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居是汉朝第一位谋反叛乱的皇室宗亲成员，他死后被以庶民的身份安葬，封国自然也被除去。几年之后，又出现了第二位叛乱者。

　　这第二位就是淮南王刘长。

　　刘长驱赶走了丞相公孙庆之后，又私自任命了一位名叫孟春的丞相。

　　大将军柴武有个儿子名叫柴奇。柴奇此人诡计多端，喜欢谈兵，且野心极大，他平素最喜欢结交的人就是那些卤莽武夫和江湖术士。刘长结识了柴奇之后，对其极为赏识和信任，任命其为淮南国中尉。刘长与柴奇二人从此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他们大肆收买天下亡命之徒，但凡是有些文才武功的人，只要来投奔，均能得到他们的高官厚禄或者良田美宅的赏赐。

　　刘长图谋不轨之心已昭然若揭，几乎天天都有弹劾刘长的奏章送到刘恒的手里，对刘长的所作所为满朝文武均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严惩刘长。尽管如此，刘恒仍然不想处治刘长。

　　一天，刘恒对舅舅薄昭说道，“最近一段日子以来，淮南王刘长的行为有所不端，舅父可曾听说？”

　　“回皇上，此事老臣早已听说过了，只是不知皇上打算如何的处治他啊？”薄昭轻声问道。

　　刘恒叹气道，“老子曰：‘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刘长的所作所为如果是缘于他对朕的不信任，那就说明朕对他所表示出来的诚信还是有所不足的，若如此，试问朕还能狠下心来处治他吗？”

　　“难道就任其胡作非为？”薄昭问道。

　　刘恒说道，“前些时候朕给他写过一封书信，希望他注意自己的品行，免得被朝中大臣们议论。可是他并不理解朕的苦衷，他在给朕的回信中说道情愿辞去王位为布衣，去真定守他母亲的墓，这不是说明他对朕还是不信任吗？”

　　“他这分明又是在试探皇上啊。”薄昭冷笑道。

　　“既然他来试探朕，那么朕就更应该再耐心一些啊。”刘恒微笑道。

　　薄昭问，“皇上您到底要对他忍让到什么程度啊？”

　　刘恒认真地说道，“他只要能改邪归正，朕始终都可以对他有所忍让。朕此次请舅父前来，是想请舅父以长辈的身份再给他写一封书信，信中的言辞要尽量的恳切一些，若是他看到书信之后能有所醒悟，便是舅父您的一大功劳。”

　　“老臣尽力而为吧。”薄昭答应道。

　　几天后，刘长收到了薄昭的书信，其书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老臣薄昭谨拜淮南王殿下

　　窃闻大王刚直而勇，慈惠而厚，诚信而智，此乃上天以圣人之资奉大王也。今大王所行，不称天资也。皇上待大王甚厚，而大王之言行，却全然有负于皇上之圣德，诚非计也。高帝蒙霜露，冒风雨，赴矢石，野战攻城，身被疮痍，以为子孙成万世之业，艰难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艰苦，意欲弃国为布衣，是谓不孝；父之基业不能守，是谓不贤；不求守长陵，而求守真定，先母后父，是谓不义；数逆天子之令，不顺言节行，是谓不仁；贵布衣，贱王侯，是谓不智；不思学问大道，专乎触情妄行，是谓不详。悲乎，不孝、不贤、不义、不仁、不智、不详，此六者乃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臣恐高帝之神灵，必不护佑于大王也。昔者周公、齐桓公、秦始皇等皆有大义灭亲之先例，此事非当今圣上所不能为，实乃不忍为也，鉴往知来，万望大王察之。若大王改操易行，上书谢罪，则大王昆弟欢欣于上，群臣称寿于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愿大王熟计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祸如箭出，不可追也。薄昭拜上”

　　如此声情并茂、言辞恳切的劝谏书，对于早就处于利令智昏状态的刘长来说，已经丝毫不起作用了。此时的他已完全把刘恒的宽宏大量当成了优柔寡断，把仁慈不忍当成了软弱可欺。

　　刘长看完了书信，在哈哈大笑声中把它扔进了火炉。然后他对站在一旁的柴奇说道，“不知这位皇上接下来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教训寡人？”

