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读初中时，正是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并且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当时每个生产大队都办初中，于志坚又回到了生产大队办的初中读书。教师都是民办教师，大多是六十年代初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学校除了教室以外，试验室、图书室、运动场一概没有。课桌都是学生用泥土垒起来的，为了尽量做到结实一点儿，泥土里面还掺一些麦糠；凳子都是学生从家里带。

　　那时上学，不是在教室里上课，就是到生产队里劳动，摘棉花、割麦子、收稻子等等；还帮军队五#8226；七干校摘花生。学生们都喜欢帮五#8226；七干校摘花生，因为到了中午还管吃饭。生活很好，能解一解馋。一九七零年的隆冬，生产大队把所有男生被派到离家很远的水利工地上搞大汇战。各自到自己所在的生产队工地，生产队把民工分成三班，每六个小时换一班。工地上是一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工，这叫“三班四上”。没有机械，都是人工用钉耙挖土，铁锹上土，板车拉土。这一年，于志坚十五岁，干起活来和大人一样，什么活都干，向挖土拉板车这样的重活他也抢着干。大人们都佩服他，连旁边的生产队群众都赞扬他。

　　于志坚来工地就穿了一套衣服，一天夜里，于志坚换班后从工地回住处时，走在村子里一段流有脏水的路上，因看不清，一下子滑倒在地，衣服既打湿了也弄脏了，他跑到伙房给炊事员说一说，在锅灶旁用火烤一烤又继续穿。炊事员感叹地说：

　　“多能吃苦的娃子呀！”

　　这“三班四上”轮番出工，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夜间，又在冬季，人们很容易受凉。一次，也可能是受凉的原因，于志坚突然发起高烧，然后就是头晕、恶心、吃不下饭；这时正好赶上民工们改善生活，叫加餐，和平时不一样，有肉吃，有酒喝；他眼睁睁看着，就是吃不下去，佰伯、叔叔们劝他吃一点，他勉强吃了几口，不一会儿，就吐了；可他仍然按时上下班。

　　住的都是用稻草檩条搭起的简易工棚，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睡在铺的稻草上面。工地上的饭大多是蒸馒头煮菜汤，凡是这样的饭，就是每人发一个大馒头，菜汤随便喝；于志坚一般是将馒头吃一半留一半，多喝点菜汤。到工程结束时于志坚将攒下的馒头带回家给了母亲。母亲很吃惊，问：

　　“志坚，这是怎么回事？”

　　于志坚把来历向母亲说清后，赵雪抱着儿子哭了。

　　那时，疟疾盛行，一到夏季，于志坚都逃脱不了疟疾对他的折磨；他一患上疟疾就与别人有所不同，持续时间较长，发冷发烧症状结束后，接着就是头晕、恶心，能好多天晕地起不来床，也吃不下饭。一次，他患上疟疾后，又是一直躺在床上，家人都下地劳动去了，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突然发现对面墙上有一条蛇，蛇的附近有一个鼠洞。一只大老鼠也发现了蛇，它怕蛇钻进洞里吃小老鼠，就从蛇的另一边奋不顾身地钻进洞里用嘴巴噙出一只小老鼠，跑到另一个蛇看不到的洞里安放起来。又去第二次，第三次……。一连跑了五个来回，分别从那个洞里噙出五只小老鼠安放在另一个洞里；并且每次都是选择不同的路线，与蛇周旋；蛇弓着身子仰起头几次跃跃欲试要去咬住大老鼠。那场面看起来真有点儿惊心动魄。这对于志坚的启发很大，一个老鼠在关键时刻就能发挥得那样出色，那样勇敢和顽强，真是临危不惧，蛇口救子，母子情深。

　　文革期间，每个生产大队都成立有文艺宣传队。于志坚嗓子好，唱的也好；个子高，方方的脸，浓眉大眼。初中二年级时被选派到大队文艺宣传队。那时正是普及样板戏时期，文艺宣传队经常到各村子里表演样板戏。于志坚不是伴演《红灯记》里面的李玉和，就是伴演《沙家浜》里面的郭建光。为了把主角演好，除了和团队一起排练外，他自己早晨天不亮就起来练嗓子，晚上背台词到深夜。结果，小小年纪，他的表演得到了全村人的喜爱和好评。

　　扬春红老师在负责文艺宣队，她对于志坚地表现赞不绝口。她知道于志坚家里穷，对于志坚格外关心，经常问寒问暖，表杨他，鼓励他；把他当着宣传队的顶梁柱。那个年代，正是实行推荐选拔上大学，一年后，扬春红老师被推荐选拔上了师范学校。

