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江龙终于以主人的身份堂堂正正地走进这间办公室。原先属于林义深的办公桌依然放在原处。这张办公桌已经破旧不堪，有一条腿不知什么时候断了，下面垫了几块砖头，但它的价值用金钱是无法衡量的。习江龙在林义深曾经坐过的椅子上坐下，拉开写字台所有的抽屉。所有的抽屉都空空如也。在接到学校正式文件后不到一个小时，林义深就把一切清理完毕。习江龙对此十分满意，他那双对眼儿闪闪发光，不时地东瞅瞅，西望望，仿佛这间房子就是故宫的金銮殿。他把旧挂历纸裁得大小正合适，然后铺在抽屉里，再把自己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往里放。阳光透过玻璃窗射进屋内，把他的脑门映得油光光的，也映出了空中的一片浮尘。办公室的设施虽说十分陈旧，却都擦拭得纤尘不染。窗台上摆着一盆令箭荷花，扁平细长的绿茎成放射状地向四外倾斜弯曲，粉嘟嘟的花儿缀满其间。不久以前，就在这个房间里，习江龙曾把这张办公桌擂得山响，并大声宣布“罢课”。如今他已经成了这个房间连同这张办公桌的主人，这种戏剧性的情节即使是在关汉卿、汤显祖的戏剧里也很难找得到。习江龙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又仔细观察房间里的一切。他对令箭荷花特别满意。昨天下午他和林义深在这里交接工作时，还没有这盆令箭荷花。这令箭荷花真是令人赏心悦目。

　　坐在习江龙对面的是副系主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副教授李凌峰。他主要研究欧美文学，他的长相也很像欧美人。鼻子又高又大，鼻端很红，红得几乎要滴下水来。他是上个学期就任副系主任的，这学期一开学，他便外出到各地视察函授辅导点，然后又到深圳参加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前两天，他刚从深圳回来。系里的改朝换代出乎他的意料，更准确地说，让他莫名其妙。如果让他推算中文系所有的老师担任系主任的概率的话，他肯定把习江龙列在最后。眼下，恰恰就是这个概率列在最后的习江龙入主系主任办公室，而他又不得不接受这最不可能成为事实的事实。习江龙收拾办公桌时，他一直坐在那儿，双拳托着下巴，目光不时地窥探习江龙的神色和举止。

　　“这盆令箭是你的？”习江龙摘下一朵花儿，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

　　“嗯。”李凌峰点点头。

　　“好，好……”习江龙发出连声的赞叹。

　　李凌峰感到他的眼神让人捉摸不透。

　　“这次下去，收获不少吧？”习江龙问。

　　“找个时间我汇报一下。”李凌峰说。

　　“下面有什么要求？”

　　“主要是要求增加面授的次数，特别是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有些地方师资力量弱，辅导站只能请中学老师辅导，学员反映辅导老师水平低。文学课他们要求开设一些讲座，请著名的教授讲授。如果不能面授，放录像也行。”

　　李凌峰说着，便拿出自己的烟，站起来，探出身子，用左手适时地送到习江龙面前。习江龙拿出一支，叼在嘴上。李凌峰右手的打火机啪地打着了，正好把烟点着。

　　习江龙满意地仰起脸，向空中吐出一缕青烟。他快活地笑了。

　　“老李，对我这个系主任，是不是觉得意外？”他突然问。

　　李凌峰猝不及防，脸刷地红了，一直红到脖子根。

　　“不……这很正常……”他尴尬地笑了。

　　“三个系主任，两个党员，我这个正主任反而不是……”

　　李凌峰很聪明，马上领悟习江龙的意思。

　　“习先生，我和司徒说一说。”他点点头。

　　习江龙顿时心花怒放。这不仅因为李凌峰善于心领神会，更重要的是因为李凌峰称呼他“先生”。在大学里，“先生”的称谓与“老师”不同，它有特殊的含义，是对造诣很高的教授的敬称。习江龙第一次被人称为“先生”，而且这个“先生”出自李凌峰之口，他的感觉特别舒服。从令箭荷花到“先生”，看起来李凌峰这小子是有备而来。想当年，在工宣队占领学校时，李凌峰曾经是“习江龙项目小组”的成员。他虽然只是跑跑龙套，却喜欢时不时地吼上两句铜锤花脸。

