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伐木村

　　第二天早晨，鲍力雅与我一起乘一辆吉普车一直向北驶去。这时已经是十一月份，白雪覆盖着大地。鲍力雅对我的态度还和往常一样。他问我：

　　“你是不是心里没了底？”

　　“是的，不知道你们将把我送到哪里去，会怎么处理我。”

　　“为了不把你遣返中国，为了不把你送上法庭被审判，只有这条路可走了，那就是送你去伐木村接受考验。如果你的表现好，你的运气也好，就有可能我再把你接回来。若是你表现不好，那我将永远不会见到你了，希望你‘好自为之’。你到了那里，就归他们管了，对你的处理我们说了不算。有一件事情你要特别做到，无论到哪里，你只能说偷越国境后立即被送到伐木村来了。对我们之间的谈话和你在军营中的生活对任何人都不要透露一个字。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的后果就不堪设想。”

　　我弄不清他的话语里隐喻着什么意思，只能心情极为复杂地点点头，表示按照他的意思去做。我没有搭话。

　　车轮碾轧在雪地上发出沙沙的声音，狂风裹着雪团不时打在车窗上。天上的星星冻得一闪、一闪地时隐时现。汽车驶入公路旁的一座营房。草草用过晚饭就安歇了。

　　第二天，刚曚曚亮就又出发了。鲍力雅对我说：

　　“你去的那个地方，人员成份很复杂，你要谨言慎行。不要暴露你的家庭住址、真实历史，更不能报真名实姓。你看我把你的名字改成‘汪洋’好不好？它既广阔深远又浪漫大方。这个词语还是我在中国念书的时候老师讲给我听的，我很喜欢它的丰富内涵，你以为如何？”

　　“现在对我来说，叫什么名字都无所谓，能有一个好的结局比什么都强。我很向往大海，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大海，不知今生今世能不能如愿以偿……”

　　“不要这样悲观，中国不是有句俗语叫‘事在人为’嘛，要向好的方面争取。你应该振作精神向命运抗争。”

　　“你不仅对中国风情、语言很通，还有很好的才识。我想冒昧问一句，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受到这种熏陶和教育的？”

　　“我的祖父曾在中东铁路供职，祖母是位很有教养的中国人。我的父亲是外交官，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接受了中国的教育，所以我通晓汉语并对中国人有深厚的感情。但，我是苏联人，我的工作和职责要求我必须忠于苏联。所以对于你的遭遇虽然我很同情却爱莫能助，对此请你包涵，不过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还是可以给你方便的。”

　　“我在远离家乡，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遇到你这样一位好人，使我倍感亲切。对于你给我的帮助，我将永世不忘。”

　　公路上往来的车辆很少，并且多数是军车，更看不到行人。在下午三点钟的时侯，汽车在一条横拦杆前停下，鲍力雅下车向看栏人出示证件后走进路边的一所房子。不大一会儿，他同一个人出来指挥汽车停进车库内，并由那个人带领我们到食堂去吃饭，然后安排我到一个房间单独休息。

　　夜里，鲍力雅把我叫醒，带我到一个办公室里，让我换上一套服装。除了衬衣衬裤和一双“毡疙瘩”是白色的以外，线衣线裤和扎趟的棉裤棉袄、皮帽子都是深色的。有一个穿咖啡色皮大衣瘦高个子的苏联人，通过鲍力雅翻译对我说：

　　“明天早晨我们乘上尉的车一同去伐木村，在那里你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服从管理人员的管教，好好劳动，注意安全。具体情况等到了那里他们会向你交代的。”

　　鲍力雅一下子变得对我很陌生，除了给那个苏联人做翻译以外没有多说一句话。看样子我是被移交给这里的什么机构管理了。

　　第三天整整一上午，汽车都是行进在弯弯曲曲坎坷不平的山谷中。路边上竖立着就地取材的木杆电柱，上面挂着被风吹得微微摇动的电话线。在被厚厚积雪覆盖下的草丛、树林里不时窜出兔、狐、狼、鹿之类的野生动物。中午时分，汽车在一个狭窄的山口设立的栏杆前停下，那个穿皮大衣的高个子苏联人下车去联系。这时候鲍力雅把几十个芦布塞到我手中说：