　　当时的课程比较简单，只有语文、数学、工农业基础知识和体育四门课程，并且这些课程内容和当时的政治联系非常紧密；不管是语文、数学还是工农业基础知识，很多方面都涉及有毛主席指示或政治色彩非常浓的语言。一般每篇课文或每一个章节，开头都有一条叫最高指示的毛主席语录。于志坚在上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时，可能是上边有指示，教师让学生们将课文上边的最高指示四个字都用已印刷好的毛主席语录小条子帖上去给盖住。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于志坚家突然住了一个军队领导，那时叫“军代表”。从六十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派驻到他们生产队的工作队员一般都住在他们家里。原因是他们家是贫农，没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母亲又是一个既勤劳又贤慧的农村妇女。工作队员吃饭都是在生产队各家各户轮流派饭吃（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的家庭除外），每顿四两粮票，一角二分钱。“军代表”住他们家的第二天，生产大队就在他们学校院内召开了群众大会，传达中共中央文件，开头是：“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各人民团体……”其内容就是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事件。那时人们非常讲政治，保密程度高，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传达之后，人们都非常吃惊，感到十分意外，林彪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已写入了“九大”修改的党章里面；又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怎么可能呢？可事实就是如此。从那次事件后，再结合到文化大革命的派系斗争，夺权斗争，于志坚第一次认识到了权力对于某些人的诱惑力之大。

　　当时的初中是两年制，学制又短，再加上经常参加集体劳动，没学多少知识就毕业了。那时毕业不搞升学考试，上高中也是由生产队及生产大队推荐选拔。因为于志坚在学校及生产队表现都好，一九七二年，他被推荐选拔上了高中。他所就读的高中就是开门办学去那里摘过花生的军队五#8226；七干校一所子弟学校，实际上还是打着公社高中的牌子，为了方便部队子女上学，特意开设了两个高中班。同时将周边农村孩子招收一部分进来，表明还属于地方办学；还属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管理。

　　一开始他们是走读，早出晚归。中午是吃自己带去的盒饭，学校给他们安排了专门热饭的工人，供他们中午吃热饭。热饭的工人是个女同志，长方形的脸上两只大眼睛有点凹陷，鼻梁高高的，像个俄罗斯人；看上去五十岁左右，很少说话，一点儿也不慈祥，一开始给人一种惧怕的感觉。

　　每天早晨于志坚的母亲都要很早起来做饭，除了做早晨全家的饭以外，还要把于志坚中午的饭做好并装进饭盒里。饭盒里的饭都比他家里吃的饭要好多了，白花花的纯大米饭配上细菜，没有红薯、南瓜之类的粗粮粗菜。母亲对儿子的关心、体贴和母爱，于志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发奋、努力。母子都没有用语言来表达，各自都在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

　　过了一段时间，学校考虑到学生辛苦，给他们安排了住宿的寝室。他们从走读变为住读，自己从家里带粮，给他们做饭的还是那个女同志。时间长了，熟悉之后，觉得她很实在，对他们非常好。她的丈夫是部队食堂的一个厨师，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给学生做饭也是为了家里增加点收入。

　　农村的孩子在这里读书，一开始很不习惯，总有一种自卑感。班里面大部分都是干部家庭子女，甚至有一部分还是高干子女，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不过，部队领导和班主任从平等对待的角度考虑，班干部当中也专门安排有农村的学生，于志坚就是班上的红小兵排长；但是，他很少管事，主要还是自卑心理造成的。他自尊心强，很少与他们在一起，尽量避免和他们说话、交往，怕他们瞧不起，一个心思去搞学习。教他们的教师都是军人，都是军队院校下放下来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有讲师、教授。因此，在这里读书，一切都比公社高中条件要好得多，不论是办学条件，还是师资水平；尤其是教学秩序正常，不受外界干扰，不搞开门办学，也不接受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按照当时的课程教材全面开课；按照教学常规备、教、辅、改、考、评；期末考试不及格的下学期开学还要补考。有一次考试，于志坚数学考了一百分，在班上引起了轰动，班上的同学们尤其是那些干部家庭子女们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他。在文革时期，能够接受这样的教育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

