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叛逃

　　一九六六年的深秋。

　　我经过近四个小时的疾行，最后爬上一道山脊的顶峰。峰顶的南端有一块巨岩，下面是云遮雾障的断崕，不时有潺潺流水声随风而上。西面是层层叠叠的山峦，灰朦一片。东面山坡平缓，与一片草地相连，草地那面的山上树丛中，似有几栋房屋，估计是苏联的边防哨所。我疲惫地仰卧在岩石的平坦处，想睡上一觉清醒清醒头脑，可是办不到。近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像看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脑海中闪现出来……

　　前四天的早晨，监狱警中的造反派头头，把我们这些已经服刑期满仍然留在监狱继续从事劳动的“二劳改”，集中起来训话。他左手掐腰，右手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打着手势说：

　　“啊——，别以为你们的劳改期限已经满了，总想出去，那是办不到的。嗯——？你们！要认清形势，不要自找倒霉！老老实实地给我在这继续改造！谁敢违犯规定，我就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碎他的狗头！”

　　他挺挺胸脯，用手指指站在前排的我，吼道：

　　“二百五十九号，站出来！面向大家站着。”

　　我全身颤抖着走出队列，低着头站在大伙面前。他指着我对大家说：

　　“你们看看，就是他！私逃回家呆了半拉个月，被我们‘请’回来关了‘小号’。谁要不服就试试看，我会给他更好的‘待遇’……”

　　训话后他命令我和另一个被关小号的“二劳改”，由一个劳改积极份子看管着到草甸子去打羊草。那个积极份子偷偷地溜到泡子边钓鱼去，陷在泥潭中淹死了！虽然他的死与我们无关，可是我们脱离不了干系，肯定得在造反派的折磨下被屈打成招，有死无活。在经过一阵沉默，镇定下来之后，我俩商量：各自逃生，听天由命！

　　我在老百姓家，找套旧衣裳换下“牢改服”，顺着公路跑出一站地，躲在火车站的堆货场里。待到天黑，偷偷爬上停在站里一列货车的一个空棚车里，划上车门儿，坐在一个角落，焦急地等待开车。

　　突然，听到急骤的脚步声和说话声由远而近。一个操着天津口音的人说：

　　“我说，您看监狱那个造反派头头有多神气，一下汽车就喊‘赶紧到火车上去给我搜查，抓住杀人犯格杀勿论’。嘛呀？他算老几呀，咋咋呼呼的，还管到车站上来了。嗐，这年头乱糟糟的，真没辙呀！”

　　另一个人说：

　　“可不是咋的，这就叫造反派皮气，知到不？你没听那个老警察说嘛，是不是杀人犯还两说着，得等什么‘尸检’？和找到那两个‘二劳改’问清楚才能下结论呢。你说是不？”

　　从语调上可以判断他是个地道的东北人。接着他又说：

　　“你掫我一把，我上去照照这个棚车里有人‘猫’着没有。”

　　我的心立刻收缩到极点，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候就听到“咣啷”、“咣啷”拉我藏在里面的棚车车门，但没被拉开。那个天津人又说话了：

　　“嘛呀？您说怪不怪，这个车门子做嘛紧得不得了呢？您去找块大石头来，使点儿劲，砸开它。”

　　隔不一会儿，就有连续不断地“嘭嘭”砸门声震得我的耳鼓嗡嗡作响，车厢也微微颤摇起来。那个操东北口音的人说：

　　“咋整的，这车门子咋那紧呢，累的我都冒汗了，这车门子咋就是不开呢？真气死人啦。”

　　天津人接着说：

　　“嘿，真是邪门儿了，做嘛砸不开，来，看我的！”

　　接着又是一阵紧砸，突然，哗——的一声车门被打开了，站里高架照明的灯光刷地一下子把车厢中间照得通亮！我不由自主地哆嗦一下，马上又镇定下来往黑暗角落里靠一靠，瞪大眼睛盯视车门外面的动静。只见一高一矮两个头影向车里张望。一个说：

　　“嘛也没有，走吧。”

　　另一个说：

　　“咋说的？不拿电棒往里好好照照能成吗？万一在咱这‘疙瘩’漏过去，那造反派头子能饶了咱们吗？”

