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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接受派遣考验
我几步一回头地走出家门,按时到达鲍力雅规定的地点乘车去了一个边境哨所。 鲍力雅领我到哨所的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好像一个仓库堆满了许多杂物。在一个桌子上放着一条装满物品的口袋。鲍力雅打开绑在口袋嘴儿上的绳索,从口袋里倒出一堆衣物,包括裤衩、背心、袜子、鞋、帽,乃至草绿色的背包、香烟、火柴、手帕、指甲刀等等,一个人穿的、带的、用的,所有物品一应俱全而且一律是地道的中国货。他让我彻底换上他从口袋里倒出来的那套行头。给我两份空白表格,让我把原来穿戴的和换穿他口袋里的衣物,分别逐一登记并签上我的名字,填好年月日。然后把这两份表格与我脱下来的衣物一起都装进口袋,再把口袋嘴儿扎紧、封好,放在一个柜子里。 随后鲍力雅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印好的类似保证书的文件。他让我在上面相应的空格中,填上姓名、年月日,并在最后一页签名。填写前他告诉我,从此以后我的名字改为“杨柳”,后来我才明白这个名字就是我作为克格勃间谍的代号。这份保证书式的内容大致是:我志愿为苏联政府服务,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遵守纪律,严守秘密,如有违犯,将按苏联什么、什么法律第多少条论处。 签好保证书以后,鲍力雅拿出一张标有数据的草图,他在上面比划着向我交代任务:在四阳市的中山公园里,有一个圆形喷水池,池周围是约半米高的平台,平台下的地面上铺的全是人行步道板。要我在喷水池平台正南方,向前数第三十块步道板底下取出一个小塑料包,带回来。不准拆封更不准打开看。任务只此一项。 布置完任务后鲍力雅又特别强调了过境后在活动中,要注意的事项。他让我宁肯晚回来几天或者完不成任务,也绝对不能暴露身份,保证安全是最重要的。然后他说: “你回来过境的时候,苏联边防哨会把你当非法越境者逮捕,你要服从,不得反抗。更不能向士兵透露我们工作的任何情况。当被带到哨所军官讯问你的时候,你就对他说:请你报告上级,‘杨柳’回来啦。别的什么都不要说。我们就会去接你的。” 说到这里他停顿一下,像是在思索还有什么要说的话。接着问我: “你对完成这次任务,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没有?” 我装出坚决服从,信心十足的样子对他说: “没有,你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他从皮包里拿出一沓半新不旧的中国人民币和几张票证来递给我说: “这是八百元中国人民币和一些吃饭用的粮票、油票,你拿去到中国使用。在使用中凡是能开收据的,都要开收据全带回来。还要用钱买些布票、粮票、油票和其他凭票供应的各种票证。用买来的票证,买几件衣裤、几双鞋袜等日用品穿戴回来,留着以后好用。” 最后他又从皮包里拿出来一个中国地方政府发放的《边境地区居民身份证》给我,让我冒充持证人,用以掩护我的真实身份。我打开证一看,除了贴的照片是我以外,其它填写的项目都是我小时候同学、现在杏树煤矿工作的那个“谷瞎子”的情况。鲍力雅冲我诡谲地笑笑说: “这个证件你可以应用自如,我就没有必要再告诉你应该注意的事项了。” 当越境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做完了以后,鲍力雅带我到一个离哨所很远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一道丘陵,丘陵前面底下就是国境线的松土地带。丘陵后面有一个像地窨子似的隐蔽处所,里面铺了很厚的干草。