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时期西汉王朝出了不少杰出的政治人才，几乎与贾谊同时，又有一位名叫晁错的大政论家也被刘恒发现并被委以了重任。

　　晁错与贾谊同岁，生于公元前二百年，颍川（今河南省禹县）人。晁错二十余岁时被灌婴举荐进身朝廷，最初在奉常府任一个小小的掌故（相当于文史研究员），后来有一件事让晁错引起了刘恒的注意。

　　刘恒即位以后，非常注重朝廷的文化建设。对于诸子百家的学说他放弃己见，一概持尊重的态度，因而各家各派的学说均能得以在朝中立足。刘恒喜爱读书，深感皇家书库的规模过小，他曾为此专门下过一道诏书，要求各地搜集经书古籍，凡是天下孤本藏书者又不愿意捐献的可以协购，协购不成的务必设法誊抄，但誊抄之时切须对藏书者有所报偿。

　　众所周知，秦始皇那次所谓的“焚书坑儒”，儒家损失惨重，其有关书籍无论是皇家书库的还是民间保存的，几乎都交付给了火神祝融氏。等到儒家学子们感到天下太平可以出来做事之时，时光已经匆匆过去了四五十年，此时此刻的他们已是腹中空空，学问平平之辈了。这是由于经书被毁，他们的学问大多都是来自于口传心授，来自于上辈子的那些残缺不全的记忆。

　　于是，搜集整理他们的经书便成了儒家学子们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这一工作得到了刘恒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因而他们的搜集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

　　这天，刘恒又信步走进了他的皇家书库，正巧奉常刘饶也在此处，刘恒便微笑着问刘饶，“经书古籍搜集整理进行得可顺利？”

　　“回皇上，经书古籍的搜集、修复和整理现大多已完成了。只是儒家经典尚缺几书，比如《尚书》等，臣最近听说齐国有一老者叫伏胜的正在给他的弟子们讲解《尚书》，臣已派掌故晁错前去求教了，臣令他学成归来时务必要誊抄一部《尚书》回来。”刘饶回答道。

　　“派人前去学习求教？我朝的博士之中难道无人懂得《尚书》？”刘恒问道。

　　刘饶回答道，“回皇上，确实无人懂得。臣曾问过叔孙通的儿子叔孙庆是否懂得《尚书》，叔孙庆说如果他父亲在世也许还能说出个一二，因为他父亲年轻时曾经有过一部《尚书》，可惜当时也被收缴上去烧掉了。叔孙庆说，现在的学子们别说是懂《尚书》了，很有可能连见都无人见过。”

　　“这位伏胜学识如何？如果才学过人，朕便聘他为朝中博士，这样他就可以帮你整理《尚书》了。”刘恒说道。

　　刘饶立即说道，“皇上，听说伏胜的岁数已经很大了，可能已年过九旬了，齐国路途遥远，恐怕他承受不起路途的颠簸啊。”

　　“爱卿言之有理，年岁如此之高，不可轻动。”刘恒说道。

　　《尚书》何许书也？对儒家学子们何以如此之重要？

　　《尚书》是一部历史文献书，它主要记录了上古时期尧、舜、禹、汤等君王的一些文告和他们与属下的谈话纪要。该书在史学上很有价值，是学习研究上古历史和文化的一部不可多得的珍贵的文史资料。

　　由于孔子特别喜爱《尚书》的缘故，儒家弟子们自然也把《尚书》奉为了他们的经书，并称之为《书经》。如此以来，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当然也就把《尚书》列入了焚烧的范畴。

　　话说晁错到了齐国的济南，辗转找到了伏胜的府宅。

　　这是一户殷实人家，院落不是很大，院子里种了很多的花草，院中有一棵参天古树，其树阴几乎遮盖了整个的大院。

　　晁错走进了幽静的院子以后，看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坐在树下纳凉，晁错走上前去，轻轻问道，“敢问老丈可是伏老前辈？”

　　老人看了看晁错，摇了摇头。晁错心想，莫非此家还有一位老者？正在这时，从堂屋里走出来一位稳重端庄的中年女子，晁错立即上前问道，“请问大姐，伏老前辈可在家？”