　　那个人刚要往车上爬，突然听到“信号好啦”，“开车好啦”的呼唤应答声。紧接着火车头一声长鸣，车钩被一节节拉紧，列车起动了。那两个检查人员已经无法上车检查，只有他们手电筒发出的两道光束在车厢棚壁上晃动两下，列车已经加速行驶远离了他们。我悬着的心一下子落地了，身体顺着车墙板软软地滑躺在又凉又硬地板上，在车厢的摇晃颠簸下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轰隆一声巨响把我从梦中惊醒，发现列车在晃动中停下了。原来这是一个大站的停车场，开进发出的列车很多。我小心翼翼地观察一下周围环境，没有发现巡逻人员，便跳下车厢，迎向两位手拎小锤臂带红袖标的人。谎说去外地探亲，途中钱物被盗，无钱买票回家，想扒货车回去，恳求他们指点帮助。这两人毫不在意地指给我一趟货车，我谢过后急速扒上那列货车，不大一会儿车就开动了。

　　我在车上寻思，两个月前我私自逃出监狱回家探望父母，被监狱来人抓回去批斗、关‘小号’。这一次如果我直接回家，肯定会再被他们捉去，恐怕是九死一生了。咳，真是有家难归了！到哪去呢？只有到拉网河姐姐家去探听一下风声再作打算，走一步看一步了。

　　拉网河是个小火车站，客车只停一分钟。车站后面有一条河，河那面大约二里地远的地方就是拉网河村，我的姐姐家就在那里。我在接近拉网河站的一个上坡湾道上，趁着火车行进速度减低的时候，从火车上跳下来，隐蔽在树丛中。待到天黑，没有过往行人的时候，我偷偷地摆船过了河，抄小道溜到村边，蹲在一棵大树下窥视村庄附近的情况。只见村口围墙门边有两只灯笼在晃动，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要提高警惕……抓逃犯”。

　　我在村边呆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贴着围墙走到离姐姐家较近的一个墙豁处，轻手轻脚地爬了过去。在姐姐家窗的窗棂上轻轻叩了几下，里面没有反应，我又敲了几下窗棂，里面还是没有回应。等把耳朵贴在窗户纸上，就清楚地听到屋里有窸窣声和低语声。于是我就把嘴贴在窗纸上小声说：

　　“姐姐，别害怕，我是小富子啊……”。

　　这时从屋里传出极其低弱的男音说：

　　“快！把窗户打开，让他进来。”

　　话音刚落，上扇窗棂就悄无声息地打开了，从黑洞洞的窗口里伸出一支手拉住我的肩头慢慢地往里拽，我顺势蹬上窗台猫腰钻进屋里，坐在炕上。有人挡严窗户，把电灯打开，在我眼睛适应了光亮之后，看清了室内的一切。炕头躺着一个头发蓬乱、骨瘦如柴的男人，不用问那就是我的姐夫。炕梢上睡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儿，肯定是我的外甥。北炕上乱糟糟地堆放一些衣物、农具、粮食等杂物。姐姐面庞清瘦，眼窝深陷，鬓角上有了丝丝白发，失去了往日的白润。但她仍然像对我小时那样，双手捧着我的面颊审视我的面容，一串串泪珠从她那无神的大眼中流出，一滴滴地落在我的脸上。不知过了多久，她好像从感情的极端冲动中清醒过来，麻利地擦去脸上的泪水，张开干裂的嘴唇笑着说：

　　“光顾看你了，快洗洗脸去，我给你热点饭吃”。

　　躺在炕头上那个男人干咳一阵后喘息着说：

　　“我的‘狗刨司令’你过来，让姐夫看看你变成个啥样的壮汉子了”。

　　很难想象当年他陪姐姐回娘家看望爸爸妈妈的时候，在我家房后的大河里教我游泳，称我为“狗刨司令”并和我谈心的那个英俊瀟洒的姐夫——我心目中的偶像，怎么会变成现在这种样子。我赶紧挪到他身旁，握着他手说：

　　“姐夫，我好想你呀，你的身体咋闹成这个样子，你生病了吗？”

　　姐夫抚摸着我的头说：

　　“没事，我没什么大病，身体还好。能看到你我真高兴啊！”