鲍力雅让我在那里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准备过境。太阳西下傍晚时分,鲍力雅带我趴在丘陵顶端的一个隐蔽处所,对边境线的地势环境做了周密地观察,讨论了越境的方案和注意事项。然后他向右边一招手,便从不远处爬过来一个身着伪装的士兵。士兵向他报告:中国方面的巡逻队在今天的下午三点从此经过,敌方哨所没有任何动作,边境两边没有发现任何疑状。这时我才注意到,在我们两边都有潜伏的观察哨。观察后,鲍力雅又带我回到地窨子,吃过带来的面包、香肠、鱼罐头,就躺在草铺上睡了一觉。在午夜时分,他和士兵趴在丘陵上掩护我,我和他握握手,他祝我一路平安,我便出发了。 我悄悄地从灌木丛中由丘陵顶端走到坡底,趴在树丛中静听国境线两侧有无可疑声响。在确认没有可疑情况以后,用随身携带的刀子割下一把树枝握在手中,就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把留在松土地带上的脚印扫掉,越过了边境线。到达中国境内以后,我迅速钻进树丛卧倒在地,把耳朵贴到地面细听周围有无可疑声息。除了听到几声虫鸣以外,大地一片寂静。虽然我不是初次偷越国境,后面还有苏联边防军为我做掩护,可是我的心依然紧张得怦怦乱跳。我意识到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越长危险性就越大,所以我在尽量减少发出声响的情况下,缩身、快步离开了这里。当我转过山弯以后,发现了鲍力雅在地图上指给我的那条小溪,我便?水逆流而上。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又发现鲍力雅在地图上指给我的那条横穿小溪的山间小道。我在溪边从背囊中拿出干爽的鞋袜和杏树煤矿工人用的作业服换上,带上草绿色朱德式的军帽,挎上在挎包盖儿上印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绿色挎包。把我在中国内地活动所需要的东西都装在挎包里。多余的物品统统装到背囊里,埋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沿着小溪左边的毛道走向一个山豁。这个山豁黑洞洞、阴森森、湿漉漉、滑溜溜的,两边是陡峭裸露的巨岩、断壁,中间是一条碎石嶙峋的狭窄小道,坎坷不平十分难行。稍不注意,弄掉一块石头滚落下去,就会发出滚雷般的响声,惊得栖息在崖上的大鸟扑棱扑棱乱飞并发出凄厉的叫声,声波在山谷中一波一波地回应。随后,便是死一般地寂静,冷风吹得透心凉,伸手不见五指,金星不断在眼前晃动。我的头发直竖,心脏狂跳,全身大汗淋漓,双腿颤抖不止。使我对什么是“惊恐”,有了全面、深刻、具体的体验。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心中还不断涌现出那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不知过了多久才走出——确切地说是爬出这个山豁。在看到天空星星不断眨眼的那一刻,我立即瘫软在地。秋天山区的夜里很冷,在我通身大汗彻底消散之后,冻得我全身像筛糠抖个不停,牙齿磕得咯咯直响。我不敢在这极易暴露行迹的危险地点停留,便顺着山道一路小跑来到一个四面环山中间是一片开阔草地的地方。虽然当时有点气喘,可觉得全身热乎乎的一点也不冷了。 我在道旁的树丛中隐蔽观察一阵,只见右面远处山边有一所独立茅屋,房上的烟筒冒着白烟,从那里断断续续地传来鸡鸣犬吠声。虽已天光大亮,可在群山的遮蔽下还是见不到太阳。身体已经十分疲劳,想在这里休息一下,又觉得这里不安全,于是我只好放缓步伐,继续潜行。拐过山弯,看见山脚下是一片大的开阔地,在开阔地中间有一条铁道穿过,铁道左边的山脚下有一座红顶、黄墙的小站房,站房前面的站台上有一个人在清扫。 我整理一下衣服,拢拢头发,在一个小水洼里捧水洗洗脸,镇定一下精神,就顺着小路稳稳地走下山脚。这时太阳已经升高,照得身上暖洋洋的,看看表已经八点钟了。