　　在教学过程中，学校也安排时间走出教室，走向社会。不过是针对教学内容到工厂去参观；到农村去实地考察农作物的良种培育与田间管理。因为当时开设的课程有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所以，一天，教农业基础知识的郭老师让于志坚和他们生产队取得联系，郭老师带全班学生到于志坚的生产队实地考察了高梁的杂交育种。语文老师也让于志坚和他们生产队联系，去参观考察他们生产队的东河河道改造工程，然后每个学生写一篇这方面的作文。这次作文，于志坚写得非常好，老师做为范文在班上宣读。

　　于志坚在这里读书，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同时和一批高素质人群相处，也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尤其是后来的班主任田盾对他的帮助很大，他方方的脸，黝黑的肤色，看上去又精神又结实；一双大而圆的眼睛，非常有神。他的眼神和说话结合的很紧密，什么样的眼神说什么样的话。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给学生们印象很深；说话礼貌，客气，有亲切感；平易近人，十分关心学生；尤其是农村的学生。学习上耐心辅导，生活上经常深入到食堂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因为很容易接近，所以于志坚有问题都找他，百问不烦，百答不厌，还经常到他家去玩、谈心和交流。田盾给于志坚印象非常深。在他眼里，田盾就是一个雷锋式的军人；他把时间抓得很紧，认真学习，刻苦钻研业务；他尽职尽责，公而忘私，助人为乐；他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对于志坚的人生影响也很大。

　　也许是林彪事件之后，部队军事上有大变化，一九七三年，也就是于志坚读高中二年级那一年，这里走了很多人，一些教师也陆续调走。到了一九七四年，学校不能继续办下去了，可这一届学生还没有毕业；因为邓小平同志的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教育也出现了大的变化，教材也变了，工农业基础知识恢复为物理、化学；毕业时间由年底毕业恢复为夏季毕业；所以又要延长一个学期。

　　一九七四年春季开学，在这里上学的农村孩子都转到本公社的高中就读。于志坚被分在二班，班主任叫韦国锋，很年轻，师范学校毕业没两年；一米七八的个头，身材魁梧，大眼睛，圆圆的脸，皮肤白皙，看上去很富态；对学生和蔼可亲，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因为只比学生大一两岁，所以学生们都把他当兄长对待。

　　在这里上了不到三周的文化课，像于志坚这样刚插班进来的连班上的学生都还没认识完，学校就开始搞起了所谓的开门办学。规定一班学工，到公社拖拉机站学习农业机械知识和学习开车；二班学农，到农场或农村学习农业技术。学农，对农村的孩子来说，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都想跳出农门，尽管希望不大，但还是想尽力去做，毕竟是一种奢望；所以，他们不愿意学农，要去学工。就集体找学校申请，学校迫于压力，同意他们也去学工了。

　　那时，一个公社哪儿有什么象样的厂矿企业，就是一个拖拉机站；所以，两个班都在拖拉机站学工。开始是有物理教师先教学生学习内燃机的原理。象四冲程的柴油机，两冲程的汽油机等。在这里学习也不是一点儿好处都没有，通过在黑板上和挂图上学习后，可以到车间亲自对准实物进行观察和结钩分析。基本原理学完了就是上车实习，学习开车。两个或者三个一组分在一台车上，有师傅带着轮流学习驾驶技术。那时当一个驾驶员是很吃香的，拖拉机站是国营的，拖拉机很少，更不用说汽车了，就那还不是国产的。比如有一种是原苏联产的，单缸柴油机，发动机声音很大，老百姓都把它的名字叫嗵嗵嗵。起动时还要通过一种能燃烧的磷棒进行点火。哪个单位或生产队用车，对驾驶员都是热情招待。到了生产队都是杀鸡、宰羊、捕鱼，酒肉相待。人们都非常羡慕。学生们在这期间也都享受了一下这样的待遇。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三大差别中的工农差别。

　　由于河南省“马政府事件”的出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判教育回潮的运动，学期中间，学生们都从学工基地——公社拖拉机站回到了学校。学校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传达贯彻了上级关于“马政府事件”的一系列文件。事件的起因是一个女生对外语产生厌学情绪，因教师的批评，出走自杀，并且在遗书上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样干革命。”

　　这次大会之后，学生们开始写批判文章，贴大字报，上街游行。批判文章、大字报都是针对学校及老师；尤其是校长和班主任是众矢之的。

　　就这样，轰轰烈烈的一个学期过去了，一九七四年夏，于志坚高中毕业了。那时，上大学同样是推荐选拔；所以，农村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就必须回乡务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