　　“很难说，微臣以为大王应该及早行动才是，万一他要是真的动手的话，我们就会功亏一篑的。”柴奇说道。

　　“寡人也是这样考虑的，前几天的那个日食其实就是上天对寡人的一个暗示，这是上天要寡人去遮盖他的光芒啊。柴爱卿，车马兵器都已备齐了吧？”刘长兴奋地问道。

　　“回大王，早就备齐了。派往南越和匈奴两处的使者也快回来了。”柴奇回答道。

　　“好，等使者一到，我们立刻就行动。”刘长说道。

　　柴奇急忙说道，“大王，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边等使者的消息，一边开始着手运送兵器到谷口呢？微臣以为匈奴、南越肯定会同意我们开出的条件，而且匈奴距长安比我们还要近一些，我们较远，就自当先行一步，否则我们会很被动的。”

　　“言之有理，那就有劳中尉为寡人发布命令吧。”刘长微笑道。

　　“遵旨。”柴奇大声说道。

　　鉴于刘兴居失败的教训，刘长与柴奇的计划是，让一部分士兵扮做商人，用四五十辆大车把兵器秘密地偷运到长安西北的谷口（今陕西礼泉东北至淳化一带），然后大队人马化整为零，分散去谷口集结，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躲过潼关驻军的检查。谷口距长安城仅百十余里，若要出兵朝发便能夕至。

　　这件事发生在刘恒前元六年（公元前一百七十四年）。

　　兵器已经全部运走了，士兵们也已陆陆续续地出发了，派往匈奴的使者也回来了，匈奴已答应出兵策应，但派往南越的使者还未返回。正在这时候，朝廷的使臣却突然来到了淮南国，传旨淮南王刘长即刻进京。原来是南越王赵佗把刘长的使者扣了下来，并火速派人把这一消息告知了朝廷。

　　行动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中途再做重大调整已经比较困难了。刘长的方寸有些乱，柴奇给他壮胆道，“大王请放心，我们的行动才刚刚开始，朝廷根本不可能知道什么，微臣觉得大王还是应该去一趟京城，免得引起他们的怀疑。”

　　“那你说他们此刻要寡人进京干什么呢？”刘长疑虑重重地问柴奇。

　　“也许还是为了开导教训大王注意君臣礼节吧。”柴奇微笑道。

　　“但愿如此啊。”刘长自言自语道。

　　数天后，刘长随使臣一同来到了长安。

　　傍晚，刘长一行刚进到淮南邸舍，廷尉府的衙役们就蜂拥而至，刘长及其随从尽数被捉。

　　淮南国叛军没有了主帅，立刻做鸟兽散。匈奴得知了消息，也按兵不动了。

　　刘长一案审理清楚之后，丞相张苍（灌婴已于两年前辞世，时张苍继任为丞相）、御史大夫冯敬以及廷尉张释之等联合上奏，要求按谋反罪依法严惩刘长。

　　谋反罪在当时应判弃市（在闹市区斩首，陈尸示众叫做弃市）。

　　刘恒看到奏章后摇头说道，“朕不忍心依法惩治淮南王，请列候、两千石以上各位爱卿再议。”

　　张苍遂率列侯、两千石以上官吏四十余人又议了整整一天，大家讨论的最终结果还是依法严惩。

　　看到这种情况，刘恒不得不动用了他的皇权，“赦免刘长死罪，废除王位。”

　　之后，有人提议应把刘长发配，刘恒准奏，刘长遂被发配到距淮南数千里之外的蜀郡邛都（今四川省邛崃市），邛都的邛崃山一点儿也不比他们淮南国的八公山逊色，只是此山已非他刘长所有了。

　　刘恒再一次法外开恩，允许刘长携带子女及宠妃妻妾十多名一同前往邛都，并责令邛都官府为刘长提供房屋和相应的生活物资，刘长喜欢酒肉，故而刘恒专门在供应物资中提到了酒肉的数量，“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

　　在发配的路上，看到娇妻幼儿跟着自己颠簸受苦，刘长渐渐地悔悟了。只听他感叹地对侍者说道，“我太狂妄了，也是你们害了我呀，你们只会说我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是我的过失却从来没有人真心地告诉过我，有今天这样的下场也是我咎由自取啊。”

　　刘长在悔恨伤心之中拒绝饮食，几天后终于气绝身亡。他的死也正应验了老子说过的那句话，“强梁者不得其死。”