当我走近铁路的时候,才发现要去站房还得通过一座铁路桥。四下看看,在这荒山野岭的地方,特别是早晨,根本就没有行人。因为鲍力雅告诉我,要在这里乘十点四十分的客车去中国内地,时间尚早,我不宜过早地去火车站候车,以防漏出破绽发生危险。再加上我很疲乏,急着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于是便溜到铁路桥下,在一个有杂草掩护的小洞里坐了下来。远处传来火车头爬坡时连续发出的“嘭、嘭、嘭、嘭,嘭、嘭、嘭、嘭”的喷气声。随后这列火车便经过小站在我头顶上的大桥隆隆通过,并一路下坡“哗哗哗哗”地开去远方。火车轮子在铁轨上滚动、碰撞的声音在山谷里久久地回荡着,这种声音由近至远,直至消失,最后静得耳朵里发出“嘶嘶”地鸣叫声。不知过了多久,巡道工在桥上敲击铁道声把我震醒。我立刻警觉起来,蹲伏在小洞里,连大气都不敢出。等到巡道工走远了,我一看表已经接近十点钟。好在这条河水很浅,我急忙脱掉鞋袜,挽起裤腿,?水过河。过河后,穿好鞋袜,整理一下服装,就大摇大摆地走到车站,进入候车室。 这个候车室有三十多平方米,右面是售票窗口,左面是两条长椅,在长椅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副简单的站名、里程、票价表,正前方是有两扇大门的进站剪票口。长椅上坐着两个农民候车旅客,在吞云吐雾地吸着用报纸卷着菸叶的土香烟。在他们不说话的时候,候车室里一点声息也没有,静悄悄的。从剪票口吹进来的凉风,把由农民嘴中喷出来的浓浓白雾,从候车室的门窗飘送出去。刺鼻的老黄菸辣味儿,不时地被吸到我的气管里,呛得嗓子直发痒。我找一个能观察到候车室全景的角落坐下来。 不大一会儿,售票窗口打开售票了。我不敢贸然抢在前面去买票,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仍然坐在长椅上观察动静。这时,突然在候车室的进、出口处各出现一个戴红袖标的人把门口把住,另一个身体魁梧也佩带红袖标的人走到买票人面前,检验证件,观察表情,并详细盘查。看到这种情形,我的心情即刻紧张起来,胸腔感到特别压抑,都听到了自己心脏的跳动声,这是我所没有经历过的另一种危险场景。我对这里的地理、民情一无所知,一旦被盘查,露出破绽,后果将难以预料。在这种环境中,惟有镇静、镇静、再镇静!表现得轻松自然,安全的系数才能大。于是我便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迫使心情急速稳定下来。这些变化,都是在一瞬间想到和做到的。 为了争取主动,我从容地站起来,缓缓地走到那个戴红袖标的大汉面前,装作找证件的样子,从挎包里拿出《红宝书》用左手捧在胸前,右手拿出《边境居民身份证》递给他。他打开《边境居民身份证》看看照片,又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脸审视好一会儿才发出一连串的询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家在哪儿住?在什么单位工作?我都一一按照《边境居民身份证》上的记载作了回答。突然他把眼睛一瞪,厉声喝问: “你敢撒谎”? “我没有撒谎”。我以沉稳的表情,缓缓地回答他。 他更严厉地命令我: “你把手伸出来”! 我把手掌伸出来给他看。他用右手食指戳着我的手心说: “你这手又白又嫩,是工人阶级的手吗?是煤矿工人的手吗?纯粹是假冒,是欺骗,你要老老实实地给我说清楚”! 然后,他死死地盯着我的脸像扫描一样不断打量,想从我的脸上挖出可疑线索来。我装出笑脸和气地对他解释说: “革命同志,因为革命分工不同,在咱们煤矿里革命工人也不都下矿井采煤。我是由革委会任命,不下巷道在办公室搞统计、宣传、检查安全的负责人。所以我的手不像以前在井下采煤那样有光荣的劳动茧子。” 他听我这么一说,脸上的蛮横气势减了一半儿。但是仍然狐疑地不断在上下打量我。同时,他回过头去向站在候车室门口的那个戴红袖标的人一招手。那个人快步来到他面前。