　　中年女子指着坐在树下的那位白发老者说道，“这位就是。”

　　晁错愣了一下，小声对中年女子说道，“可是在下刚才问他老人家的时候，他却摇头否认，不知……”

　　中年女子微笑道，“家父的耳朵有些背，他可能没听清你说的话。”

　　晁错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啊。”

　　“年轻人，请问你找家父有何贵干啊？”中年女子看着晁错问道。

　　“小生晁错，来自京城，目前在奉常府当差。小生受朝廷派遣来向伏老前辈请教《尚书》，望大姐代为转达。”晁错说完，便从随身携带的包袱里拿出了十贯铜钱呈给了中年女子，这是奉常府给他出的束脩（束脩就是学费）。

　　中年女子走过去把晁错的来历对她父亲说了一遍，她说话的时候是直接对着老人的耳朵说的，而且声音还相当的大。

　　伏胜听完了他女儿的介绍后，对晁错点了点头，晁错立即上前跪下说道，“晚生晁错拜见伏老前辈。”

　　第二天一早，晁错如约又来到了伏胜家。伏胜的女儿把晁错领进了堂屋，进门一看，老伏胜早已坐在席上等着晁错了。

　　等到晁错请完了安以后，伏胜指着案几上的一捆捆书籍对晁错叽叽咕咕地说了起来。遗憾的是这位伏胜的年岁太大，说话已经很不利索了，所以直到他说完，晁错一句也没听懂，晁错只好无奈地看着伏胜的女儿，希望她能给解释一下老人的意思。

　　伏胜女儿看出了晁错的心思，她微笑着对晁错说道，“家父说，这些就是你所要看的《尚书》，他让你先誊抄一份。然后他再给你解释疑问。”

　　听到此话，晁错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能得到渴望已久的《尚书》了，忧的是伏老前辈的口齿如此不清，听他解释疑问这个难度也太大了。但不管怎么说，能誊抄一部已实属不易了，有疑问的话，等回到奉常府大家再一起参酌吧。

　　看到伏胜父女已给他准备好了笔墨竹简，晁错便立即坐在案几旁开始了抄写。自此，他每天清晨早早就来到了伏家，直到傍晚掌灯时分才回到自己在附近租下的一个简陋的住所。三天以后，世界上又多了一部新的《尚书》。

　　伏胜的女儿一直在关注着晁错抄写的进度，她端着一碗水来到堂屋的时候，正好晁错也抄写完了，“你抄写的真快啊，只短短的三天就完成了。”

　　晁错喝了一口水，微笑着说道，“主要是你们的这部书字迹工整清晰，况且又是用今文隶书写的，特别好认，因而我抄写起来就快得多了。”

　　“这部书也是家父十几年前重新整理的，要是原来的那部旧书，恐怕你抄写时就没有这么快了。”伏胜女儿说道。

　　“大姐，那部旧书可否拿来让小生一观？”晁错的好奇心陡然升起。

　　“好，你稍等。”不一会儿，伏胜女儿提来了一个口袋，从里面拿出了一捆捆的竹简，只见这些竹简色泽乌黑，处处斑斑腐迹，字迹模糊不清。“这是秦焚书之时，家父冒着生命危险埋藏起来的他老人家最喜爱的一部完整的《尚书》，可惜很多竹简已腐烂得不成样子，家父只从其中整理出三成左右。”

　　“真是太遗憾了。”晁错边看竹简边叹气，过了一会儿，晁错似乎是有些漫不经心地对伏胜女儿说道，“大姐，伏老前辈年事已高，方言又太重，小生实在是听不懂他老人家的表述，要是您也懂《尚书》就好了。”

　　“实不相满，我曾经帮家父整理过这部书，这期间自然也得到过他老人家的悉心指点，书中的一些人物、典故大概也略知一二。”伏胜女儿微笑道。

　　晁错一听伏胜女儿如此说，顿时大喜过望，即刻纳头便拜，“学生拜见伏女先生。”

