非常好，朕以为完全可行。”刘恒以十分赞许的口气说道。

　　从此，刘恒在对待臣下时就更加地注意礼节了，对他们也更加地尊重了，大臣们的廉耻之心也由此变得强烈了。

　　在刘恒当政的二十多年里，他从未下令斩杀过任何一位犯了大罪的朝臣，那些犯了死罪的臣子们几乎都是在廉耻之心的驱使下主动自杀的。

　　贾谊自从被擢升为大中大夫以后，发挥其才学的空间也就进一步地扩大了。单纯论才学的话，贾谊的才学自然是远远高于那些当朝大臣们的，尤其是他的理论水平则更是这些人所难以企及的。由于他的才学得到了刘恒的肯定与欣赏，因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便从一介布衣几步就跃升为令人羡慕的大中大夫了。

　　一般说来，大凡那些天分极高、才学极优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自持才高，目空一切，贾谊当然也不例外。

　　每当朝中议事，别人还没想好该这样说的时候，贾谊却常常口若悬河地率先讲了起来。每次上朝前后，都是朝臣们客客气气地相互联络感情的时机，贾谊却总是独来独往，从不主动与别人行之所谓的俗礼。

　　时间一长，他的这种不管不顾的个性就很容易被别人看成是狂妄与傲慢，在大臣们的心目中他已遭到了普遍的嫉妒和敌视，尤其是那些开国元老周勃、灌婴等人对这位不知天高地厚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更是格外地反感，只是看到皇上非常的欣赏他，周勃等人只好隐忍不发罢了。可悲的是，他贾谊已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而自己竟然毫无知觉。

　　这天上朝的时候，同以往一样，当该议的事都议完了以后，刘恒又照常问了大家一句，“各位爱卿，谁还有事要奏吗？”

　　大殿里静静的一点声音也没有，显然大家已无事可奏，正当刘恒要说退朝的时候，贾谊突然出班说道，“启禀皇上，臣有一事要奏。”

　　“爱卿请讲。”刘恒微笑道。

　　“汉兴至今以近三十年，可我朝目前仍然还在沿用前秦的律法，臣以为这对我朝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是很不利的，这很可能会给他们造成我大汉无人的错觉。为此，臣建议我朝应尽快地‘更历法，改服饰，正礼仪，易官名，制礼乐。’只有悉改前秦律法，方可彰显我大汉的威名。如此，则百姓敬仰，其不世之功业必能垂于万代也。”说到此处，贾谊不禁慷慨激动了起来。

　　贾谊说完以后，大殿内便有人开始窃窃私语，渐渐地这些私语开始变为公开议论，在一片滔滔的反对之声中，刘恒开言平息了众怨，“贾爱卿所言并非当务之急，此事可暂缓议论，退朝。”

　　回到宣德殿，刘恒开始仔细地考虑贾谊的这些建议。“更历法，改服饰，正礼仪，易官名，制礼乐……”刘恒轻轻地摇了摇头，平心而论，贾谊的这些建议也没有什么不好之处，他也是为了国家着想啊，正如他所说，“只有悉改前秦律法，方可彰显我大汉的威名。”但是若要按他所说的一条条的做了起来，那又要耗费多少的人力物力啊？单单说这“更历法”吧，就得从朝野之中挑选出上百名的精通“易理、天文、算学”之人花费数年的时间方可完成，至于其他那几项也一样，件件都是耗时耗力的很啊。耗时耗力不说，有些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改，比如“改服饰、易官名”完全是为了一种虚名。这个贾谊，他也许觉得自己既然身背旷世之才的英名，就非得干出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才行。否则，不仅无法向后人交代，就连那些前秦的学子们也会在阴间笑话他。贾谊是不是真的这样想的呢？想到此处，刘恒微微地笑了。

　　贾谊自从进身朝廷以后，给刘恒提过很多的建议，刘恒几乎都是悉数采纳，那是因为他的这些建议不仅很有针对性，而且也非常符合刘恒那“清净无为”的治国方略。惟独这一次的建议与刘恒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径庭，刘恒自然是不会采纳的了。虽然如此，对于贾谊的学识才能刘恒还和以往一样是非常欣赏的，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建议而对他做任何的否定。

　　过了一段时间，刘恒打算提升贾谊为上卿（汉时有三公九卿，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为太常、光禄、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九卿的级别即为上卿，提升贾谊为上卿，有候补九卿之意）。

　　在征求丞相、太尉等人的意见时，没想到周勃、灌婴以及御史大夫冯敬等一班朝廷重臣都是极力的反对，“皇上，此人年轻气盛，傲慢狂妄，专好沽名钓誉，一味好大喜功，满朝之人除了皇上他谁也看不起，大家因而也从心底里厌恶他，提升他为上卿，众人心里不服啊。”“皇上，此洛阳少年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不可重用啊。”

　　贾谊不喜和人交往刘恒是知道的，上次他提那个更改律法建议的时候，引起一片的议论声，刘恒也注意到了，但万万没想到问题如此严重，大家对他的看法是如此之糟，这是刘恒始料未及的。

