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学孟真是命大。别人都以为他能保住命就已经是天大的奇迹了，那两条腿根本别指望再要。可是江学孟的两条腿一点儿事都没有，不但没有骨折，连脱臼都没有。只是软组织严重挫伤——真正的奇迹，连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

　　江学孟怕父母知道实情，没有回家休养。队里抽出李淮安陪侍。李淮安也是云城铁路中学的学生。云城铁路中学一共来了三十名学生，分散到各个区队。分到前进区一连一排的只有江学孟和李淮安两人。

　　陪侍工伤是许多人羡慕的美差，工资一分不少，五十八斤的口粮标准一两不减，只是没有了每天六毛钱的入坑费。许多人宁愿不要那六毛钱，也不愿意下井。

　　江学孟给家里写信，谎称他被抽到矿上的篮球队，正在参加矿务局系统的篮球比赛，大概得一两个月才能回家。

　　阳历年到了，江学孟的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还是不能下地。无法再瞒父母，栗文信区长找了一辆吉普车，亲自把江学孟送到家。并按照江学孟的意思，说江学孟的脚是打篮球扭伤的。

　　区长说的话，父母自然深信不疑。

　　养伤期间下不了床，什么也干不了，江学孟一天到晚看书。平时他也看书，一本书通常要看一两个星期。而现在两三天就能看完一本。

　　他有两箱子书，都是从学校图书馆拿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的时候，高二班砸了学校的图书馆，一大堆“毒草”在操场上化为灰烬。他从剩下的书中（图书馆满地都是书）挑了一些拿回家去了。有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普列汉诺夫选集，世界通史，中国通史，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世界文学史，中国文学史，黑格尔的美学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论，拜伦诗集，雪莱诗集，歌德诗集，但丁的神曲，还有费尔巴哈，休谟，笛卡儿，卢梭等等。政论，史学，哲学占了绝大部分。

　　他边读书边作笔记，已经写了满满三大本。读的书愈来愈多，思考也越来越多。

　　他在思考，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还是一场灾难？

　　他在思考，究竟是为了打倒一个人而打倒一大片？还是为了打倒一大片而打倒一个人？抑或是兼而有之？

　　他在思考，这场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空前的大混乱，空前的荒唐剧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就是为了给一个不光彩的目的披上一件冠冕堂皇外套？

　　他也常常反省自己。

　　他曾经确信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他却怀疑了；他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算个失败的战士？还是应该算作罪人？他产生这样的反省，是因为在他的记忆深处，那一桩桩曾剧烈震撼过他的良知的往事，并没有被时间埋葬。就象大地上的草，永远不会被冰雪埋葬一样……

　　队列练习结束，其它班级都回教室去了，空荡荡的操场上只剩下初三六班。

　　学校里几天前出现了一张揭发韩月春的大字报，说她丈夫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揭发人署名是“革命群众”。

　　韩月春是初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她的女儿就是初三六班的班长，数学课代表李薇。

　　“潜伏特务”是令人恐怖的敌人，造反兵团立即派专案组（朴英就是专案组成员）前去云城矿务局调查。材料拿回来了。韩月春的丈夫解放前曾任国民党开滦煤矿副总工程师，国民党员，已被矿务局造反派揪斗。

　　没有查到与“潜伏特务”相关的线索。不过，阶级敌人往往隐藏极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决定抄家，由江学孟亲自带领初三六班施行。

　　初三六班已在操场待命。

　　江学孟拿着一张稿纸来到操场，正要宣读，李薇冲出队列。

　　“江继开，我爸爸不是特务……他的问题早向组织上交代清楚了，你们可以去矿务局调查，我爸爸真不是特务……”

　　说到最后，李薇失声痛哭。

　　江学孟望着昔日的同桌，望着这个不会见风使舵的正派的班长，犹豫了。

　　这时胡桂青走到队前，她现在是初三六班文革小组长，造反兵团二分团政委。

　　“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出发！”

　　不跟她走，就是不革命。而不革命，差不多就是反革命了。

　　没有人留下，队伍出发。

　　李薇捂着脸痛哭着跑出学校，从此再没有回来。

　　北京站地道口，漂亮的水磨石墙壁上贴着七个刺眼的黑色大字：牛鬼蛇神收容站。

　　江学孟和另外三名红卫兵押着尹佐来到收容站门口。从两扇关着的磨砂玻璃门里传出两声惨叫，令人头皮发麻。尹佐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尹佐是学校里第一批被揪出来的“黑帮”之一。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曾经倾倒了所有的学生，现在却成了他“里通外国”的主要罪证。江学孟曾经非常羡慕尹佐老师漂亮的手写体英文，想学，尹佐老师送给他一册手写英文字帖。

　　而此刻，他们要押送尹佐回河北原籍劳动改造。

　　推开收容站的磨砂玻璃门，眼前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地道两边躺着，坐着两溜人，都是被押送原籍在此中转候车的“黑五类”。十几个身穿军装，手拿棍子和武装带的红卫兵在中间的过道上来回巡视。哪个“黑五类”梢不老实，棍子，武装带就会劈头盖脸落在他或她的身上。