　　由于有了伏胜女儿的指点，书中的所有疑难晁错基本上都弄清楚了。

　　伏胜的女儿名叫羲娥，实是当时少有的一位才女。老伏胜膝下无儿，只此一女，羲娥聪慧好学，故而老人就把他毕生的学识悉数都传授给了女儿。老人虽是儒生，但他屏弃重男轻女之传统习俗，晁错才得以受惠，社会才得以受惠。善哉，伏胜。

　　伏胜生于公元前二百六十年，卒于公元前一百六十一年，享年九十九岁。著有《尚书大传》一书。伏胜墓位于山东省邹平县魏桥镇口子村西南，墓前立有“徽君伏生墓”和“伏胜墓序”两座石碑。

　　据说原《尚书》有文章三千多篇，孔子据己所好仅保留了一百篇整，其他一概被其删除。伏胜所传《尚书》便是那一百篇之中的二十八篇，因用隶书所写，人称“今文尚书”。几十年后的武帝刘彻时期，鲁恭王刘余拆曲阜孔家旧宅，在一墙壁之中发现有蝌蚪文所写的《尚书》四十四篇，其中不仅有伏胜《尚书》的那二十八篇，另外还多出十六篇，该书被人称为“古文尚书”。不知为何“古文尚书”问世之后，虽经孔子后人孔安国（第十一世孙）精心整理，但是它却普遭世人冷遇，终致失传。现流行于世的是“今文尚书”。

　　晁错回到京城之后，刘恒召见了他，经过一席长谈，晁错的才学得到了刘恒的赏识，他很快就被聘为了博士。

　　在任博士期间，他给刘恒上了一道叫做《言太子宜知术数疏》的奏章，晁错说道，“一个君王的成功，就在于他精通治国的‘术数’。太子乃未来的君王，因而必须要早早地学会这些‘术数’。当今太子虽聪慧好学，书也读得很多，但是他却不懂得治国的基本‘术数’，若是等他将来即位之后再学，恐怕为时已晚，到那时国家可能就会出现混乱。圣人的治国‘术数’甚多，应选一些切实可用的令太子研读，朝中的一些大事也要让太子陈述意见。”

　　晁错的这条建议很快就被刘恒采纳了，并且他也因此被聘为了太子家令。太子家令相当于太子府的总管，主管府中的日常事物。由于晁错的学识出众，才智过人，因而他在太子府中的威望极高，太子刘启称他为“智囊”。

　　晁错任太子家令之时，又给刘恒上了一道关于粮食问题的奏章《论贵粟疏》，这篇奏章上的正是时候。

　　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百六十八年，这一年，朝廷的田租税率定为了三十税一，农民所交的田租赋税已经相当的少了，但农民的生活依然没有多少改观，仍旧在贫困线上挣扎，这是什么原因呢？

　　自从刘恒实行重农勤农的政策之后，天公也助了他一臂之力，连年的风调雨顺，促成了粮食连续几年的大丰收。于是乎，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那就是粮食的价格一落千丈（刘邦建朝初期，粮食最贵时曾有“米石至万”之说，此时已降到每石“粟至十余钱”），农民手里的粮食不能以合理的价格卖出去，粮食似乎又变成了一种很不值钱的物资了。

　　这时候的田租税的税率虽然已经很低了，但是农民还要承担另一种叫做“人口税”的赋税，尽管这个赋税也被调低了不少，可毕竟还是要上缴的。粮价太低，农民辛辛苦苦的在地里忙活了一年，所剩余粮全部卖出去也不够上缴这个“人口税”，只好卖掉一部分口粮。不少有钱人趁机大量的囤积，相当多的农民却在忍饥挨饿，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被严重挫伤，正所谓“谷贵伤民，谷贱伤农”也。

　　这就是晁错所上奏章《论贵粟疏》时的社会背景。

　　晁错是这样描述农民的，“……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闲，无日休息……”

　　晁错又说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为此，晁错提出了他的“开资财之道”，也就是“……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粮食的流通），所谓损有余补不足……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晁错的这项利国利民的建议立刻被刘恒所采纳，“卖爵令”也就顺势而出了。