　　“拿着，在这里用得着它。你要多多保重。”

　　我紧紧地握了他的手，没有说出话来。

　　栏杆抬起，穿皮大衣的人重新上车，车又在狭窄而幽暗的山谷中行走约半个小时，到了一个较为开阔一点的场地上停下。我下车后，被交给一个年近三十岁的中国人带走。我回头看看鲍力雅，他对我微微点点头，然后同那个穿皮大衣的人进了一栋像办公室的大房子。

　　那个三十来岁的中国人，领着我顺山谷往里走。一边走一边问我姓名、年龄、家庭住址、都干过什么、怎么到这里来的等等。我按照鲍力雅的交代，给他一个似乎具体实则笼统的回答。然后他操着有些改变了的浙江口音说，他叫吴宁，今年二十九岁，是这里中国人中的负责人，让我有什么困难就找他，不要客气。

　　他带我走进一栋房子里的一个房间，屋内光线昏暗还有一股潮湿、龌龊气味。屋子中间并排摆放两张桌子，桌子两边各连着放两张木床，床上都有相同的卧具。门边墙上有一排挂衣物的小木桩，上面杂七杂八地挂了一些棉衣、帽子、水壶之类的东西。他一屁股坐在靠里面右首的一张床上说：

　　“噢，吾睡在这里。”

　　用手指指他对面的那张床：

　　“那里，是睡着一个修鞋子的。”

　　“侬就睡在那里好了。”

　　说着，用手指了指他斜对面，门边上的那张床。

　　接着，他故作谈吐文雅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这里的规矩、劳动内容、注意事项和周围环境等我应当了解的各方面情况。他身材匀称，身高一米六十左右，白脸庞，高鼻梁儿上架着一付黑边眼镜，薄薄的嘴唇有些红润，江南人的体态特征特别明显。穿着一身洁净可体的军式棉服。手指间夹着香烟，时不时地吸上一口。目光诡谲，动作利落。

　　介绍情况后，他带着我到住地周围转了一圈儿，让我熟悉一下周边情况。这是一个距离城镇极远、渺无人烟的大山沟，两头沟口相距约五华里，其间两面多是坡度陡峭的山峦，中间有几块不大的开阔地，在开阔地上设生活、采伐、储存三个区域。吴宁说，过去曾有人想逃走，因为这里山高林密，与世隔绝，所以不是冻死在雪地里，就是被野兽吃掉。现在已经没有人敢逃跑了，周围的岗哨也随之撤消了，驻扎在这里的军队是预防发生意外情况的。现在是伐木旺季，所有的人都到山上伐木去了，得到晚上才能收工回来。春季大雪融解以前要集中一段时间突击外运木材，冰雪开化以后汽车无法通行，这里就断绝交通了。

　　看完周边情况以后吴宁又把我带回宿舍。他继续告诉我，日常生活用品公家供给，每月发给一定数量的津贴费，可以到商店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吴宁把我安排在修鞋匠的采伐组里，让我跟他学习伐木，并说这个人很实在，干活很认真。正说话间屋门被打开，探进一个头发花白、方脸红润、不修边幅的头来向里面张望，吴宁向他招招手说：

　　“五哥进来，吾有话对侬说。”

　　被称为五哥的那个人，穿一身黑乎乎油光光的棉服，毡靴前尖上打一块补钉。身材矮胖，步履蹒跚。一口山东口音朝着吴宁说：

　　“吴老弟，叫俺做啥，有事吗？”

　　“虎而马之，吾给你介绍一位新来的朋友。”

　　吴宁指指我说：

　　“这位朋友叫汪洋。他到你们组里去干活，要多指点，多关心喽。”