　　我忍不住抽泣起来。他用手抹去我脸上的泪水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啊！要坚强些。知错必改，走正路……”

　　没等把话说完就又咳喘起来。

　　吃饭中间姐姐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前姐夫入了党，是村里的治保主任，办事认真，疾恶如仇，对群众热心帮助。老百姓都称赞他拥护他，搞歪门邪道的领导人不得意他，有偷盗、赌博和各种劣迹的人怕他、恨他。文化大革命一来，许多恨他的人都造反了，罢了他的治保主任。有的领导把村里过去办事中的问题一股脑儿地都推到姐夫身上。他有口难辩，憋了一口气，得了咳喘病。正在那些人找不到重磅“炮弹”攻击姐夫的时侯，我从监狱里跑出来偷偷回家看望父母被监狱来人抓了回去，他们就借这件事大做文章，说我在他家躲藏过，他包庇罪犯。硬把姐夫拉出去批斗多次，非让他交代包庇我的反革命罪行不可。姐夫刚正不阿，据理争辩，要他们拿出证据来。他们无证据可拿，却对姐夫越斗越狠，直到斗得卧病不起。我听了姐姐的叙述，心里像被刀割一样难受。当即跪在姐姐、姐夫面前，把我上次从监狱逃回家去看望父母被抓回和这次出逃的经过说了一遍，又说了些对不起他们的话，给他们磕几个响头，起身就走。我想，无论如何也别再给他们带来麻烦了，走得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可是，姐姐拽住我的衣服死活不放。她说：

　　“姐姐和姐夫希望你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对祖国对人民的忠心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改变呐！把眼光放远一点，不可能老是这种局面，以后会好的。就是你走也得好好商量一下啊，不能盲目乱走哇。先在姐姐这里躲几天，听听风声再说。”

　　姐夫也哆哆嗦嗦地挣扎着从炕上下来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我只好停下来。在天没亮以前，姐姐把我藏在仓房里装粮食的大板柜中，仓房门在外面上了锁，又在门前堆了些杂物做掩护。 天，渐渐亮了。雄鸡报晓的啼鸣声此起彼伏，早炊的柴烟味儿随风飘进仓房来，劈柴声、卖豆腐的吆喝声不绝于耳。这些气味和声音对我来说是多么熟悉而又亲切呀！现在可好，天地再大也找不到可以容我合法存身的地方了。我只能龟缩在这小小的板柜里，偷偷地闻吮着四周散发出来的乡村气息。我悔恨过去，更不敢想未来，想着，想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忽然被一阵杂沓脚步声惊醒。一个粗野的男中音刺入我耳中：

　　“不要装相，你们又把反革命藏到哪去了？快交出来。”

　　“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这是姐姐平和的声音。显然对方被激怒了。

　　“妈拉个巴子的，你是什么东西。咱不跟老娘们儿犟犟，叫你掌柜的出来，我跟妳家老爷们儿对付。”

　　姐姐说：

　　“他病倒了你们也不是不知道，痩得剩一把骨头都起不了炕了。有什么话就冲我说吧。”

　　对方幸灾乐祸地嘿嘿笑了两声说：

　　“那好，咱就明挑了吧，赶快把你弟弟交出来，嗯？要不，妈拉个巴子的我们就要搜查了。搜查出来把你一块带走，送到县保卫部去专你们的政。”

　　姐姐也提高嗓音不急不火地说：

　　“哈哈，又是无中生有，到这来找我弟弟。他在监狱里改造，白天晚上都有人看着，怎么会跑到我这里来？不信你们就搜吧，来，先从仓房开始，我给你们开门。”

　　接着就听到挪动仓房门外掩护物的声音，打开仓房门锁的“咯吧”声。这时整个院子里鸦雀无声。突然姐姐用满含愤怒的声调说：

　　“我可有言在先，如果你们搜不到，我可管你们要人。我弟弟犯罪不假，可他没犯死罪，若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可不答应。”

　　那个粗野的声音又响了：

　　“嗬，好厉害呀！你她妈拉个巴子的少给我耍花招，老爷子不上那个当。不搜仓房，都给我到屋里搜去，要特别加细，搜到了上边儿给奖。”