他把嘴贴到那个人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那个人转身就出去了。接着,他就问我到这里什么地方、去谁家干什么去了,等等。我按照过境前鲍力雅向我介绍的情况,加上在候车室等车时偷听到两个农民唠嗑儿的内容,编造一套瞎话对他说: “我的舅舅叫李富贵,今年六十六岁了,住在这东沟儿的小屯儿里。前几天他托人捎信去说他有病了想我妈妈,让我妈妈过来他们兄妹见一面。我妈本来就有病,一听这信儿就晕倒了。我只好请假替我妈妈来看望我舅舅。因为现在抓革命促生产任务很重,我的工作需要找人临时替代,所以才准我四天假。为了不影响明天上班,今天我要提前返回矿区,了解这几天的情况,为明天的宣传工作做好准备……” 我心里想,万一他把我留下审查,时间一长就说不定在什么地方漏出破绽,那危险性可就大了,所以我含蓄地强调了我的“工作”的重要性。当时我心里紧张到了极点,但是为了自身安全,又不得不装作从从容容的样子编着瞎话与他周旋。我暗暗地观察他,在听完我的回答之后,他脸上的蛮横气和狐疑的表情已经消退。这时方才和他耳语的那个人快步走来低声对他说: “那边说有这个人,请假出去了。成份好没有问题。” 这时火车已经呼隆隆地进站了。审查我的人把手向售票口一挥说: “快去买票上车吧。” 听到他这话,我本应以很快的速度买票上车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腿如同帮上沙袋一样,每向前迈一步都很沉重。就听审查我的那个人在我身后说: “喂,你还磨蹭什么。这趟车就在这儿停两分钟,若是赶不上,就得明天走了。” 我回过头去向他笑笑,点点头。当我艰难地走向客车,刚踏上车梯,列车就启动了。车厢里旅客不多,有很多空座,我找个视线开阔的位子靠着车厢坐了下来。我已经筋疲力尽,很想睡上一觉恢复一下脑力和体力。怎奈列车是运行在边境地区,想必盘查很紧,我不能有半点松懈。在候车室里的一幕,使我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我正在胡思乱想,有一位刚上车的铁路职员模样的人坐到我的对面。车上乘务员在过道通行时都主动和他打招呼。我感到这个人对我很有用,他可以对我起到掩护作用。于是我便主动与他攀谈。天南地北地拉家常,套近乎,故意做出谈笑自如与他很熟悉的样子,给车上乘务员看。让他们以为我就是这一带的人,对我失去警惕。果然奏效。当列车驶出边境前的最后一次检验《边境居民身份证》时,没等我把证件拿出来,那位铁路职员向验证人笑笑一摆手,验证的人没验就过去了。过了边境地区那个铁路职员与我握握手在一个车站下车了。 列车到达终点站,我挤入旅客洪流之中,混出站口,站在广场四顾,站前增加了许多建筑,使我感到陌生和茫然。我犹豫观望一会儿,经一位卖报的老者指点,来到了站前旅社。 趁很多下车旅客都来住宿登记,服务员忙不过来的时候,我混在其中登记一个二楼的房间。这个房间紧挨着楼梯口和厕所,共有四张床我选择了紧靠房门的那张,便于遇有紧急情况顺利逃匿。 我到旅社对面的饭馆吃了六两粮票的包子,喝了一碗柿子汤,就回到旅社。为了消除紧张情绪和身体疲劳,我脱掉外衣,钻进被窝,脑袋一沾枕头就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半夜,被一泡尿憋醒了。为了不影响别人,我没有开灯,蹑手蹑脚地去了厕所。夜里很静,服务员说的话都能随风传到厕所里来。我听到一个少女的声音轻柔地说: “大姨,主任叫我去参加学习班,又不告诉我学习什么业务,是什么意思?” 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回答说: “小傻子,这个学习班很重要,我们旅社只给一个名额,你是经过挑选才送去参加的。学习回来还要给大家传达的。” “学什么这么重要?” “现在老毛子老在边境上挑事儿,闹不好要打仗啦!他们要打仗就得派人来搞我们的战备情况啊,最近就接二连三地发现老毛子派来偷情报的特务。你说多可恨呐!