　　“卖爵令”规定，凡捐献粮食到边疆达六百石者封爵位上造，达到四千石的人封爵位五大夫，一万两千石以上的封为大庶长，达四千石的还可免除家中一人的徭役。交纳粮食的人须先将粮食运到长城沿线的边塞，等边塞的粮食积累到可供五年食用之后，再交纳到内地各郡县的粮库。

　　西汉实行的二十级爵位等级中，上造为二级，五大夫为五级，大庶长为十八级。爵位最低的是一级公士，最高的是二十级列侯（周勃、陈平等人便是列侯）。

　　此令一下，有钱人纷纷出动，大量的购买粮食运往边塞，粮价顷刻间便涨了起来，农民得到了极大的实惠。

　　结果是，有钱的富人有了爵位，有粮的农民有了钱。朝廷则是钱粮双收，国家财政得到了根本的好转。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鼓励农民种地的积极性，第二年，刘恒便彻底取消了田租赋税。

　　需要一提的是，刘恒时期的单纯“卖爵”和满清时期的“卖官粥爵”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只是卖爵，买卖双方是国家对个人，有钱人主要得到的是荣誉，因为爵位并非官职。而后者却是官场严重腐败的产物，买卖双方是个人对个人，有钱人可以名正言顺地买个官来做，钱少的买的官小，钱多的买的官就大，特大富翁甚至能买上个巡抚、道台（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官员）之类的官职。

　　晁错的文章无一不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除了这篇《论贵粟疏》之外，还有《言兵事疏》、《募民实塞疏》、《守边劝农疏》、《举贤良对策》、《削藩策》等三十余篇传世佳作。

　　在《言兵事疏》中，他引用兵法之言证明一支军队中将领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武器不精良，是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能作战，是把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是把君王送给敌人；君王不会选择将领，是把国家送给敌人。……”

　　在这篇疏中，他还提出了“以夷制夷”的一种全新的战略主张，晁错说道，“……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汉军与降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在这篇奏章的最后，晁错自歉道，“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臣错（晁错）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裁择。”

　　刘恒看到奏章后立即给晁错做了回复，“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固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

　　晁错确实是一位忠心可嘉、敢想敢说的旷世奇才，至于他狂与不狂刘恒根本就不在乎。刘恒注重的是奏章的具体内容，他最讨厌那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他认为这样的文章即便是说上一万句也是等于个零。而且，如果“言者不狂”（不说真话），“择者不明”（不辨是非），那才是“国之大患”。

　　晁错的《募民实塞疏》主要论及的还是边疆的防御问题，其文章的大意是，“胡人扰乱边境，如果边塞配备的士兵人数过少，就难以抵挡他们的侵入。如果朝廷不发兵救援，边塞的人民就会因绝望而投降敌人。如果发兵救援，等大军赶到时，他们早已溜之大吉。集结大部队长期驻扎，费用又太大。如果部队驻扎一段时间又撤走，敌人还会再度入侵。长此以往，势必国库空虚，人民痛苦不安。陛下忧心边境，征调士兵防守边塞，这是陛下对百姓最大的恩惠。然而，让远方的士兵守护边塞，每年轮换一次，时间短，不容易了解和熟悉胡人的作战习惯。不如提倡鼓励百姓到边塞定居，先为他们修建好房屋，配置生活器物。百姓中有罪的赦免他们的罪行，无罪的赐给爵位，免除他们全部的赋税、徭役，发给冬天夏天穿的衣服和粮食。这样，边塞的居民就会永久居留。胡人入寇掠夺，如果能截获其掠夺的财物，就把其中的一半赏赐给他们。如此办理，那么乡里邻居就会互相帮助，对胡人的攻击也会冒死以赴。这同征调远方士兵，既不熟悉地理环境，又心怀畏惧的做法比较起来，功效将在万倍以上。”

　　刘恒采纳了晁错的建议，朝廷便大量的招募百姓到边疆定居，并把这些百姓中的青壮年组织起来，发给他们武器。这些人（类似于现在的民兵）平时从事于生产，战时则同当地驻军一起并肩作战，这一做法无疑就是早期的军民联防。

