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汉生来到主楼会议室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他没有往里走，而是到就近的办公室拿来一把椅子，放在门边，就在那儿坐下。章汝霖和冯克非的“抛砖引玉”刚刚结束不久，会议室里正陷入冷场。司徒汉生不打算在会上说点什么。这些日子中文系的改朝换代让他窝了一肚子火。学校任命习江龙担任中文系系主任的前一天下午，组织部部长刘英突然找他。

　　“司徒，学校决定调整中文系的领导班子。”刘英说，看得出，她在努力地斟词酌句。“老林也该下来了，学校想给他一年的学术假，让他集中精力搞点科研。新的系主任嘛，学校打算让习江龙担任。”

　　司徒汉生早就耳闻。他冷静地吧嗒着烟斗，沉吟良久。

　　“是通知我，还是征求我的意见？”他问。

　　“根据我的理解，是通知你。”刘英十分坦率。

　　“我知道了。”司徒汉生点点头，什么意见也没有表达。

　　“当然，你也可以谈谈看法。”

　　“我？还没傻到那种程度。”

　　司徒汉生在官场摸爬滚打三十多年了，这次人事变动的内幕他凭感觉也能估计出八九分。撤换一个系的系主任，该系的总支书记所享受的待遇，只是比普通教师提前二十四小时知道学校的决定，这难道不是一件咄咄怪事吗？司徒汉生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一肚子无名火无处发泄，也无以发泄。他不想随波逐流，更不想同流合污，除了保持沉默，难道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习江龙上任以后，他一直冷眼观看，对行政事务轻易不表示意见。果然，刘海林的旷课问题经过加工，已经烟消云散。八五级一班的班主任李慕仁最了解吴彤和刘海林的情况，却被派到日本讲学。凡此种种，都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章汝霖让习江龙当系主任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章汝霖非常有眼力。在中文系，习江龙的确是最佳人选。司徒汉生对习江龙太熟悉了。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政治风波此起彼伏。习江龙就像一个表演技巧十分拙劣、表演欲望却又十分强烈的演员，每次政治风波他都要找寻机会登台表演一番。只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章汝霖会把如此重要的舞台拱手交给了他。

　　会议还继续冷场。司徒汉生手里拿着笔，膝盖上放个笔记本子，看上去他似乎打算认真地记录，其实他根本就心不在焉。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担任干部，大大小小的会议把他泡得油光光的。他当然知道，所有的会议都好像被层层包裹的商品。乍一看，这商品硕大无比，当所有的包装层层掀开以后，人们才发现，那商品只是一粒糖块。包裹糖块的是五光十色的纸张，而包裹会议的则是一堆堆的废话和准废话。凡是与会者发表废话和准废话时，司徒汉生便在笔记本上练字。他练字没有既定的目标，想到什么字便练什么字。练字方法也简单，就是先写个楷体字，再写行书、草书，有时也写小篆或者隶书，甚至是金文、甲骨文。这种情况下练字，他的主要精力是用来推敲每一个字的间架结构。别看他练字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从没有把会议的“糖块”遗失过。每次会议之后，他都会把“糖块”拿到中文系，重新包装，如法炮制，再卖给中文系的老师。今天的会议他虽然来晚了，但会议的“糖块”远没有浮出水面，他根本没有必要自作多情。

　　“大家各抒己见，各抒己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啊……啊……”章汝霖挤出满脸春风，加上他那枯涩单调的“啊”，让人觉得他是皮笑肉不笑。

　　“我先谈点看法吧。”陈建成终于打破僵局，率先接上话茬儿。“我觉得，研究思想工作，首先得知道思想方面存在那些问题。最近，中文系出了个黄晓春，名气大得很，中国已经装不下了。前几天学生会请他演讲，他胆子大得很，竟然把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思想全都否定。他说，我们现在要引进的不光是科学技术，还要引进总统，引进总理，引进部长、省长。这是什么话？搁到五七年，还不打他个右派？中文系的学生又出了个李梦田，抓住烟厂问题不放，竟然煽动学生罢课，说什么中国政府要脸面，害怕学生罢课。他们两个人，一个是言者，一个是行者，一唱一和，配合默契，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他的话把一潭死水搅得波翻浪滚，与会者纷纷议论起来，会议室里好像拖进一台搅拌机，声音显得非常嘈杂。