　　“习江龙，墙上写的什么？”

　　“竹筒倒豆子，痛快点儿！”

　　“坦白交代，柳暗花明；拒不认罪，死路一条。”

　　“你是腊月的大葱，皮焦根枯心不死。”

　　“你是出水的鱼，没蹦头了。”

　　“你是秋天的蚊子，没几天哼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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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凌峰的语言极其丰富，习江龙跟他学会了不少民间俚语。那时候，李凌峰可谓得意忘形。在习江龙面前，他总是高视阔步，耀武扬威。现在，还是同一个人，居然卑躬屈膝地以“先生”相称，多么精彩奥妙的生活！这就叫做天翻地覆，这就叫做时移俗易。

　　想到这一切，习江龙那双对眼儿不由得熠熠生辉。中文系有系委会，也有学术委员会，主要干部其实只有四个人，那就是习江龙、司徒汉生、李凌峰、程帆。程帆个子不高，瘦骨嶙峋的，似乎见风就倒。他本来就是个好好先生，年近六十，眼看就要退休了，谁当系主任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他都会惟命是从。因此，习江龙只是把他视为土牛木马。在习江龙和司徒汉生之间，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实只有李凌峰一人。习江龙一上任，就知道和李凌峰清算旧账已经毫无意义。最让他担心的事情就是李凌峰和司徒汉生连手对付他，如果那样，他就无法独行其是。没想到双方还没有交锋，李凌峰就缴械投降。这样一来，司徒汉生在中文系就势单力孤，如果他要唱对台戏，必定陷入独木难支的困境。想到这里，习江龙忍不住笑出声来。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这个人记性并不好，你大胆工作就是了。”他说。

　　“我会的。”李凌峰说。

　　习江龙收拾好抽屉，就站起来，一边抽着烟，一边向窗外眺望。映入他眼帘的就是学校的主楼。主楼的外观虽然像火柴匣子似的平淡无奇，貌不惊人，但它毕竟鹤立鸡群，气势非凡。从中文系到主楼的距离大约只有二三百米，假如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向主楼冲过去，恐怕用不了几分钟。而且时间还可以尽力缩短，这段距离则绝对不可能再延长。他正想得出了神，系秘书王春晓进来了。

　　“习老师，烟厂刘厂长来了个电话。”她说。

　　“小王，今后不能这样没有礼貌。”李凌峰批评道。

　　“我……”王春晓有些局促不安，她看看李凌峰，又看看习江龙，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习主任是教授，应该称‘习先生’，懂吗？”李凌峰说。

　　“明白啦。习先生……”王春晓脸红了。

　　“什么事，小王？”习江龙问，语气非常委婉。

　　“原先他和林先生约好今天会面，要不要取消？”王春晓说。

　　“你告诉他，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他。”

　　“好。”

　　王春晓说完就走了。

　　李凌峰点燃了第二支烟，挤出满脸深思的样子。

　　“就是那个刘文治！”他说。

　　“我知道。”习江龙说。

　　“这家伙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还记得工宣队迎芒果的事吗？”

　　“记得。”

　　“物理系的董若甫老先生是四九年从美国回来的物理学家，他在迎芒果的大会上聊天说，他吃过芒果，芒果味道酸，他不爱吃。刘文治听说后，就把董若甫打成反革命。董先生不堪羞辱，上吊自杀了。”

　　“这事我听说过。”习江龙说罢，又问，“司徒和刘文治的关系怎么样？”

　　“过去挺紧张的。”李凌峰说。

　　“现在呢？”

　　“不知道。司徒这个人比较正统，说得再白一点，思想偏右。”

　　听着李凌峰对司徒汉生的非议，习江龙心里很高兴。他知道李凌峰是用这种方式向他表态，但他不想跟着李凌峰的话头走，更不想在李凌峰面前说司徒汉生的坏话。对司徒汉生，他有他的原则，至少在公开的场合里，他绝不能和司徒汉生闹翻，因为司徒汉生毕竟是他仍然期待的天堂。

　　“老李，有个问题……吴彤和刘海林上学期的成绩……”他说。

　　“我马上查一下。”李凌峰说。

　　不一会儿，他就把八五级一班的学生成绩登记册拿来。

　　“吴彤有四门课不及格，刘海林是三门。吴彤的现代汉语补考也不及格。”他说。

　　“改一下，要保证他们补考及格的课程不超过四门。”