　　前元十五年，公元前一百六十五年，刘恒即位已经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里，刘恒礼贤下士，虚心纳谏，关注民生，轻徭薄赋。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已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尽管如此，刘恒仍然不满足于现状，他总认为自己“不德、不敏、不明、智不能治”。因而在这一年的九月，他下了一道诏书，令朝廷各部门举荐贤良文学士子，就“明于国家大体”“通于人事终始”“直言极谏”“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等问题对这些士子们搞了一次“策问”，他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次“策问”发现自己的不足，用他的话说就是“以匡朕之不逮”。

　　太子家令晁错应平阳侯曹窋、隆虑侯周灶、颍阴侯灌何（灌婴之子）等人的推荐也参加了这次的“对策”。此时贾谊已谢世，参加对策的一百多名文人学士之中，数晁错的那篇《举贤良对策》做得最好。

　　晁错的策论博引旁证，洋洋洒洒数千言，从三皇五帝开始，讲了春秋五霸，又讲战国七雄，一直讲到了秦始皇。文章中凡涉及到的政治、经济、吏治、民情无不切中时弊，刘恒看了以后连连称之为奇才。自此，晁错又被擢升为中大夫。

　　刘恒去世之后，太子刘启即位，晁错很快就被任命为内史（内史，执掌京师，相当于首都市长）。

　　此时的形势，对于刘启的“智囊”晁错来说自然是如鱼得水了。内史的级别虽在九卿之外，但由于他和刘启的关系特殊，故而他所得到的宠信已远远超过了九卿。晁错的才气和贾谊不相上下，他的秉性也和贾谊极为接近，也是属于那种清高傲慢，冷啬孤僻之徒。傲慢的性格再加上显赫的地位，遭到别人的嫉妒、猜疑和怨恨那肯定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晁错的内史府坐落在高祖庙附近，高祖庙外围有一片很大的空闲之地，惠帝刘盈当年曾命人把这块闲置不用的空地用围墙围了起来。晁错从内史府进宫奏事要绕着这堵围墙转一大圈，要多走不少的路。为了出入宫的方便，晁错便令人在这围墙上凿了一个门。

　　此时的丞相叫申屠嘉，这是一位认死理的倔老头，当他得知晁错尽敢在高祖庙外围墙上凿门时，勃然大怒，立刻进宫参了晁错一本，要求刘启严办晁错。

　　谁知晁错早已料到别人会利用此事打击陷害于他，因而他预先就给刘启做了汇报，等到申屠嘉告上来的时候，刘启微笑着对申屠嘉说道，“据朕所知，晁爱卿所凿之墙非庙墙，乃是庙外空地之墙，晁爱卿并未触犯法律。”

　　固执倔强的申屠嘉认为晁错犯了大不敬之罪，他同刘启据理力争了起来，刘启却有些不耐烦了，“丞相不必多言，朕要休息了，请回吧。”年事已高的申屠嘉受到了羞辱，回到家后就病倒了，未几，便不治身亡。

　　申屠嘉去世后，御史大夫陶青继任丞相，晁错被擢升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禄比丞相）。从此，晁错在朝中的地位就更加的显赫了。

　　晁错担任御史大夫不久，就写出了那篇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奏章《削藩策》。晁错的这篇奏章讲的是“削藩”并非“撤藩”，而且他所说的“削藩”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专门针对那些目无朝廷且有罪错在身的诸侯藩王，对这些诸侯王们，晁错也没有斩尽杀绝的意思，还提议给他们保留一个郡的封地。

　　可是他的这篇《削藩策》一经公布实施，即刻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朝廷内公开反对的有袁盎，朝廷外反响最强烈的当属吴王刘濞。

　　刘濞是刘邦兄长的儿子，武孔有力，英勇过人。早年曾追随刘邦征战天下，小有功劳，战后刘邦册封其为吴王。刘恒登基之后，有一年朝圣，刘濞委派儿子刘贤代其进京谒见圣驾。皇太子刘启便陪着吴太子刘贤到处游玩，两人虽身份有差，但年轻气盛的禀性却是一样。一次，二人酒后搏弈时争执了起来，刘贤出言不逊，刘启盛怒之下用棋盘击打刘贤，不幸棋盘一角误中其太阳穴，刘贤当场气绝身亡。事后，不是几名老臣联名力保，刘启那皇太子的地位几乎被废。