　　“我觉得奇怪，黄晓春在丹东的发言怎么那么轰动……”

　　“他的观点很明显，就是以全盘否定七六年以后的文学为借口，全盘否定政治……”

　　“丹东会议属于学术发言，不能横加指责。他从丹东回来以后发表的谈话和文章的确有问题，让人无法接受……”

　　“他只是过激一些，算不了什么……”

　　……

　　“我的话还没说完！”陈建成喊了一嗓子，把嘈杂的声音压了下去。“请看，这是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记者采访黄晓春的文章。你们知道黄晓春说了些什么？他说，香港经济的繁荣，多亏了殖民主义的统治。”

　　“哟！简直是卖国言论！”

　　“这个黄晓春什么都敢说……”

　　……

　　人们又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中文系的问题不光体现在这两个人身上，还有一个人也不甘寂寞。”陈建成说着，嘴角撇出一丝冷笑。“有个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叫曲武，仗着自己是老教授，老专家，老权威，又是九三学社的一个什么主委，整天信口开河，无事生非。今天告这个的状，明天告那个的状，惟恐天下不乱。有人说他用心不坏，只是说话刻薄一些，我看他是在吹毛求疵，哗众取宠……”

　　“老陈，你这么说曲先生太不公平了。”刘宏基说。“曲先生什么时候‘信口开河’来？什么时候‘无事生非’来？他是喜欢给领导提意见，提意见怎么能说‘吹毛求疵，哗众取宠’呢？这话传出去，以后谁还敢提意见？”

　　“他不是提意见，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你拿出一个事实，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刘宏基的话音刚落，好多人也纷纷发言，反驳陈建成。

　　陈建成有些恼了。他心里也清楚，曲武在全校威望很高，轻易冒犯不得。但既然曲武敢把吴彤和刘海林的事情捅出去，给学校的工作造成被动，如果不把他的气焰敲一敲，也太显得东吴无人了。他喝了几口水，又把嗓音提高了若干分贝。

　　“曲武利令智昏，到处捞钱，你们知道吗？”他说。

　　“有事实吗？”刘宏基问。

　　“安平路有个宏达贸易公司，开张时，请曲武写几个字，曲武居然漫天要价。你们猜猜，他要多少钱？”陈建成说到这里，有意停顿下来，当他看到众人把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时，他才满意地笑了笑，说，“一个字十万美金！”

　　他的话使与会者无不惊讶。曲武的书法名闻遐迩，向曲武求字的人每天都络绎不绝，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但陈建成披露的事实却是众人第一次听说的，有人甚至惊得目瞪口呆。

　　“司徒，这是真的吗？”有人把头转向司徒汉生。

　　正在练字的司徒汉生被惊动了。他抽了一口烟，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熄灭了。他只好重新点燃，然后把烟斗衔在嘴里，不停地吧嗒着。

　　“陈主任说得对，是十万美金。”司徒汉生点点头。

　　“看看，我没说错吧？”陈建成显得非常高兴。

　　“要十万美金有什么错？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做生意的特点。”司徒汉生说。“老陈，我有一只臭袜子，出价十万美金，你要是愿意要，我能不卖给你吗？不卖是傻子！”

　　与会者听了哄堂大笑。

　　“不过，我可以证明，曲先生给别人写字，从来也没有收过一分钱的报酬。”司徒汉生又说。“他不光不要钱，还要搭上笔墨纸张。曲先生这人幽默风趣，凡是别人求字，他不想答应的，便一个字要十万美金。诸位，你们向曲先生求字，只要曲先生说一个字十万美金，你们就打住，别自讨没趣。”

