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她的故事真难，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许多生活小事已经非常模糊了，我不知道从哪里写想。为了让大家早一天看完这个故事，我不妨多浪费一点笔墨，还是从那时的校园生活写起吧。

　　三年的中学生活，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食堂。食堂在校园的后边，是两间陈旧的瓦房，开着黑乎乎的窗洞。食堂的老师傅是个秃头，紫红色的脑门上没有一根头发，而且他的脸上的皮肉比头皮绷的更紧，更严肃，整天阴沉沉的，不见一丝笑容。那两个年轻的师傅倒是和善，和学生有说有笑，可是一见秃头王师傅走过来，他们就会赶忙收起笑脸，回到厨房干他们的活。食堂的米饭非常特别，我在别处从没有吃过这种样子的米饭，坚硬难咽。开学的第一天，我们在食堂的门口看到了王师傅做米饭的技巧，因为那天没有上课，我们去打饭时，米饭还没有蒸好。王师傅用那口可以盛数担水的大锅，烧了一大锅开水，把生米在里面滤了一下，便捞出来放在木格笼上蒸，蒸了最多五分钟，米便被从锅上抬下来，开始向我们出售了，也没有菜。许多学生还是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们班的王军，一个和我一样瘦小的男孩子，被干硬的大米噎哭了。后来，我们便每周用罐头瓶从家里带菜来吃，只可惜每周带来的菜也只够吃两三天，聪明的学生发明了一个办法解决了吃菜的问题，用瓶子去商店买酱油下米饭，只到今天，我还偶尔把酱油直接加在碗里吃。晚饭是面条，那面条十分的稀，里面掺着面糊和玉米糁，有同学打趣说，碗里的面条并不比王师傅的头发多。这使我以后的岁月里对吃面条永远充满了厌恶。

　　但食堂也并非没有给我们提供过可口的食品，学校让食堂为学生们代蒸过红薯。那时候农村刚刚施行了责任制，粮食年年大丰收，红薯的产量高，又算了粗粮，家里吃不完就喂猪羊，可是蒸出来的红薯却香甜可口，实在好吃。每个星期天，我们都愿意多背点红薯，走几十里艰难的山路。早晨，红薯蒸出来，家在小镇上，家中没有地的学生下了课还不走，就等着吃我们一个红薯。

　　我羡慕家住小镇上的学生，他们至少可不用吃食堂上那生硬的大米饭，和浆糊般的面条；可以不住那下雨就漏雨，夏天里床下生满苍苔的学生宿舍。余红的家离学校最近，就住在卫生院的后面，来回只需几分钟的时间。每天我看着她像一只欢乐的小鸟似的从学校飞回家，再从家里飞到学校。我是顶讨厌上学的，我想，我要是家这么近，为什么还要讨厌上学呢？她的爸爸是政镇府的干部，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负过伤，妈妈是卫生院的医生。她家的院子是一个新盖的四合院，青砖碧瓦，一棵高大的榆树把半个院子罩在了树荫下，院子里还有桃李。在我的眼里，那是一个仙宫，她就是仙宫的仙女与公主。

　　学校里开设英语课，我们感到既新鲜又难懂。余红非常自豪地告诉我，她爸爸会说英语，那时她的代理班长的职务已经被班级里一个子高大的男生，陈铁军代替了。她从家里拿来了一张宣传画让我看，那是她爸爸从朝鲜战场上带回来的，当时的支援军要向美国战俘喊话，就只得用汉字把英语的发音标在下面，我受到了启发，也把汉字标在英语单词的下面，国际音标便再也不用学了。

　　一年级的时候，小镇上还没有用上电，晚上自习课我们就点上墨水瓶做的油灯，作完作业，老师便允许学生们聚在一起看书，为的是省油。我常常很早把作业应付完，然后转过身去和余红共用一个灯，她从家中带来了带玻璃罩的油灯，光线要亮得多。她的同桌是一个乡下来的姑娘，不爱说话；我们便常常翻着课本闲聊，各自讲着些小时候的趣闻轶事，讲到高兴处，又不敢大声的笑，她把头埋在书本上，抿着嘴偷偷的笑。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