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忠抽空去党校看了看英哥。

　　王世忠以前去县里开会，和英哥打过几回照面，但是，都是由于时间紧，没有怎么多说话。自从离开英哥以后，心里一直没有放下她。听说英哥也在党校学习，早就想过来看看，但是地委、行署、军区机关还有部队一下子来了两千多口子人，除了武夏庄以外，连附近几个村庄都住满了，人吃马喂脚盘缠，都需要区里帮忙，所以他一直倒不出空儿来。

　　路上，他见送军粮的大车小辆辚辚当当，翁老凤正在领着人过秤。粮食随收随运，一边过秤一边装车。由于秤少称不过来，几个战士等得不耐烦了，说：“我们部队就要出发了，战士们还没吃饭呢！”扛起粮食袋子就往车上装。

　　按照规定，老百姓交的军粮是要记账付给收据的，这些没等过秤、没打条子即装车运走的粮食，日后怎么向老百姓交代？怎么办？翁老凤正着急，看见王世忠过来了，忙向他请示。

　　王世忠了解了一下情况，最后拍板：特事特办，打破常规，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部队需要多少粮食，我们就供应多少，事后一切由区里听着。

　　翁老凤“哎哎”着，又忙活去了。

　　王世忠来到党校，见英哥一个人正在屋里正在看书，那专心致志的神情没有听到有人来。王世忠咳嗽了一声，她才抬起头来。

　　“是你啊，大忙人！还记起我啊？”英哥惊喜地站起来，抻了抻衣角，背着手问。那副神情，俏皮而又不失庄重，典雅温婉而又不失能干利落。

　　“早想过来看看你，老是没空儿。”王世忠有点歉意地说。

　　“你是谁呀？大区长，哪会想着咱一个小兵子？”英哥挖苦地说。

　　“真的很忙，不是不惦记着你。怎么就你一个人啊？看什么哩？”王世忠好久没有见着英哥，这时反倒有些拘束。

　　“他们都排练节目去了，我今天有点不舒服，请了假。”英哥说。

　　“怎么了？”王世忠关切地问。

　　“没什么，妇女常有的。”英哥的脸“腾”得红了，“坐下吧，大忙人。”

　　王世忠坐在炕沿上，问：“看的什么书啊？”英哥递给他，他看了看书皮，是一本《共产党宣言》。

　　“嚯，这么高的学问啊！弄懂了吧？”王世忠见英哥比以前更加成熟，更加干练了，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弄不懂才学呢！”英哥从挎包里捧出一把核桃，说：“尝尝吧，是张虹从太行山给我捎来的。”话没落地，脸上又是一阵红晕，像春天里一朵待放的花苞充满了羞涩。

　　王世忠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不经意地一笑，拿过一个核桃在炕沿砖上用一把小锤头砸开了。“怪不得说山西核桃满仁（人）呢，这仁（人）儿还挺实成呢！”王世忠掰给英哥一块，填在她的嘴里，一语双关地说。

　　英哥把那张噘噘着的樱桃小嘴凑过来，用前边两颗洁白的牙齿叼住那块核桃仁，斜着眼一笑，含混不清地说：“跟你一样，仁（人）是不错。谁像你，结了婚就把人忘了，也不告诉一声！”

　　“哪来得及呢？我们结婚很匆忙的，再说，那时侯也不知道你在哪里啊！”王世忠抱歉地说，“等你们结婚的时候别忘了请我吃喜糖啊！”

　　一句话，臊得英哥低了头，脸蛋红扑扑的不敢看王世忠了。她把头发束成了一束，绑在脑后，显得脸盘更圆，脖颈更白，整体而言，更那么倜傥潇洒。

　　俩人说说笑笑，又啦了一会子呱儿，互道珍重，王世忠告辞出来。见战士们在老百姓家出出进进，有学习、开会、操练的，有帮房东扫院子、挑水做零活的，说说笑笑，亲如家人。

　　在这支穿着灰布军装、显得不大整齐的队伍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个操着生硬中国话的“日本八路”。小骐等几个孩子好奇，正围着他们说话。

　　这几年，老百姓见过的日本鬼子都是凶神恶煞一般狰狞的面孔，而这些日本人穿着八路军的服装，面带微笑，神情和蔼，与战士和老百姓说说笑笑，人们感到非常新奇，男女老少围了一圈儿看稀罕。他们拍着娃娃们的肩膀，竖起大拇指说：“你们，中国人的，大大的好！八路的，大大的好！”又指指自己，“我们，日本人的，错啦错啦的！”原来，他们是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

　　一个叫秋山良照的盟员还双手合十，做了个道歉的姿势。

　　秋山良照是日本山梨县人。他多才多艺，不但能写文章，而且还画得一手好画，在各支部盟员中就数他的名气大。18岁那年，由于生计困难，他在牟田铸物工厂做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他参军来到中国。此时，他对战争的起因、性质全然不知，只知道身为日本军人，就要为天皇圣战效忠。

　　1940年9月7日，在堂邑县郑家屯战斗中，秋山良照等9名日军负伤被俘。虽然经过八路军医院精心治疗，但其他8人都死去了，惟有他活了下来。他认为被俘是大日本皇军的耻辱。因此，几次自杀未遂，他下定决心，有机会一定要逃回自己的队伍。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逃跑的念头却渐渐消失了。