　　他的话又引起众人大笑。

　　陈建成发现自己竟然被被司徒汉生戏弄了，气得鼻子一歪，面孔涨得通红。这些信息都是习江龙向他提供的，没想到是一枚炸不响的哑炮。此时他很希望习江龙也在场，说不定习江龙能拿出极有说服力的证据来。

　　“曲先生很珍惜自己的名誉，他特别注意求字人的身份和目的，很怕自己的字被人利用，成为一些坏人招摇撞骗的工具。眼下各种公司多如牛毛，真伪难辨，良莠不齐，他只好如此。”司徒汉生继续说。

　　“五一广场那儿有家书店，叫什么‘挚友书店’，是个体户。如果我没看错，‘挚友书店’四个字好像就是曲武的字。”陈建成说。

　　“的确是曲先生的字。”司徒汉生点点头。

　　“挚友书店和宏达公司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区别，挚友书店是几个残疾青年办的书店。有一次，曲先生路过那里，想顺便买本《同源字典》。没有。那些残疾青年很热情，让曲先生留下地址。过了几天，其中一位残疾青年坐着轮椅来了，又拄着双拐上了楼，把《同源字典》送到曲先生手中。曲先生很受感动，当场提笔，写下‘挚友书店’四个字，亲自裱好，送给他们。”

　　陈建成的嘴张了几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出师不利，一上阵就一败涂地，他心里觉得非常窝囊。

　　“书归正传吧。”章汝霖说。“今天会议的重点是研究学生的思想工作问题，曲先生的事情就不要讨论了。最近我专门到学生食堂看了看大字报，学生对伙食的意见挺大，大字报的数量也比较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些学校的学生就是因为伙食问题罢了课。”冯克非说。“我就不信，馒头为什么做不熟？米饭为什么要夹生？学校早就强调，上午第四节课不能提前下课。可是，好多老师叫苦连天，如果哪个班十二点下课，食堂里就没有菜。总务处到底怎么啦？伙食科科长为什么不能派个精干的干部？”

　　“我们已经制定了具体措施。”总务处处长说。

　　“说说看。”

　　“措施一共有四项。第一，伙食科科长我们准备招聘；第二，对炊事员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包括思想、技术、身体三个方面，凡是不适合干炊事员的一律调离，临时工辞退；第三，各学生食堂的粮票菜金通用，学生可以自由选择食堂，炊事员的工资和奖金根据学生选择的结果来确定；第四，把校园餐厅改成实习餐厅，各食堂的炊事员定期到实习餐厅培训，并进行考核，考核的成绩作为提级提薪的依据之一。”

　　“这四条不错，要赶快落实。”

　　分管总务工作的副校长谷秋明摇了摇头，摘下自己的老花镜。

　　“这四条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他说。“如今总务工作最难干。学校是清水衙门，物价飞涨，到哪儿进点便宜货呢？饭菜质量要上去并不难，问题是价格也同时上去了。要做到物美价廉，等于让巧妇做无米之炊。”

　　他的话无疑是往水中投了块石头。发言的人争先恐后，大多是三言两语，主要是表达对物价飞涨的不满。

　　章汝霖连忙敲敲桌子，把议论声压了下去。

　　“物价问题不讨论，讨论学生的思想工作。”他说。“那个‘民主广场’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我去过几次，学生天天在那里聚会、演讲、贴大字报，影响极坏。”

　　“我建议，马上取缔‘民主广场’！”陈建成说。“这几年，学生就经常到那个‘民主墙’贴大字报，什么‘驱逐烟厂’，完全是借口！现在，他们又弄起什么‘民主广场’，成了他们非法聚会的固定场所。不取缔怎么得了？”