　　追随刘长叛乱的人除了柴奇、孟春等少数骨干分子被赐死以外，其普通士兵全部获得了赦免。

　　十年后，刘恒哀怜刘长的不幸，把淮南国一分为三，重新册封给了刘长的三个儿子。长子刘安为淮南王，次子刘勃为衡山王，幼子刘赐为庐江王。刘长被赐谥为淮南厉王（死后被册封叫做赐谥）。

　　刘长的王位被废以后，刘恒把当时的淮南国册封给了原城阳王刘喜，此时，刘喜又被徙迁回了城阳继续做他的城阳王。

　　刘长的长子刘安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化巨人，刘安不仅热衷于诸子百家的学说，对自然科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以他为主编撰的《淮南子》一书，是集我国汉代以前的思想文化之大成的一部学术名著，《淮南子》内容广泛，包罗百家，在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基础上涉及了政治、哲学、文学、天文、地理、以及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书中对天地自然、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与探讨。只可惜该书问世不久便被汉武帝刘彻和董仲舒“罢黜”了。

　　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发生了刘兴居和刘长的两次叛乱，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思考，贾谊就是其中的一位。

　　贾谊时任梁国太傅，他结合当时的形势，博引旁证，写出了一篇具有相当政治远见的策论呈献给了刘恒，这篇策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治安策》。

　　贾谊的这篇策论的核心思想一言以概之，就是居安思危。他认为当时的天下并不象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好了。表面上的安定是假象，假象的背后正隐藏着重大的危机。犹如一个人睡在一堆木柴之上，但是他不知道柴堆之下尚有火苗存在，木柴未燃烧起来之前他是安全的，可这种安全又能持续多久呢？显然贾谊所指的火苗就是那些众多的诸侯国了。

　　这些诸侯国有的强大，有的弱小，贾谊认为强大的诸侯最危险，比如淮南国，皇上对他们如此的仁慈，他们仍然心怀不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势力太强大了，因为他们有叛乱的本钱啊。因此贾谊给刘恒建议道，“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

　　一个人如果得了手足肿胀病，小腿肿得象腰那么粗，脚指肿得象腿那么粗，若不及时治疗，必将成为难治之症，那时侯即便是扁鹊再世也已无能为力。贾谊认为现在的天下形势就很象是一个人得了这种手足肿胀病。为此，必须要尽快地削弱那些强大的诸侯国的势力，可以用分封的方式把一个大国分化成若干个小国，直到使得他们没有能力叛乱为止。贾谊提出，这种情况若不尽快解决，等到将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就会悔之晚矣。

　　其实，贾谊的这条建议刘恒早就注意到了，不仅如此，刘恒还曾经尝试过这种办法，比如几年前给刘兴居兄弟们封王时，就是把齐国的土地一分为三，由他们兄弟三个分而王之。

　　当然了，贾谊再次地提出这个建议时，已把它归纳成了理论性的东西，也更是上升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

　　刘恒非常重视贾谊的建议，不过他没有采取激进的方式，而是用相当稳妥的手段在若干年后又拆分了几个比较大的诸侯国。前元十六年（公元前一百六十四年），刘恒把势力仍然比较强大的齐国又一分为六，封齐悼惠王刘肥的六个儿子为王。同年，把淮南国一分为三，封淮南王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

　　贾谊在他的《治安策》中还专门提到了太子的教育问题，贾谊说道，“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贾谊认为，“心未滥，化易成。”在太子的童心未失之前是对他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最佳时机，而且教育还要得法，太子身边的人以及周边环境也很重要。

　　德才兼备的晁错后来被聘为太子刘启的老师虽然不一定和贾谊的这条建议有关，但是选中才能不在贾谊之下的晁错做太子家令，说明刘恒同贾谊一样，也非常重视对太子的教育问题。

　　前元十一年（公元前一百六十九年），刘恒的小儿子梁王刘揖在一次骑马奔跑的过程中不幸坠马而死。太傅贾谊觉得自己对不起皇上的知遇之恩，常常自责“为傅无状”，一年后也郁郁而死，享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英年早逝固然可惜，但是他在这短暂的一生中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光辉篇章，诸如《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吊屈原赋》、《鵩鸟赋》等五十多篇优秀的文化精品，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几十年后，贾谊的孙子贾嘉大有乃祖遗风，也成为了当时的一代文豪。

　　刘长一案平定之后时隔不久，中牟国又发生了一件事。中牟侯太夫人为了抓捕一个逃亡的家奴，不惜动用数百名差役在中牟国境内大肆搜索，直把个小小的中牟国弄得鸡犬不宁、民怨沸腾。