我们也得想办法对付他们,把过来的特务抓住哇。你说是不是?这一回派你去学习班,就是听人家介绍抓特务的经验,回来好教给大家。让大伙儿都长上‘火眼金睛’,特务进来一落脚就能发现,让老毛子的爪子一伸进来就给他斩断。” “大姨,那黄头发蓝眼珠儿的老毛子还不好认吗?看见就抓,还有啥可学的。” “说你傻你真冒傻气,老毛子才不那么笨呢,他们自己不来,派跟咱们长得一模一样的中国人来。” “啊?他们那里还有咱们的中国人给他们当特务?” “解放后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把旧社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那些坏人的天堂给打碎了,他们就仇视新中国反对新社会,总想翻天。这些人里有的人就叛国投敌,去给老毛子当特务,回到自己国家来搞情报。你说这些人缺德不缺德,他们拜在老毛子脚下,甘心当外国人的走狗,破坏生他养他的祖国,简直是禽兽都不如。若是让我抓到,非得千刀万剐他们才能解气。” “那,老毛子派过来的特务和咱们长的一模一样,咱们咋能发现哪?” “派你去学习班不就是叫你学习这个本事嘛。我听人家说,抓特务的招儿可多啦,看他带的东西里有没有老毛子的物件:像长杆火柴,大白杆儿烟卷儿,印有老毛子字儿的小铜纽扣,带老毛子字儿的纸片子,老毛子产的刮胡子刀、小镜子、小刀子、瓶起子、钥匙链。反正是要从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里,仔细发现夹带的老毛子制造的小物件。还有哇,他们说:中国人在老毛子那儿呆时间长啦,就会把老毛子的狐臊味儿过到身上;老毛子说话,好歪歪头、端肩膀儿,这些习惯也会传染给他们。有这种毛病和老毛子物件的人差不多就是从老毛子那边过来的。都得细细地审查才能发现问题。傻丫头,你去学习班要好好学啊,回来把本事教给大家,决不让一个老毛子派来的特务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掉。” “大姨你放心吧,我一定按你的嘱咐去做,给咱们旅社争光。” 最后那个年岁大的妇女说: “咱们旅社对这件事咋呼好长时间啦,可总是听见锯响不见锯沫儿。人家别的旅社都抓住好几个特务了,咱们旅社还是个大零蛋,真不争气。今个儿早上咱俩下点儿工夫,把住店的这些人儿,按我方才说的那些招数都过一遍筛子,备不住‘瞎子绊到驴蹬上’,逮着个特务呢。” 随后就听见她们哗、哗翻动店簿子的声音和断断续续地耳语声。 看来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多呆一分钟就多一成危险。我思索一下对付这两名妇女的办法,就带着东西到一楼大厅去办退宿手续好立刻离开这里。 一楼的两名女服务员见我过去,不断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我稳稳当当地走过去,面带笑容对她们说: “同志,我要退宿乘早车去四阳。” 同时递上系有房间和床位号牌的开门钥匙。那个岁数大的妇女接过钥匙,按照床位号牌上的号码,从柜子里找出我的《边境居民身份证》,一边看着上面盖有钢印的照片一边对照我的面孔。在确认无误后,就像拉家常一样开始了盘问: “同志,你是杏树矿的吗?” 我答: “是啊。” 她问: “我向你打听个人你认识吗?” 听她的问话我心里一阵紧张。我离开煤矿已经很长时间了,肯定人员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万一回答错了可怎么办!我只有沉住气随机应变地回答她的问话了。一旦出了麻烦,我只有硬闯逃脱了。想到这里我稳稳心神,回问: “你想打听谁呀?他住在杏树沟的什么地方?” “你们那里有条河吗?她就住在河边上。姓李,都叫她李二娘。” 特别巧,她说的李二娘,过去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小的时候我经常到她家去玩儿。