　　把尹佐放进这地狱一般的收容站，江学孟实在担心。尹佐已经快六十岁了，这个骨瘦如柴的干老头是吃不住一顿棍棒或皮带的。武装带别看是软的，比棍子还吓人。差不多有手掌那么宽，最可怕的是那个大铜扣，又宽又厚，足够一斤。那家伙抡起来砸在头上，跟铁块砸在头上没什么区别。刚才江学孟就听见了铜扣落在人头上的发脆的响声，他估计那两声惨叫就是头上挨了铜扣的人不由自主发出来的。

　　可是已经到了这里，无法再带尹佐走。如果收容站的红卫兵问他为什么走，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况且也实在没有地方放尹佐，他们总不能带着尹佐去逛大街，让尹佐看着他们这些“革命闯将”假借革命之名“游山玩水”。他只能希望尹佐不要在这里做出什么能触怒收容站红卫兵举动，祈祷收容站的红卫兵不要对这个虚弱的干老头下手。

　　在收容站安顿好尹佐，江学孟他们四个人走上了大街。开往石家庄的火车是下午三点四十分，还有六个多小时，够他们逛一圈的。其他三个同学都没有来过北京，这是第一次，所以非要到王府井看看。江血孟是第二次了，一个多月前他来过，在北京大学住了一个星期，抄了一笔记本大字报，临走时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转了一圈。所以这次再来，他俨然是个北京通了。

　　他们没有穿过站前广场到东长安街，而是从停着许多无轨电车的崇文门东街的街口进去，向西朝崇文门走去。江学孟打算到崇文门菜市场买些路上吃的东西。这条路比较偏僻，主要走无轨电车，行人比长安街少得多。他们正走着，从一个岔口走出一群人，乱哄哄的，猛一看象打群架的，细看不是。走在那群人最前面的是一个矮胖子，头发被剪光，分不出男女，从走路姿势看大概是个女人，一只脚穿着拖鞋，另一只脚只穿着袜子。走路东倒西歪，跌跌撞撞，好像喝酒喝醉了。她后面是几个红卫兵，手里都拿着武装带（江学孟非常喜欢那种武装带，配上军装扎在腰里多威风啊，他不明白这些北京红卫兵为什么偏偏要拿在手里充当武器），不时追上那个女人，抡起武装带没头没脑地抽，那个大铜扣抽在肉上声音发闷，女人不吭声，只是身上的胖肉一阵乱颤；抽到头上声音发脆，梆梆的，就象是砸在了木头上，女人这时就发出一声——好像是尖叫，其实已不是人的声音，近似于野兽的嚎，而野兽的嚎也没有那样痛苦——找不出恰当的词来形容那种声音，它叫人毛骨悚然，浑身起鸡皮疙瘩。

　　在崇文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一个院子的大门外扔了一片盆盆罐罐，是抄家扔出来的。当江学孟他们经过的时候，大门里出来一辆三轮平板车，蹬车的人没有坐在车座上，站在脚蹬上蹬，蹬得很吃力。车板上堆着一堆软颤颤的东西，用一张凉席盖着。三轮车出了院子拐弯以后，江学孟看见，凉席盖着的是一个死人。

　　铁路材料厂文革筹委会副主任潘善通拿来了一个档案袋，里面装着一个名叫赵良甫的人的档案。此人解放前是三青团员，保定一中学生会主席，三青团保定区委宣传委员。这是历史情况。现在仍受到走资派常景荣（铁路材料厂党支部书记）的重用，写材料，写黑板报，办大批判专栏。潘善通分析，此人擅长文墨，又有重大历史问题，肯定写过反动诗词文章藏在家里，请求江学孟派红卫兵协助抄家。

　　那个时候抄家成风，不知有多少“牛鬼蛇神”的家被抄。人家请你来革命，你还能不革吗？江学孟同意了潘善通的请求（他不同意，别人也会同意），结果没有抄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更没有什么反动诗词文章之类，赵良甫家里连一张写字的桌子都没有。

　　抄完家就是押送回原籍，这是每一个被抄家的“牛鬼蛇神”都逃脱不了的命运。赵良甫帮着妻子打点行李（主要靠赵良甫，他的两个女儿还小，妻子悲痛欲绝，拿起什么就站在那儿哭起来了，什么也干不了。）整理好行李，江学孟派孙伟国，张双喜两个红卫兵押解赵良甫去派出所消户口，开户口迁移证。临走，赵良甫走到妻子跟前说；“淑珍，我走了，你好好带孩子，让她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妻子让他说懵了，忘了哭，听得莫名其妙。

　　赵良甫抱起小女儿亲了一下，又抱起大女儿。大女儿有十一、二岁了，挺大了，他还是抱起来，也亲了一下。

　　孙伟国等得不耐烦，呵斥道；“快走！”