　　事情被上报到了朝廷，刘恒对丞相张苍、廷尉张释之说道，“记得朕从前曾发过诏书，要求各地官员切勿扰民劳民。中牟侯太夫人的此种做法，显然有违朕意，请问二位爱卿，此事该当如何处理呢？”

　　张释之考虑了片刻，然后从容说道，“回皇上，虽然中牟侯太夫人此事做得有些过分，但是按律法来说她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她有抓捕逃亡家奴的权利啊。”

　　“依爱卿所说，此事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刘恒很不高兴地问道。

　　张释之看出刘恒已经不高兴了，但他并不害怕，“照律法来说应该如此。不过，为禁后来者，皇上可下诏书禁止各地擅自征捕。”

　　“既然如此，那就依爱卿所言。”刘恒让步了。

　　前元七年（公元前一百七十三年），刘恒下诏除去了擅自征捕之苛法，其诏略云：“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张释之刚正不阿、依法办事，刘恒给他让步已不是一次两次了。

　　张释之，南阳堵阳县（今河南省方城县）人。张释之最初是刘恒身边的一名骑郎将（相当于警卫），后来因为他的才华得到了刘恒的赏识，被提升为谒者仆射（谒者类似于军队里的传令兵，谒者仆射则是这些谒者的负责人）。

　　张释之任谒者仆射期间，有一次跟随刘恒巡游上林苑，上林苑中饲养着一些老虎、狗熊、野猪之类的野生动物。刘恒看到这些动物个个长的膘肥体壮非常高兴，他饶有兴致地询问陪同在身边的上林苑郎署（上林苑的负责人）这些动物的种类、数量、以及如何饲养、如何繁殖等等，可谁知这位郎署由于紧张竟然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在上林苑郎署尴尬万分之时，站在一旁的啬夫（上林苑中的一位小吏），立即上前替他们郎署一一回答了刘恒所提的那些问题。

　　刘恒对这位啬夫的回答非常满意，回宫后他对张释之说道，“郎署太不称职了，他还不如那位啬夫呢，你现在就为朕起草一份诏书，罢免上林苑郎署之职，提升啬夫为郎署。”

　　张释之认为郎署并没有失职，那些动物膘肥体壮就是明证，只不过是他这个郎署太过于敦厚老实而已，至于那位啬夫，张释之则觉得他完全是一个伶牙俐齿、哗众取宠的小人。因而张释之并没有急于去起草诏书，而是婉转地问刘恒道，“皇上认为绛侯周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周勃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刘恒回答道。

　　张释之接着说道，“记得皇上也曾经问过周勃全国一年判案多少件，钱粮收支多少等问题，当时不仅周勃回答不出，就连聪明无比的陈平也没有回答得上来，可是这并没有影响皇上对他们的重用啊，因为皇上看重的是他们的实际能力。臣以为，上林苑郎署并没有失职，看那些动物生长的情况就已知道了。而那位啬夫则是一位见风使舵、华而不实之徒，如果重用这样的人，那些踏实苦干的老实人就太吃亏了，而且照此下去，就会在朝廷之中形成一种只图虚名而不干实事的风气。因而臣以为，此事还须慎重考虑才是。”

　　听到张释之的这番肺腑之言，刘恒微笑道，“爱卿言之有理，此事是朕考虑不周，上林苑郎署就继续留任吧。”

　　不久，张释之被提升为公车令（负责皇宫警备）。有一天，太子刘启与梁王刘揖违反禁令，行车到了皇宫外门的司马门仍不下车，张释之便连人带车一起扣住，后来还是薄太后下了一道赦免诏书，张释之才放走了刘启和刘揖。

　　事后，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揖得到了刘恒的好一顿训斥，刘启也因此开始记恨起了张释之。

　　张释之的依法行事不媚权贵的品德由此获得了充分的展现，很快他就被升任为中大夫，不久又被擢升为中郎将，然后又升至为廷尉（朝中的最高司法长官，位居九卿之列）。

　　张释之刚担任廷尉不久，就遇上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案。

　　一天，刘恒乘车外出视察，当车驾经过长安北面的渭河大桥时，突然从桥下跑出一人，驾车的御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惊了，它又跑又跳地狂奔不止，几次差点连车带马摔到桥下的渭水河里，数十名侍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制服了惊马。此时，坐在车上的刘恒虽未受什么伤，但也被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侍卫们捉住了这个人，刘恒命侍卫把这人送到了廷尉府衙里。张释之亲自开庭审讯了此人。