　　我向五哥笑着点点头：

　　“以后请五哥多指教，让您费心了。”

　　山东人微微一笑，露出两颗黄板牙也向我点点头，冷冷地说：

　　“俺叫韩五。一个锅子里吃饭的人，用不着客气。”

　　一转身独自出屋去了。

　　晚上，吴宁没有回到宿舍来。我小心翼翼地给韩五倒一杯水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说：

　　“五哥请喝水。”

　　他眯着那双浓眉下的大眼，上下打量我一番，没有任何表情地说：

　　“睡吧，明儿要起早上山呢。”

　　第二天吃完早饭去了伐木场。五哥从仓库里拿出一把大锯让我扛着，随着他们爬上陡峭的山坡。在两面山坡上分散着许多伐木小组，每个组都有五至七人。有的以小柴油发电机为动力的油锯伐木，有的俩人拉着大锯在锯粗大的树干，有的在用大斧砍去倒树上的枝杈。在松枝被厚雪压弯的密林中，展现出一幅我从没见到过的画面：山峦起伏，林海齐天，苍穹无际，沟壑连绵，银妆世界，绿翠点点；电机嘟嘟，锯木沙沙，砍伐咚咚，号子声声，场景十分生动。霎时间使我忘掉了一切，我的身心完全被融合到大自然中去了。突然五哥在我身后没好气地说：

　　“老弟！我说你傻愣愣地站在那里干吗？让监工的‘毛子’看见臭骂你一顿才舒坦！你拿手锯把昨天放倒那些大树的杈子贴跟儿锯下来。”

　　说完他看也不看我一眼，就和另外几个人带着柴油发电机和油锯一跩一跩地走向林中伐树去了。因为我刚到这里来，要打个好基础，给人们一个好印象，所以我特别卖力地干完了他交给我的活儿。随后就跑到他们伐木的地方帮助他们干些零活。可是他们谁也不理我，就是他们之间也不说一句闲话。收工的时候，我故意挨近五哥，想问问他伐木时应注意的问题。他只是用浓重的鼻音哼哈几声，也不说一句话。

　　经过多日观察，发现这里的人都存有戒备心理，绝口不谈自己的身世经历，更不谈伐木村里的情况。每天就是吃饭，干活，睡觉。周围的人对吴宁都敬而远之，而吴宁见到谁都主动靠近，都有话说。他常和苏联管理人员一起到伐木场巡视，给苏联人当翻译。时常在周围没有人的时候，向我询问伐木组的劳动情况和每个成员的思想状态。还虚情假意地问我干伐木活能不能吃得消，有没有困难需要他帮助。我每次都对他说组里的人干活很认真，互相间连说闲话的时间都没有。我自己正在向老师傅学习伐木技术，要争取尽快地成为一名全能的伐木工人。

　　有一天狂风把伐木场的雪刮得烟雾茫茫，气温陡然下降，伐木人都把棉帽耳子放下，在下巴颏儿底下系得紧紧的，除了眼睛以外耳朵鼻子都捂得严严的。两个伐木人在坡上锯断一棵大松树，树身已经向山下傾斜。韩五却没有听到放木人的吆喝声，竟然一跩一跩地走向树要落地的地方去取工具。旁边看到的人都惊呆了。就在这时我猛跑过去把他连拉带推扑倒在一个土塄下，紧接着倒树就呼啸着并夹带着落雪断枝重重地砸了下来。幸亏一棵侧干被土坎牢牢搪住，我没有被实实在在砸着，但却也被砸成脑震荡，昏迷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矇眬中感到头内和手臂有些疼痛，渐渐感到眼帘外面似有微光，喉咙干痛难忍。这时有一支大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摇动着，轻声呼唤：

　　“好兄弟，你醒醒，你醒醒啊！五哥对不住你呀！”