在我逃出监狱躲在姐姐家的时候,曾打听过李二娘的情况。姐姐告诉我李二娘已经去世,她家搬到杏树沟里去了。听到这个消息的当时,勾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加上对我颠沛流离境况的担忧,我曾痛哭一场。现在看来,她对我的提问显然是考察我是不是杏树沟的常住户,同时也证明她了解一些杏树沟的情况。不然,她打听一个死人的情况干吗。我必须以退为进少说为佳: “认识。过去我们还时常来往呢。” “她现在好吗?” 为了避免她向我提问更多的问题,我故意在李二娘这个话题上向她卖关子说: “以前我家和李二娘家都住在河边上,还离得不太远。她人缘很好,大家都喜欢她……” 我东拉西扯地讲了一些李二娘的故事给她听。她听的有点不耐烦地接着问: “李二娘她现在怎么样拉?” 我说: “咳!好人没长寿啊,她家搬到沟里去以后就去世了。真让人想念呐!” 我表现很沉痛的样子。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支吾说: “是吗,我说怎么老也没有她的信儿了呢。” 我这一说,把她满脸的严肃给扫掉了。她语气缓和地问我: “起这么大早的,想坐车去哪儿?” 显然,她对我还不放心想继续盘问。于是,我便转移话题对她说: “我的大姐同志,你是不知道哇,我们矿里抓革命促生产搞得热火朝天。他们在矿里白天晚上地加班加点多挖煤,我能安安稳稳地在这里睡大觉吗?为了节约闹革命,给矿里省点儿钱,我不坐白天的快车。这不,已经买好了今儿个起早去四阳的慢车票。” 说到这里我看看表,故作惊讶地说: “哎呀,光顾说话了,票房子该剪票放人进站啰!等我回来路过这里再唠吧。” 她主动把《边境居民身份证》递给我。这时,我带着一身冷汗,大步流星地奔去火车站。 在去四阳的火车上,经过观察,感到周围的气氛特别松缓,我的紧张心情也顿时大减,不知不觉地靠着车厢昏沉睡去。在内地根本就不验什么证件了。 为了熟悉四阳城市的环境,更好地隐蔽自己的身份,我在离火车站较远、临近繁华商业区而又比较僻静、既不寒酸又不奢华毫不引人注目的中型宾馆,选了一个便于观察周围情况、有利于逃匿的单人间住下。在对周边情况做了仔细观察,未发现任何可疑情况后,我痛痛快快洗完澡,锁好门,安安稳稳地大睡一场。 我在宾馆里住了三天,没有任何行动,是为了恢复体力,消除紧张心情和了解周围地形地貌、观察有无可疑迹象。在确认一切都正常以后,第四天,我装作旅游者的模样,出入几个大商店,没有发现可疑情况,便直奔中山公园。我夹杂在游人之中混入园内,先观察有无便衣警察,后到喷水池附近,观览它的全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鲍力雅给我看的那张草图与实物别无二致,十分准确。我按草图指示的方向,从喷水池开始悠闲地漫步向前数着步道板。在第三十块步道板处,恰是步道板的尽头,在邻近它的前面是一片灌木丛,灌木丛的下面有一条供游人休息的长条座椅,正好坐在长条座椅上便可踏着那块步道板。 为了慎重起见我没有在该处停留,缓缓走出喷泉区。在喷泉周围,选了三个可以从远处监视到那条座椅全貌的点。以后连续用两天的时间,从不同角度观察座椅周围往来行人的动向,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点。但是,由于游人络绎不绝,如果我无缘无故地掀步道板,定然会有许多人围观,甚至招来公园的管理人员或警察,不就等于自投罗网吗。到底怎样才能安全地拿出步道板下面的东西,使我没了办法。 为了使接触我的人对我有个好印象,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经常帮助厨师收拾餐桌、扫地,借机和他们唠嗑,与一个胖厨师混得比较熟习。在一次开完饭后,他拐了我一下,用满口山东腔说: “咦?老弟,我跟你打了两次招呼你怎么都不回话,人家吃饭的人都走了,你还在这寻思什么?有什么为难的事说出来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这时我才知道,方才我光顾想撬步道板的事走了神儿,没有听到厨师对我的招呼。