　　这是一位老实巴交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乡下人，身处威严的廷尉府衙，他早已吓得面如土色浑身战栗了。看到这种情况，张释之先让他镇静了一会儿，然后用平和的口气询问这个闯下大祸的乡下人。

　　这个人战战兢兢地叙述起了事情的经过，“小人是高陵人氏，是进京走亲戚来的，刚刚走到渭河桥上，就听衙役们说皇上要从这里经过，这附近都要清道，禁止行人通行，小人是外地人，没地方躲藏，只好躲到了桥下。小人在桥下等了许久，以为皇上已经过桥了，才放心地从桥下走了出来，谁知小人刚刚走出来，就正好遇上了皇上的车马，小人吓坏了，只好拼命地逃跑……”

　　张释之审问完毕之后，立即进宫向刘恒汇报道，“此人违反清道禁令，应处罚金十两。”

　　刘恒非常生气地大声质问道，“这个人惊吓了朕的御马，若不是侍卫们奋力保护，朕也许就掉到渭水河里了，可是你怎么只判他罚金？”

　　张释之从容回答道，“律法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再加重处罚，那就是有法不依了，执法者们若是任意的处罚犯人，老百姓们就会不再相信法律了。”

　　尽管刘恒的理智告诉他自己，张释之做的是对的，不过当时他的余怒尚存，所以他仍然不肯放过那个惊驾之人，苦于一时无法反驳张释之，刘恒只好怒气冲冲地瞪大了眼睛看着他眼前的这位倔强的廷尉。

　　“皇上，您当时在盛怒之下尚且没有把这个人斩首，而是把他交给了我们廷尉府，说明您是很尊重法律的。臣做为一个执行律法的廷尉，难道就不应该依法办事了吗？”张释之的话里大有反守为攻的味道。

　　刘恒慢慢地冷静了下来，“爱卿的判决是对的。”

　　张释之不止一次的拗违刘恒，可每当事过之后刘恒不仅不生他的气，反而对他则是更加地敬重了。

　　张释之在廷尉的位置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他为人正直清廉，审狱公正宽平，不仅深得刘恒的信任，也广受朝野臣民的爱戴。

　　刘恒去世之后，景帝刘启即位，张释之知道刘启会因为那次的扣车事件报复于他，故而准备辞官。

　　正在这时，有一信奉黄老的道家老者来到了张释之的府衙门前，这位老者姓王，人们尊称他为王生。王生老人见到张释之后，当着众人对他说道，“你给我把鞋和袜子脱下来。”

　　张释之没有犹豫，蹲下身子给他脱掉了鞋和袜子。

　　过了一会儿，王生老人又对张释之说道，“你再给我把袜子和鞋穿上。”

　　张释之丝毫没有生气的样子，又异常平静地当着众人给他穿好了袜子和鞋。王生老人看了看张释之，然后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所有看到这景象的人都很生气，很多人当场就指责他这是在戏弄朝廷命官，直到王生站起来走了，指责之声仍然不绝于耳。

　　此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京城的大街小巷，人们都在纷纷指责这位“为老不尊，老不知耻”的王生老人。

　　王生的一位老友为此专门找到他家，当面质问他为何如此羞辱张释之，只听王生老人慢慢地说道，“张廷尉为我们老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他是深受我们老百姓爱戴的清正廉明的好官啊。可是你知道吗？他现在有了难处了。我一生贫贱，也没有什么别的能力来帮助他，只好用这种羞辱他的办法来进一步地提高他的声望，现在，当京城里的人都在骂我‘为老不尊，老不知耻’的时候，他的尊老敬老的美名也就同时传遍了天下。如此以来，全天下的人都在关注张廷尉，我想，他的处境也许就会好的多了。”

　　老友明白了王生的良苦用心，微笑道：“原来如此啊，这种主意也就只有您老兄能想的出啊，只是这样一来，老兄您自己的名节可就有所损失了。”

　　王生老人笑道，“只要能成全张廷尉的美名，我区区一个贫贱老汉的名节那又有何足惜啊？”

　　王生老人不愧是一位智者，他创造的这个轰动效应极为有效。当景帝刘启了解到张释之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如此之高时，也就打消了报复他的念头，张释之的性命也就得以保全了。

　　张释之辞官后在家颐养天年，终得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