　　赵良甫住在火车站东，派出所在站西，中间隔着火车站。走公路不用穿铁道，有桥，但要绕一个大圈。赵良甫建议穿铁道走，可以少走路省时间。孙伟国和张双喜当然也不想绕远，同意抄近路。

　　火车站有十几股铁道，占了很宽一大片地。有几股道上停着车皮，大多数都空着。穿过几股铁道，一列货车呼啸着从站外驶来。还来得及过去，可是赵良甫把孙伟国和张双喜两人拦住了。

　　“不安全，等车过去再过吧。”

　　列车驶过来，卷起一阵带着灰尘和煤烟味的风。车头过去了，后面是一节节车箱，咯咯噔噔，咯咯噔噔……

　　孙伟国和张双喜望着在眼前飞闪的列车，赵良甫站在他俩中间。列车还剩几节就要过完了，这时，赵良甫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成几折的纸，往张双喜手里一塞，然后一头钻进了车轮底下。这个过程快得象闪电一般，孙伟国张双喜俩人还在发呆的工夫，赵良甫已被车轮轧成了几块。

　　“压死人啦！压死人啦！”

　　还是别处的人先喊起来，孙伟国和张双喜已经不会喊叫了。

　　列车消失在远方，车站上的人迅速找来几张席子，盖住了铁道上几块较大的肢体。

　　半小时以后，孙伟国张双喜失魂落魄地回到赵良甫的家，进了门看见江学孟和其他同学，这才‘哇“地一声哭出声来。

　　张双喜手里捏着赵良甫塞给他的那张纸。

　　他们俩人进门时的模样就引起赵良甫的妻子的注意了，随着他俩的哭声，她一下子从行李卷上站起来。

　　“怎么啦？怎么啦？良甫呢？良甫呢？”

　　江学孟此时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焦急地问道；“怎么啦？说话呀！”

　　孙伟国结结巴巴说：“赵……良甫…… 死了……”

　　赵良甫的妻子嘴张到最大，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随即倒在地上。两个女孩哇啦一声扑在妈妈身上……

　　赵良甫的遗书：

　　淑珍：

　　对不起，我先走了。我不得不走。我随父亲从小就离开了老家，老家里没有亲人了。即便有几个远房亲戚，几十年不见，也早不认识了。那是个十分贫穷的山沟，你们去了根本受不了，我不能让你和女儿到那里去受罪。我自己的罪就叫我一个人受吧，我死了，你和孩子就不用去那个穷山沟了。淑珍，为了你和孩子，我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最后要告诉你和孩子的是，保定解放那年我十八岁，还是个学生。我不是反革命，也没有做过任何坏事。

　　再会了，淑珍。你再找个人吧，那样你会轻松一些。一定要找个没有任何历史问题的人，这是我的最后希望。

　　良甫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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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让江学孟痛心疾首的，不止上面这三件事，还有许多许多。

　　他问自己，当初为什么那样狠心？那样无情？是为了革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别自欺欺人了，自己那么积极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为了自己！为自己能出人头地，为自己有更好的前程。

　　陈叔叔当上了云城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连生，江学孟父亲的好友，机务段运转车间的司炉工。曾经是铁联总常委，云城市大联筹常委。武斗前夕让江学孟去徐州就是他给江学孟的父亲出的主意）。井冈山兵团的那几个学生有的留校当了革委会副主任，有的到铁路分局当了站、段的宣传科长，工会主席，团委书记；这就是革命的报酬。

　　假如夺权的不是“好”派而是“糟”派，那么，作为云城市红三司常委的他，也决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所谓主义之争，思想之争，路线之争，道路之争；归根结底不过是权势之争，名利之争。人类社会从古到今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这样的争斗，而打出的旗号往往是为了人民，为了正义与真理……

　　就在这样不断的阅读不断的思考中，江学孟渐渐把许建荣淡忘了。

　　一九六九年六月，煤矿合同到期，大多数学生不愿意转正，离开了煤矿。江学孟就更不用说了。

　　一九七0年，云城城北二十里的云城钢铁厂重新上马（它于一九五八年建成，同年下马），进行招工。江学孟的父亲托人给江学孟报了名。七0年五月，江学孟到了云城钢铁厂，开始了新的人生。

　　江学孟希望自己能够斩断过去的一切，也曾经以为斩断了过去的一切。可是现在，当许建荣的来信出现在他眼前时，他才发觉有一些东西是根本斩不断的。他可以烧掉许建荣送给他的信物，烧掉许建荣的照片，却无法烧掉对她的思念；他可以自欺欺人地以为忘却了她，其实不过是为了麻痹自己的神经，以减轻痛苦。还有，就是为了维护自己那一点儿已经毫无价值的自尊——对于得不到的东西，与其低三下四地跟着它，不如傲然离开它。江学孟对许建荣的忘却就属于这种情形。

　　不过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那个他以为得不到的东西，现在主动跑回来了。这不能不叫他惊喜异常喜出望外。真正的爱可以否认，可以隐藏，可以视而不见。就是无法彻底清除，因为它已经在心灵深处扎下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