　　“那样会激化矛盾。”有人说。

　　“我看，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还是应该分析的，不能一概否定。”刘宏基说。“譬如有张大字报揭露咱们学校招生时开了后门。到底开了没有？要是开了，就纠正嘛；没开，给学生解释一下。这样的东西能批评学生什么？老实说，在一个人身上失去了原则性，就会在千百万人身上失去说服力。学生的思想波动，说明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我看不是什么坏事，没必要看得太重。”

　　“老刘，这不对！”陈建成说。“现在有人就是要制造事端，把天下搞乱，根本不是什么关心国家大事。”

　　“司徒，你们中文系已经成了焦点，谈谈你的想法吧？”章汝霖连忙招呼司徒汉生。

　　“我能谈什么？”司徒汉生说。

　　“老师出了个黄晓春，学生出了个李梦田，司徒，你是总支书记，你不谈怎么能行呢？”陈建成说。

　　“你刚才不都替我们谈了吗？”

　　“我只是抛砖引玉。”

　　“我没有‘玉’，肚子里全是碎石子儿。”

　　司徒汉生的话把众人逗乐了。

　　“这学期一开学，听说你们安排黄晓春给新生做报告。”陈建成说。

　　“这属于教学，你应当问系主任。”司徒汉生说。

　　“习江龙那时还不是系主任。”

　　“我让你问系主任，不是让你问习江龙。”

　　司徒汉生把烟斗往嘴里一插，发出了轻蔑的微笑。

　　“司徒，你让李凌峰把教学计划再检查检查，除了正常的教学，其它的事情就不要让黄晓春参加了。”章汝霖说。

　　“司徒，有人反映，李梦田在鼓动罢课。”冯克非说。

　　“我可以查一查。”司徒汉生说。

　　“冯书记，我们的学生有反映。”有个系主任说。“他们说，中文系的老师罢课罢出了教授，又罢出了系主任，说明罢课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谁这么说的？”冯克非脸上露出不满的神色。

　　“这个说法很普遍。”刘宏基说。

　　“捕风捉影的事情，各系应当辟谣。”冯克非说。

　　“司徒，习江龙到底罢课了没有？”有人问。

　　司徒汉生笑了笑，没有回答。

　　“司徒，你们中文系要稳住阵脚。”章汝霖连忙把话题岔开。“从现在的情况看，根子就在中文系，只要中文系能稳住，就没有什么大问题。至于黄晓春和李梦田，都是认识问题，不要小题大做。防患于未然是对的，但不要伤害了老师、学生的感情。”

　　“李梦田可以考虑给个纪律处分。”陈建成说。

　　“罪名呢？”司徒汉生问。

　　“还怕没有罪名？”

　　“你是主张‘莫须有’？”

　　“我说司徒，挑动罢课还不够呀？”

　　“你看看宪法，罢课违法吗？”

　　“挑动罢课就是不行！”

　　“不要争了。”章汝霖说。“我们的立足点是思想教育，不要动不动就处分。”

　　司徒汉生默默地吧嗒着烟斗，不再说话了。他对这次会议本来就没有兴趣，如果不是陈建成一而再、再而三地跳出来，他根本就不想插一句嘴。学生对习江龙的议论虽然有些捕风捉影，但也绝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在习江龙身上所反映的问题远比学生所议论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复杂得多。章汝霖和习江龙进行了秘密交易，又利用习江龙极力为吴彤和刘海林开脱，这些问题为什么在会议上得不到反映呢？这些肮脏的勾当如果合法的话，又如何去责备黄晓春和李梦田呢？自己的屁股不干净，无论怎样处理黄晓春和李梦田，都不可能有任何说服力。司徒汉生的思想是传统的，是从五十年代延续下来的，他当然不可能接受黄晓春和李梦田。如果说他的思想有什么变化的，那就是他学会了宽容，学会忍受过去他无法忍受的东西。既然生活迫使他必须接受吴彤和刘海林，必须接受习江龙，他为什么就不能接受黄晓春和李梦田呢？

　　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还是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正在这时，传来一个坏消息，学生和烟厂的工人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