　　这是因为，我军敌工干部向他反复进行了宣传教育，对他宣讲抗日形势以及日本侵略军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开始他还不信，认为是中国人打了他的同胞，复仇心理十分浓烈。他不情愿地随我部队行动，在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他亲眼见到无数的老百姓的房屋被烧光、粮食被抢尽，特别是那些无家可归的瘦骨嶙峋的老人、妇女、儿童在野地里哭号连天；他还亲眼看到，八路军战士在地里吃了老百姓的西瓜，看瓜的人不在，就主动把钱留在那里。有一次，他竟然冒昧地骑上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战马溜了一圈儿，这在日军中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重罪，必将受到严厉处罚。但朱总司令知道后不但没有丝毫责怪，反而朝他善意地笑了笑。渐渐的，他体会到八路军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而日本军队才是残暴的，日皇把战争的灾难强加在无辜的中国人民头上。谁没有爹娘？谁没有儿女？谁没有良心？他一遍又一遍地责问自己，彻夜难眠。苦恼中，他又找来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孜孜不倦地学习。语言不通，就请敌工部的同志作老师、当翻译。通过学习，他的思想彻底改变了。他在日记中写道：“燃烧着对人类的爱，憎恨敌人，憎恨战争”，决心为消灭战争而斗争。

　　1941年8月15日，秋山良照、藤原义江、水原建次等经教育而觉醒的被俘日军士兵组织起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冀南支部”，秋山良照为支部书记。为庆祝支部的成立，他们自编自演了日语话剧《觉醒》，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反映了日军士兵的觉醒过程。

　　在秋山良照的领导下，反战同盟冀南支部很快活动起来。他们配合我军敌工部门，向日军士兵进行宣传，通过向日军喊话、唱日本歌曲、给日军士兵打电话、写信、捎宣传品、编印日语《同胞新闻》等，瓦解、动摇日军士气。

　　有一次，秋山良照领导反战同盟制造了4000多个纸弹，用掷弹筒射给各个炮楼的日军士兵，纸弹内容有《反战同盟告日军士兵书》、《反战歌曲集》等。同时，他们还让伪村长把特制的日本玩具和米库吉（日本佛教用具）、日本年糕、特制的纸烟送进炮楼。烟盒上印有“妈妈，怎么爸爸还不回来”、“爸爸，我很想你，我每天都在哭”以及以妻子口吻写的“昨夜一齐伴你逛公园，醒来方知一场梦”等等。他还直接向他熟悉的日军写信谈心，收到的日军回信摞起来有一尺多高。

　　秋山良照的肺腑之言在日军中引起很大反响。我冀南部队或游击队在向碉堡里的敌人发动宣传攻势时，经常听到日军的询问：“秋山君现在哪里？”“秋山君好么？”

　　由于秋山良照的努力工作，加剧了日军厌战情绪的增长，士兵逃亡、自杀现象经常发生。从此，日军头目知道八路军中有一支特殊的“日本部队”，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地悬赏：打死或捉住秋山良照者，连升两级并奖赏一万元。然而，日军不但没有捉住秋山良照，相反，秋山良照所领导的反战同盟，却如鱼得水，不断发展壮大，由最初的三人扩大到十六、七人。

　　当然，气氛最活跃的还是文工团的那些娃娃们，他们住进谁家，谁家便传来欢快的笑声。“孩子们，给俺再唱出《兄妹开荒》吧！”老大娘拧着纺线车子、老大爷们端着烟袋锅儿说。

　　“那还不行？唱就唱，这不现成的，我演哥哥！”小文工队员们一点也不怯生，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家伙一边说，一边摘过一个老汉头上蒙的手巾，“老大爷，先借用一下。”系在了自己的头上，又跳又唱，逗得人们笑声不绝。

　　刘蓓、英哥有时也参加演出。在村西打谷场举办的军民联谊会上，刘蓓唱了一首在党校刚刚学会的歌曲：“太阳照在头上，胜利摆在面前。在战争中教育的革新里，我们热烈欢聚在一团。我们共同学习，养成劳动观念；我们共同锻炼，锻炼成建国骨干。努力，努力学习革命的理论；前进，向着新民主主义路线。我们是现代优秀的儿女，我们是中国有为的青年！”

　　“好！再来一个！”人们为她那清脆的歌声喝彩着，掌声不断。

　　“这是谁家的姑娘啊？漂亮！”连在观众席上的地委书记郭陆也发出赞叹。王世忠听见了，脸微微一红，一股幸福和自豪感涌上心头。

　　英哥扮演的花木兰出场了，一亮相更是满堂彩。“刘大哥说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男子打仗去边关，女子们纺织在家园，白天去劳动，夜晚来纺棉

　　翁老太爷和张大人也被区里作为特邀观众来看演出了。由于战乱，武夏庄已经几年没来戏班子了。翁老太爷是个戏迷，他对张大人说：“这个扮演花木兰的角儿比常香玉不差呢！不光扮相英俊，唱工也好，有板有眼，功夫很老到哩！”

　　旁边的翁老凤笑着说：“朝干啊，你不知道，她就是你的孙女哩！”

　　“你说什么？她有这么大本事？哪能呢！”翁老太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难矣哉！是吧，爷爷？”旁边的一帮年轻的冲着翁老太爷和张大人说，弄得张大人有些不自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