　　我费了很大气力才把重重的两片眼皮挪开一条缝来，看到一个模糊人影在我身边。随即又昏睡过去了。不知又过了多久，当我清醒睁开眼睛时，看到五哥泪流满面，正在用小勺往我嘴里喂水。此景此情，使我想到童年患病时母亲呵护照料的情形，不禁流下两行热泪。韩五紧忙用手绢轻轻为我拭泪，并贴近我耳朵小声说：

　　“阿弥陀佛，真是菩萨保佑，你可醒过来了！”

　　他用油光光的棉衣袖头擦擦头上沁出的汗珠，龇着一口黄牙，第一次露出笑脸说：

　　“老弟，俺这条命是你给的，你跟俺再生爹娘一样。你的恩情俺一辈子都不能忘。你和俺在这儿都没有亲人，你若是不嫌弃俺是个大老粗，日后俺俩就是亲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能有这样一位同是天涯伦落的人与我做兄弟，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激动得我泪如泉涌，并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他那粗糙而又长满老茧的大手，又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还不断地摇晃着。

　　在我能下床以后，他就在病房里搀扶着我练习走步，恢复腿脚功能。随着功能的恢复，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经常到医院外面去走动。在周围没有人的时候，他偷偷向我介绍了伐木村的人员情况。

　　他说在这里劳动的人大体可分为三部份。一部份是在苏联生活时间较长，已经取得苏方的信任，是伐木村管理层的工作助手，像吴宁。有的身份不公开，混在伐木人员中间暗中搜集掌握情况。第二部分人是到这里来接受考验或者是正在接受背对背审查的。经过审查考验合乎条件的，有的被克格勃调去使用，有的暂时储备在这里。第三部份是送到这里来接受惩罚的。韩五说他是属于第三类的人，并讲述了他成为这一类人的特殊经历。

　　他是山东人，随同父母流落到新疆边境上的一个小镇霍城。因父母早亡，漂无定所，被一位山东老乡修鞋匠收留，学了修鞋和做鞋的手艺。在发生伊犁事件的当天，正巧他同邻居一个小伙子赶着毛驴车拉着谷物，到磨坊去磨米。途中见到好多人，其中多数是少数民族，扛着行李，领着孩子，牵着牲畜，涌向国境线。有人对韩五说，中国穷，还对少数民族不好，苏联人让他们到苏联去过好日子。韩五在好奇心的支配下，他和那个小伙子把毛驴车放在磨坊就随人群到边境去，想看个究竟。那时国境已经打开一条通道，连人带车拧成一股绳越过边界奔向苏联。过境不远有一个大院子，里面站满了人。苏联官方有工作人员拿着簿子逐人登记。大卡车接连不断地开到院子里来，工作人员按簿子里的登记叫谁的名字谁就上车，车装满了人就开走。这些车都是农庄派来的，哪个农庄的车拉走的人就由哪个农庄负责安置。韩五被分配到一个较大的农庄里。由于他为人朴实勤恳，有做鞋手艺，又不吸烟喝酒，就被一位女庄员看中并结婚成了家。他的妻子对他特别温柔体贴，使他过了一段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安定美满的生活。他讲到这段姻缘的时候，脸上洋溢着我从没见到过的幸福笑容。但是后来他被克格勃利用，掩护一个特务去中国偷越国界失败后，便被送到伐木村来。

　　五哥还告诉我说：老弟，你知到吗？天天有人暗中监视你呀。吴宁就叫俺盯着你，俺想还会有别人盯着你。经常有克格勃的人到这里来，吴宁暗中和他们接触。你对吴宁这小子要特别留神噢，他是一条咬人不露齿的狗！你快出院了，出院以后俺俩还能不能在一个组里伐木现在还不知道。不管能不能在一个组里，我都会在暗中帮助你。出院以后见面不要亲近，心里明白就中了，省着人家犯疑。在这里事事都要小心啊！