　　朝廷以诸侯的身份安葬了刘贤。尽管如此，刘濞还是对刘恒父子俩怀恨在心，并且再也不肯上朝了。按律法诸侯不上朝本应处死，刘恒顾念其丧子之痛，格外恩准他可以不上朝。

　　吴国地处江南，物产丰富，且国中有一铜矿，所铸铜钱周流天下。刘濞便利用这些财富招诱亡命之徒，阴蓄叛乱力量。等到刘启即位之时，刘濞认为新帝初立，政局未稳，为他儿子报仇的时机已然来到。

　　就在刘濞加紧准备之时，晁错的《削藩策》也出笼了。

　　晁错的父亲是位敦厚老实的读书人，当他得知各地的诸侯都在痛恨他儿子时，便急忙从老家颖川跑到了京城，一见面，老人就质问儿子，“皇上才即位，你就出此计策，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引起公愤，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晁错却坦然回答道，“不如此，则天子不尊贵，社稷不安宁。”

　　老人冷笑道，“刘氏安矣，而晁氏则危矣。”

　　老人见说不通儿子，无奈地回家去了，一到家中就服毒自尽。临死前仅说了一句话，“我不忍见祸及自身。”

　　此时，吴王刘濞已联络了楚王、胶西王、齐王、淄川王、胶东王和济南王共七个诸侯王公开叛乱，史称“七王之乱”。他们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集结兵力数十万，声势浩大，气焰嚣张，其中以吴楚联军最为凶猛。

　　前方吃紧，求救的奏章象雪片一样的飞到了刘启的手中。胸无大志的刘启慌了，他急忙问计于晁错，晁错却不慌不忙地说道，“叛军人数虽多，乃乌合之众，且属不义之师，皇上御驾亲征，不日即可铲除叛乱。”

　　刘启立刻问道，“朕带兵出征，京城何人镇守？”

　　晁错微笑道，“皇上尽可放心前去，京城交与臣下便是。”

　　刘启闻听此言，心中极为不快，同时也对晁错的忠心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于御驾亲征的风险刘启完全能想象得出来，他知道这不同于驾车勇闯禁宫那般的好玩，也知道不同于用棋盘击杀人那般的刺激，他知道这是你死我活，性命攸关的战争。踌躇间，刘启猛然想起了父亲刘恒临终前对他说过的那句话，“天下一旦有难，周亚夫可以为你分忧。”

　　刘启立刻传来了周亚夫，周亚夫此时已为车骑将军。刘启任命周亚夫为太尉，令他统帅三军前去平叛。

　　周亚夫带兵开往了前线。鉴于叛军势头太猛，周亚夫采取的策略是，以固守挫其锐气，然后侍机而出，一鼓荡平之，因而他决定只守不攻。

　　对于周亚夫的这种策略，刘启十分的不理解，他或许以为周亚夫和他一样，也对叛军心怀畏惧。故而他几乎一天一道诏书，催促周亚夫出兵进攻。此时的周亚夫却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管刘启的口气多么的严厉，他仍旧按兵不动如故。

　　就这样，刘启天天在焦急恐慌中度日。一个月之后，刘启眼圈发黑，面容憔悴，其君王的翩翩风度早已荡然无存了，而且其思维判断能力也已严重地下降了。正在这时，铁嘴袁盎声称要与皇上谈论战局，刘启便命人把他请进了未央宫。

　　袁盎曾担任过吴国的丞相，几个月之前，他回朝廷述职，晁错问他吴国可有反状时，袁盎拍着胸脯一口咬定，吴国决无反意。晁错对刘启说道，袁盎一定是接受了吴国人的贿赂。刘启一怒之下把袁盎贬为了庶人。

　　不知为何，袁盎此次前来，刘启并未旧事重提，而是极有耐心地和袁盎谈了起来。只听刘启说道，“你曾做过吴国的丞相，你现在就给朕说说吴国的情况吧。”