　　“李慕仁是班主任，这家伙是刺儿头，不太好办。”

　　“那就换人，换谭秀芳。”

　　“吴彤的现代汉语呢？”

　　“你说呢？”

　　“我看就保刘海林一个人，吴彤算了。”

　　习江龙摇摇头。

　　“想法弄个补考及格？”李凌峰说。

　　“不，让谭秀芳出题重考。”习江龙说。

　　“这可没有先例。”

　　“以后就有了。”

　　“还有个问题，刘海林旷课六十三节……”

　　“改成十六节病假和事假。”

　　“明白啦。”

　　习江龙对李凌峰的表现十分满意，长期以来潜藏在他心底的怨恨在不知不觉中全都消融了。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杠杆失去支点就会失去平衡，但只要寻找到新的支点，杠杆也会很快恢复平衡。

　　午后，中文系的教职员工集中在一楼的大教室里开会。会议一开始，组织部部长刘英就代表学校宣布两顶决定：

　　一、根据林义深同志的要求，决定免去林义深同志中文系系主任的职务；

　　二、任命习江龙同志为中文系系主任。

　　教室里静悄悄的，连众人的呼吸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开学以来，习江龙一直是中文系的焦点人物。起初，有关他罢课的消息纷纷扬扬。人们虽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有一点看法是共同的，即因为分房达不到目的而罢课，足见此公乃心胸狭窄的硁硁小人。有人甚至断言，习江龙必将因此受到处分。不久，罢课的风波不声不响地平息了，习江龙晋升教授的消息又不胫而走。人们无不感到困惑，罢课没有罢出房子，却罢出个教授来，中文系难道真是用母牛和西红柿培育出的怪胎？紧接着，习江龙要担任系主任的消息又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随着这个令人咋舌的消息的传布，各种流言也蜂拥而起。许多人开始翻弄习江龙的家谱，企图从中找出习江龙能够走红的背景因素。他们失望了，习江龙的家谱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亮点。他的父亲“习大仙”虽然属于工人阶级，但曾经以占卜算卦为业。他的姐姐虽然是名动四海的作家，但曾经戴了二十年的右派帽子。习江龙的社会关系也都平平常常，绝对没有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物。有人甚至认为那些消息是好事者续写的《山海经》。现在，所有的消息都被证实了，一时间，人们无不瞠目结舌，以至于感到空气都有些令人窒息。

　　刘英宣读完文件，议论声顿时四起。她打算再讲几句话，但嘈杂声铺天盖地，像大潮涌动，使她根本张不开嘴。她看了看司徒汉生，司徒汉生面朝门外地坐在那儿抽烟，似乎他是一个局外人。刘英不免有些手足无措。按常规，这种会议章汝霖应当到场，但来中文系以前，她接到通知，章汝霖因为另外有一个会议，只好缺席。

　　“刘部长，能否解释一下？”曲武大声问。“为什么突然间走马换将？”

　　刘英无法回答。本来在任命之前，应当由组织部对习江龙进行考察，但这次任命事先并没有和组织部打招呼。刘英质问过党委书记冯克非，冯克非含糊地说，习江龙是非党干部，不必那么复杂。刘英对他的答复感到啼笑皆非。她到中文系也是带着一肚子气来的。

　　“我只是奉命行事，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学校反映。”她说。

　　“去年招生中文系开了后门，调整班子以前，为什么不先处理？”曲武又问。

　　“组织部不管招生的事情。”刘英说。

　　司徒汉生这时候才往鞋底磕磕烟斗，然后慢吞吞地走向讲台。刘英高兴地向他点点头，慌忙退出会场。

　　“老程，你负责招生，你给大家解释解释吧。”司徒汉生说。

　　程帆站了起来，他干咳了几声，伸手扶了扶深度老花镜。

　　“关于去年招生的情况嘛，党委正在调查，正在调查。现在流言很多，啊，很多，希望老师们相信组织。有句话叫做‘流言止于智者’，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希望流言在智者那儿打住。”他说。