　　过不多久我出院了，还和五哥在一个组里伐木。有一天他偷着告诉我，昨天他被叫到办公室去，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年轻‘毛子’向他了解我的情况，问得特别详细。除了问一些劳动表现以外，着重向五哥询问我的家庭、历史、社会关系和怎么到苏联来的。五哥说他告诉那‘毛子’，汪洋这个人特别孤僻，跟谁都不唠嗑，什么也不说，一天就知道干活，所以他对我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他听到五哥介绍我的情况以后，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五哥猜想这个毛子肯定是个克格勃。最后他说：老弟，我估算着你快要走俺的路了，像咱们这号人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老弟呀，你可要当心哪，处处都要机灵着点！将来你若是走了，咱们再见面可就难了。不论将来怎样，俺俩永远是好朋友好兄弟。

　　在一九六七年冰雪即将消融树叶快要绽放的时候，鲍力雅来到伐木村，在吴宁的陪同下来到我居住的房间。我们见面像老朋友重逢一样热烈握手。因为我觉得只有他对我亲切并能给我以希望。这时我才意识到，从我到伐木村那一天起就天天盼着他的到来，而且还隐隐约约地觉得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情感。见面后他第一句话就说：

　　“老兄，让你受苦了。听说你在这里生活得挺好，表现出色，我很高兴，你毕业了。我来接你出去游览几天。”

　　他倆人走后五哥回来了，我悄悄把要走的事情告诉给他。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

　　“老弟呀，俺不愿意看到的那一天还是到来了。没有法子啊！咱们的性命都攥在他们手里，拗不过他们呐。以后要藏几个心眼儿，遇事要望风使舵，不管到什么光景，最要紧的是保住性命。老弟，俺没啥东西送给你，你把俺这块表带上吧，兴许往后能用得上。”

　　他说着就从腕子上摘下他那唯一值钱而又心爱的手表递给我。撕扯了半天我说什么也没有收下他的手表。我把手里所有的芦布，伐木村的餐券和日常用品全部给了他。我说：

　　“老哥，我们这次分别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就很难说了！我在伐木村遇上你这位亲人使我终生难忘。多谢五哥对我的关照。祝愿你早日与家人团聚，后半生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眼泪扑扑簌簌地流个不停。他也泪流满面低声说；

　　“兄弟，听天由命吧！让老天爷保祐你平平安安。”

　　我俩面对面默默地坐到天黑。

　　第二天，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我换上了鲍力雅给我带来的崭新西服和全套衬衣。鲍力雅还给了我一本儿有规定路线的临时护照。他对我说：

　　“要保管好这本护照，没有它你就乘不了飞机，我们也无法出游了。”

　　鲍力雅把我带出伐木村，在一座城市乘飞机先到莫斯科，住在一处很讲究的宾馆里，餐饮都是高档的。我们逛了许多商店、公园、展览馆、博物馆、纪念馆，观览了红场，瞻仰了列宁墓。还到列宁被流放、工作过的一些地方去参观。看到了列宁的遗物、遗作，列宁住过的草棚，在上面写作过的树墩。在此期间多次到大剧院去观看《天鹅湖》等芭蕾舞和杂技等文艺节目，去音乐厅欣赏西方古典曲目演奏，看大马戏团动物表演和儿童剧院的儿童表演。每到一处鲍力雅都把解说员的解说词翻译给我听，并介绍有关情况。在这十天游览观光中，使我大开眼界，增长许多知识，特别是对苏联的革命斗争历史和经济建设发展过程，有了具体感性的认识，对苏联和苏联的领导人物产生了崇敬心情。感到鲍力雅对我的热情是真诚的，不知不觉中消除了自卑感，忘却了自己是阶下囚的身份。尽管如此我仍然对未来心存隐忧。说心里话，我对苏联的看法由憎恨转化为羡慕了。

　　游览结束时鲍力雅对我说；

　　“老兄，怎么样？在伐木村的那些苦日子得到补偿了吧？我们得干点正经事了。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出来散散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