　　隔了好长时间又听到那个野蛮声音说：

　　“啊！你要注意，那个反革命一露面儿你必须立即报告。要是你隐瞒不报，包庇窝藏，哼！就把你和他一块儿专政！听见了没有？”

　　又是一阵由近而远的杂沓脚步声。那些人走远了，院子里静了下来。姐姐又来到仓房，小声对我说：

　　“千万不要动，我不叫你别出来”。

　　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姐姐从屋里端着簸箕出来，快捷地进入仓房，掀开蒙在簸箕上的一块布，取出一碗热腾腾的大米饭、几个馒头和一盘炒鸡蛋递给我，悄声说：

　　“我和你姐夫商量，现在你哪也不能去，要在这儿躲藏一些日子，听听风声再说。白天藏在仓房里，晚上就进屋里睡觉去。今晚天黑以后，听到我咳嗽声，你就偷偷进屋来。千万小心，不可大意，不能随便到仓房外面去！”

　　天刚刚黑下来，听到院子里有轻轻脚步声由远而近，接着又听到轻缓地叩门声。来人在得到里面回应以后，小声说：

　　“他大婶子，革委会的人都开会去了，叫我给他们听电话。正好县里来电话通知，说你弟弟在监狱里杀了一个人逃跑了，让村里布置民兵在你家四周放上‘暗哨’，发现你弟弟一定逮住立马送到县里去，要是反抗格杀勿论。你家要是包庇隐藏了他，也要一块儿拿去问罪。老弟病情咋样？要多保重啊！我出来半天啦，得赶快回去了。”

　　听口音来人是个中年妇女。姐姐连声道谢并送走那人以后，轻手轻脚地来到仓房里小声说：

　　“小弟，别着慌，我和你姐夫早有打算，把你送到沟里地窝铺去。那里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都有，地点又很隐蔽，你等着我马上让你姐夫送你去“。

　　我很清楚，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就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灾难。我必须马上离开，迟一步就可能大祸临头。于是，我把吃剩下的几个馒头和半瓶凉开水用一块布包好扎在腰间，“猫”着腰蹑手蹑脚地溜到院外，快步来到河边，摆船过河，穿过铁路以后深一脚浅一脚地顺着山间小路钻进山沟里。大约走了半宿睏极了，就找个土窝拢些枯草烂叶盖在身上睡着了。唯恐被人发现，天刚蒙蒙亮，我又向丛山深处疾走。为了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便攀上这座高峰。

　　我怎么能走到这里来呢？经过思索想起来了，原来拉拢我参加反革命集团的那两个坏人曾说过，一但非法活动败露就一直向东逃，过境到外国去。当时我对这种叛逃的想法虽然十分反感，却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是这种潜意识把我引到这个地方来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找一个偏僻农村隐遁下来，或者到大城市去蹲码头、票房子，和盲流乞丐混在一起以掩护自己的身份。二是勇敢地回到监狱去，说明情况，请求他们澄清是非，还我清白。三是下了这座山一直向东走，投向敌视中国的苏联。经过再三权衡，认为前两条路都行不通。因为农村组织严密，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很紧，陌生人到哪里去都得受到审查，蒙混不过去；城市里三天两头搞大清查、大收容，混到盲流里早晚也要遭到审查露出破绽。回到监狱去，有嘴也说不清，是自找死路。只有投奔苏联这条路可走。可是，我是一个中国人呀！我的亲人都生活在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上，我若真的投奔苏联不就成了岳飞墓前的石人秦桧，要遭到千人唾万人骂遗臭万年吗？一旦过界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看年迈的父母和关心我的姐姐、姐夫呢？想到这里我的眼泪扑扑簌簌地流个不停，眼前一片模糊，由抽抽噎噎到泣不成声。

　　过了好一阵子心情才平静下来。为了有精神应付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我一气把剩下的馒头吃光，咕咚咕咚喝足水。使劲把装水的瓶子扔下断崖，山谷里迴荡着瓶子在石头上的爆裂声。我面向西方跪下，恭恭敬敬地给亲人们磕了三个头，心中默默地说：

　　“爸爸妈妈，您二老要多多保重啊，孩儿不死一定会回来看望您们的。姐姐、姐夫，对不起你们了，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报答你们对我的恩情。”

　　回过身来，撅一根大树杈子，用手拄着，头也不回地向山下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