我愣了一愣,随即装作不好意思的样子说: “实不相瞒我确是有点难心的事让我着急。我们单位因为没有替换重要机械的部件,快要停产了。让我来买了部件马上带回去。可是供应部门却说得十天以后才能到货,再说我的粮票、油票都快用光了,你说我怎能不急。” 说到这里我摇摇头,叹口气,装作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拍拍我的肩膀小声说: “别的忙我帮不上,粮票、油票我可以给你弄一点。” 听到这里我喜出望外,马上站起来向他道谢。从兜里掏出五十元钱,偷偷地塞到他的裤兜里说: “你看着给我弄吧,最好全国的多一点。布票、棉花票也弄一点儿。钱不够我再给你一些。” 他点点头,提高语气打暗语对我说: “愁也没有用,你就耐心等几天吧。一早一晚公园里人少,你常到那里去走走散散心,别急出病来。” 他最后这句话启发了我。经过两天观察,果然早晚公园里的人比白天游人少得多。早晨都是来锻炼身体的,喷水池周围地势平坦便于活动,人比较集中,我无法去掀开那块步道板取东西。晚上七点以后,公园里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几对青年谈情散步。步道板边上那条长椅,可能因为紧挨树丛有蚊虫袭扰的关系,根本无人光顾。鉴于这种情况,我便决定在傍晚去取东西。 在我从公园回来的路上,恰巧碰上胖厨师下班回家,他乐呵呵地拍拍我的肩膀说: “伙计,你干嘛去了?” “我听你劝,到公园散心去了。” “好啊,好啊,我看你的精气神儿,比前两天好多了。千万别着急,天气热要多喝点儿水,散散心火。不会有事的。” 说着他向四外瞧瞧,见附近没有熟人,急忙从兜里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儿,偷偷地塞到我的手里说: “这是我给你买的布票、粮票、油票和别的供应票。我看你人很好,确实挺困难的,才帮你买了这些票。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言语,让别人知道了对你对我都不好。” 我立刻把他塞给我的信封装到兜里,一再对他表示感谢,并保证绝对不能告诉别人。他又笑呵呵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伙计,回去好好休息吧,明天晌午我给你们包饺子吃。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吃饭呢,我得赶紧走了。” 因为我连续几天去公园观察,怕引起人们的主意,这两天没去公园,到繁华地区逛了主要街道和有名的商店。分数次买回了大地牌风雨衣一件、白衬衫三件、绿军裤两条、胶靴两双、解放鞋两双和日常零用的毛巾、牙膏、牙刷、肥皂、火柴、手帕、木梳、衣扣、针线等小东什物准备带到苏联去。 一天傍晚,我带上从工地里找到的一只小铁钩,把买来的风雨衣搭在胳膊上,悠闲地走进公园。先在水池周围转两圈儿,见没人注意,我便坐在那条长椅上。本来在公园里散步的人就不多,又被一片薄云带来些雨意把游人吓跑了许多。我随手把风雨衣散落在那块步道板上作为掩护,用事先准备好的小铁钩子勾住步道板的一边轻轻一撬,很容易地就把它掀开了。果然发现在“步道板”下的沙土里嵌着一个扁的小塑料包。我急速把塑料包取出,塞进风雨衣兜里,扔掉小铁钩,把风雨衣披在身上,与避雨的人们一起急冲冲地走出公园。取塑料包大约只用了一分钟的时间。就这一分钟,使我大汗淋漓,双手颤抖。好似背后有千百双眼睛盯着我,无数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我,我恐惧得连呼吸都感到窒息。回到宾馆房间便瘫软在床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头痛的厉害,不知道过了多久便昏昏睡去,醒来时天已经蒙蒙亮,再也睡不着了。