　　袁盎说道，“吴国造反成不了什么气候，皇上不必忧虑，尽可放心，周太尉一定能够打败他们。”

　　“吴王开山铸钱，煮海为盐，诱招天下豪杰，其蓄谋叛乱之心已久。且吴王老谋深算，若非计出万全，岂肯轻易举事，你怎得说是不必忧虑呢？”刘启忧心忡忡地说道。

　　“回皇上，吴王的钱盐确实很多，但是他所聚集的豪杰却并不多，因为真正的豪杰是不会怂恿他作乱的，他的手下大多都是一些无赖子弟，亡命之徒，这些人只会作乱，不会成事。”袁盎自信地说道。

　　这时晁错也在一旁，听到袁盎如此说，他点头赞许道，“袁盎说的很对。”

　　刘启问袁盎，“然则，你可有退兵之计？”这是刘启当前最关心的问题，他此时不仅不相信晁错，连周亚夫他也有点不太相信了。

　　“有，只是事关军事机密，此事只能告知皇上，请皇上屏退左右。”袁盎十分诡秘地说道。

　　刘启一挥手，包括晁错在内的所有人都退了下去。

　　见众人都走了，袁盎才小声地对刘启说道，“外面都在传说，都说晁错侵削诸侯之地是为了建立自己的不世功名。他这种不顾天下安危、不计后果的做法，是把皇上您推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啊。”

　　听到袁盎这样说，刘启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然则如何是好？”

　　袁盎叹了一口气，“七国所说的‘诛晁错、清君侧’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问题就好办多了。”

　　刘启已被袁盎绕进去了，“如果是真的，那又该如何？”

　　“如果是真的，那不妨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退兵呢？”袁盎微笑道。

　　刘启沉默良久，然后对袁盎说道，“事关重大，容朕考虑考虑再说。”

　　袁盎见此行的目的已达到，即刻告退了。

　　晁错和袁盎是一对老冤家。晁错是个做学问的人，初始学从法家，后广泛涉猎儒、道、墨等多家学说，他一生所追求的是以学问论大道。袁盎则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不尚学问，毕生只专注人情世故。晁错很看不起袁盎，认为他无学不术，阴险狡诈。袁盎则对晁错的清高傲慢，冷啬孤僻极为反感。二人虽同朝为官，但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话说袁盎给刘启进献了“退兵之计”以后又过了十余天，前方传来的仍是叛军异常凶猛的消息，晁错的几个政敌也趁机上书弹劾晁错，刘启终于下了诛杀晁错的决心。

　　一个中尉拿着刘启的密旨带兵去了御史府，他们把晁错骗上了车，然后驱车前往闹市区，晁错正在纳闷之时，这些人便把他从车上拽了下来，中尉草草地念了一遍密旨，一个士兵手起刀落，晁错的人头就从身上滚落了下来。可怜一代旷世英才，此时身上还穿着一件崭新的朝服，这年他才四十六岁。

　　晁错的家人除了他父亲提前服毒以外，其他人也无一幸免。

　　晁错被诛杀之后不久，校尉邓公受周亚夫派遣从前方回来向刘启汇报军情，刘启开口便问，“朕已把晁错杀了，他们罢兵了吗？”

　　邓公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久，皇上就是不削他的封地他也会反，‘诛晁错、清君侧’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借口而已，皇上诛杀晁错，臣恐天下士子从此再也不敢为皇上言事了。”

　　刘启惊问道，“为什么呢？”

　　邓公说道，“晁错主张削藩，实是担心诸侯强大难治，为朝廷计，这是万世之利。今削藩伊始，晁错即被斩杀。如此，岂非内绝忠臣之路，外为叛军报仇，臣认为皇上诛杀晁错是很不对的。”

　　刘启长叹道，“爱卿之言甚是，朕此时已悔恨无及也。”

　　周亚夫不愧为将门虎子、军事奇才，当他发现敌兵已有疲惫的迹象时，果断地命令他的部队迅速出击，叛军便一触即溃。从他带兵出京到班师回朝也仅仅就三个月的时间，那七个叛乱藩王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此次平叛终于以朝廷的大获全胜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