　　贾谊太年轻了。刘恒这样想，他的学识虽然极高，资历却是太低，和这些饱经时世沧桑的老臣相比，贾谊确实也显得太过于稚嫩。不过，这仅仅只是个资历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历练这个问题就会自然而然的解决了。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老臣们对他的看法是如此的糟糕，他若再在朝廷里待下去对于他来说那是非常不利的，得想个办法保护一下这个后生。思来想去，刘恒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先暂时离开朝廷以避免和这些老谋深算的朝臣们发生直接冲突。几年以后，等他的资历略微深一些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不会小看他了，那时再为朝廷效力也不迟。

　　正好此时长沙国与南越国两国摩擦不断，年轻的长沙国王吴回又缺乏治国经验，急需一位有才学的先生辅导，于是，刘恒决定外派贾谊为长沙王太傅。

　　正准备大展宏图的贾谊突然之间接到了这样的调令，心中怎能不委屈？怎能不悲凄？上任的途中，路过汨罗江，在屈原投水处，他悲情万分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吊屈原赋》，“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在这篇哀怨忧伤的赋中，虽然他名为吊屈原，其实是自比屈原，尽管如此，他多多少少地还是能理解一点刘恒让他离开朝廷的意思，因而他说“远浊世而自藏”，但他那不得其志的思想在此赋中还是表露无疑的，“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他在埋怨刘恒既然得到了骏马，为何又不使用，而把他当做犬羊一般的系绑住呢？

　　长沙气候潮湿，这对从小就生活在北方的贾谊来说是很难适应的，他在长沙日夜长吁短叹，自以为命不久矣，因而又写了一首《鵩鸟赋》，“……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

　　三年后，贾谊趁刘恒召见他的机会，诉说自己在长沙水土不服，刘恒又另拜他为梁怀王刘揖的太傅，刘揖是刘恒的小儿子，聪明伶俐，喜读书。

　　梁国在陕西汉中地区，这里的气候对贾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

　　贾谊虽然不在身边了，但贾谊所提的那些关于“勤农”的建议刘恒仍然非常重视，仍然在不断地深入贯彻着这些治国良策。

　　为了进一步鼓励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刘恒在高帝刘邦时已有的“三老”的基础上，按户口比例又设置了孝悌、力田等地方官吏，这些官吏大多都是从种地最好、德性最好的农民之中直接选拔的。他们参加乡村的日常行政管理，自然就会替农民说话的。

　　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以后，现有的耕地果然已不够种的了。于是，刘恒又下诏开放国有山林和土地资源，“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任民开垦。在当时生产、生活物资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这一政策不仅对农业发展很有好处，同时也刺激了副业产品的生产，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铸钱业以及采矿业也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刘恒对农民的优惠还体现在了他那一系列的轻徭薄赋的政策之中。

　　为了使农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农田，刘恒部分地减轻了农民服徭役的负担，他把原来每人每年在郡或者县里充当更卒一个月改为三年一个月。

　　汉律规定，凡十七岁以上五十六岁以下的男子皆有服徭役的义务，其徭役有兵役和力役两种。

　　兵役分为正卒和戎卒，每人一生中须到京师服役一年，这叫正卒。每人一生中还须再到边疆戍守一年，这叫戍卒。不去服兵役的可以缴钱，由官府雇人代役。代役钱数太大，一般老百姓都是自己去服役。

　　力役也叫更卒，更卒的主要任务是治河开渠、筑路架桥、修城建堡等等。每人每年须在本郡或本县服力役一个月。亲身服力役的叫做“践更”，出钱雇人代做力役的叫做“过更”。过更每人每年出钱三百。

　　由每一年一个月的力役改为每三年一个月，老百姓的负担一下子降低了三倍之多。

　　以上是他的轻徭，下面还有薄赋。

　　汉代的赋税中，除了农田赋税外，还有人口赋税，人口赋税包括口赋和算赋。汉初规定，七岁至十四岁，每人每年交口赋二十钱。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算赋一百二十钱。刘恒登基十年以后将口赋减为七岁至十四岁每人每年交十钱，算赋减为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四十钱。

　　口赋降了一倍，算赋降了三倍。农民们把这省下来的钱一部分用于生活，一部分投入到了农田，农业的发展从此便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由于这一系列勤农政策的有力实施，百姓的生活渐渐地变好了，国家和民间的储粮也在渐渐增多，社会经济逐步的繁荣了起来。

　　在此基础上，刘恒于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百六十八年）又第二次把农田税由十五税一降为三十税一。

　　刘恒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公元前一百七十八年）曾一度把农田税由十五税一降为三十税一，后来因为当时的条件不成熟，第二年又恢复为十五税一。

　　这次降为三十税一以后，老百姓自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欢迎，就是那些政府官员们也不再叫苦连天了。这说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商业的发展已足以能够承担国家的正常开支了。

　　三十税一的税率应该说已经是很低的了，但刘恒仍然觉得农民辛苦，他觉得农民面朝黄土背朝青天，经年累月在农田辛勤劳作，让农民交税就是把他们与商人等同看待，农业为天下之本，亏待了农民就是本末倒置。于是，刘恒决定在第二次农田税降为三十税一后的下一年彻底免除农田之税。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免除农田税的人他是这样说的：“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勤身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一百六十七年。

　　从此时起直到刘恒去世，农民免交田租赋税长达十二之久。

　　景帝刘启即位后，于公元前一百五十五年又恢复农田税率为三十税一。

　　武帝刘彻即位后，农田税又变为十五税一，继而是十税一，又恢复到了秦朝时的水平，老百姓的好日子从此也终于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