　　“我是愚者，不在此列。”曲武说。“五分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还要调查来调查去？让王春晓把吴彤和刘海林的入学档案拿来一看，问题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程帆被问得目瞪口呆。

　　会场一片哗然。会议的气氛似乎出现了失控的状态。司徒汉生坐在那儿吧嗒着烟斗，竟一言不发。

　　习江龙心里一阵阵发慌。在中文系，曲武不仅德高望重，而且一向以心直口快、刚正不阿著称，他是在借题发挥，制造事端，司徒汉生有意把他的矛头直接引过来，显然是别有用心的。程帆善于处理事务性的工作，但随机应变的能力太差。如果真的把入学档案翻出来，一切都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习江龙心里清楚，必须果断行事，绝不能让眼前的混乱局面继续下去。想到这里，他的额角出了汗。他点了一支烟，连续抽了几口，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然后用他那双对眼儿在教室里扫来扫去，迅速地瞅了李凌峰一眼。

　　李凌峰心领神会，马上站了起来。

　　“老师们安静一下！”他伸出一只手，在空中摆了摆。“今天是调整领导班子，其它问题以后再说。下面请系主任习先生讲话，就算是就职演说吧。”

　　他的话起了作用，所有的目光几乎同时扫向习江龙。当然，那些目光多半不含信任的成分，有的只是疑虑，讥讽，甚至可能是怨恨。习江龙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两只手的手心也紧张得出了汗。他极力地控制住自己，不紧不慢地走向讲台，拿出记事本放在讲台桌上，再一页一页地翻开。台下有人鼓掌，稀稀落落的，不知是表示拥护还是成心恶心他。他根本不在意。

　　“老师们，党委、组织部的领导前几天找我谈话，要我接任系主任，我很为难。”习江龙有意把说话的速度放慢，注意声调的抑扬顿挫，力图给人雅人深致的感觉。“我自知能力薄弱，难负重任，恐怕给系里的工作造成损失……昨天我一夜睡不着，觉得压力太大，思想斗争非常激烈……”

　　会场逐渐地安静下来。众人的目光都盯着习江龙。

　　习江龙认为自己的开场白已经先声夺人，不由得喜出望外。他的紧张心情也随之缓解，语言的表达逐渐流畅起来。

　　“……我只想谈两点，第一点是关于我自己。我这个人水平不高，能力不强，希望全体老师能够同舟共济，肝胆相照，分甘共苦，兴利除弊，使中文系的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是江龙的肺腑之言。第二点是关于系里的工作。目前正值多事之秋，学生思想浮躁，纪律涣散，已经有了出乱子的苗头。在这方面，司徒做了大量工作，很有成效。希望老师们重视学生的思想工作，协助系里把各种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如果大家同心同德，同心协力，江龙必定从善如流。”说到这里，习江龙有意地停顿了一下，用他那双对眼儿扫视会场一眼，发现大家听得挺认真，他感到信心更足了。“这几年，大家苦恼的事情就是阮囊羞涩。我们办函授，办业大，积蓄了一些钱，为什么不能分给老师们呢？有人担心政策多变，万一这笔钱不翼而飞，老师们的血汗就化为泡影。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过去系里有顾虑，这是可以理解的。林先生和我说，中文系在全校虽然算不得富翁，至少可以算个富裕中农，特别在文科系里，挺引人注目的，钱发得多，会有麻烦的。江龙理解林先生的苦衷，但江龙不怕，该发的钱一定要发给大家，需要名目就编一个，出了问题江龙一人承担。总之，让大家的腰包鼓一些是江龙的奋斗目标之一。”

　　他的话说到这里，预期的效果果然产生了，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拍起巴掌。曲武掀起的风波很快就被人们忘却了。这个内容是习江瑶为他设计的。她说，开后门收学生的事情不可能成为人们的兴趣焦点，群众真正的痒处是在腰包。事实果然如此。习江龙看了林义深一眼，林义深似乎在睡觉。他又看看司徒汉生，司徒汉生只是吧嗒着烟斗，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老师们安静一下！”他说。“有两点我强调一下：第一，不搞平均主义，多劳多得；第二，每课时五块钱是省里的规定，不好改变。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可以每十课时按十五课时计算嘛，对不对？”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会场变得异常活跃，“改朝换代”带来的阴影被一扫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