头脑里一片混乱,突然我爸爸、妈妈的影像定格在我面前,她们那慈祥的眼神像是在说:儿子啊,我们可想你啦,你什么时候能回来!我顿时产生一个念头:回家看望爸爸妈妈去!回家去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可我若是失去这次探望父母的机会,以后还能有机会吗?所以我决定,冒死也要回家去探亲! 想到这里我的头也不疼了,精神特别兴奋,急不可耐地等到天亮。宾馆一开门我就奔向车站,买了最早一趟去彤江的火车票。然后到了最早开门的一个副食品商店,给我爸爸妈妈买了他们日常喜欢吃的糕点,还特意给爸爸买了两瓶他喜欢喝的汾酒。回到宾馆顾不上吃早饭,就带好东西结清宿费,赶到车站登车回返了。傍晚列车到了距边境最近的大站彤江。我又立即换乘路过杏树到达终点站森口的夜车。这趟线的车穿越边境地区验证不严,安全系数大。我得以顺利地到达了杏树车站。 杏树是一个小站,照明不全,设备简陋,疏于管理,我从列车背面下车,回到了我日夜思念的家园。 在朦胧的月光下,看到我家的土房屋脊已经塌陷,大片剥落的墙皮土堆在屋檐下,篱笆院墙东倒西歪,篱笆门歪斜着戳在门口失去了门的作用。院里的花墙已经无影无踪,果树却长得高大粗壮,树下的花卉与杂草为伍。我像拥抱情人一样,把脸紧紧地贴在树干上,深深地吮吸着孩提时天天呼吸到的花草清香,任凭热泪在面颊上流淌。 这里是我呱呱坠地生命起源的家;是我躺在炕上缠着姐姐给我讲故事的家;是我拿柳条当马骑、满院乱跑的家;是我背着书包在柴门前把头扎在妈妈怀里,向妈妈撒娇的家;是我扛着锄头跟在爸爸后面,看着他腰间的烟荷包随着他那摇晃的步子左右摇摆地去地里干活的家;是我被带上手铐,看着妈妈泪流满面,被投进监狱的家。家!家呀!家!我只有在梦中看见你,醒来热泪湿巾,愁肠百结。而今我就站在你的面前,可你随着岁月的剥蚀已经面目全非了。显然,我年迈的父母已经没有能力修葺你们了。他们现在怎么样,是不是还活着?! 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震,快步走到房门前,犹豫一下,小心地试探着轻轻一推,门便无声地开了一半。我慢慢地挨进去,蹑手蹑脚地走到妈妈住屋外停住脚步,静听有什么声息。从妈妈对面屋里传出老鼠蹦跳、追逐咬架的吱吱叫声。在妈妈的住屋里有沉睡打鼾声和窸窣的摸索声。随后就听到极其微弱而又熟悉的声音说: “孩子他爸,你醒醒,我怎么听到有脚步声呢?是不是晚上没挂风门子,有人进来啦?” “有谁能进来,咱两个老骷髅棒子,一点油水都没有,还能有人惦着?” 说完了就咳嗽一阵。听得出这是我爸爸和我妈妈的对话声。从对话中得知,在这所老土屋中只有我父母居住,别无他人。我便放心地走进里屋,跪在炕沿底下轻声说: “爸爸、妈妈,是你们的儿子回来啦。” 我的话音一落地屋里立刻静得出奇,只能听到从父亲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嘶鸣、喘息声和对面屋里老鼠的唧唧叫声。觉得过了很长时间,其实仅仅是短暂的瞬间,妈妈就说: “孩儿他爸,快把窗户挡好,把灯打开,让我好好看看我的儿子。” 在灯光下,看到了我日思夜想的妈妈了!她骨瘦如柴,白发蓬乱,两只暗淡无光的眼睛深深地陷在棱角分明的眼窝里,下巴尖尖,嘴角干瘪。爸爸的头顶已经秃了半边,稀疏的一缕白发依然编着细细的小辫儿挂在耳边。喉头嶙峋,颈项上挂着几道像蚯蚓一样的青筋。眼眉白而又长,遮着眼袋下垂的双眼。高挑的鼻梁像刀削的一样在脸上映出一片尖角阴影。妈妈半跪在炕上,俯下身来把我的头紧紧楼在怀里,一边抚摩一边喃喃地说: “你真是我的儿子么,你没死呀?我这不是在做梦吧?你可把我想死了!” 她语无伦次地叙叨。我把头埋在妈妈的怀里,听着她那无力的跳动心音,饱吮着多少有点变异的母体气味儿,仿佛又回到童年,备尝母爱的亲切氛围。我的心像打翻的调料瓶——五味俱全,已经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儿了。过了一会儿,妈妈坐在炕上,捧着我的脸说: “让妈妈好好看看你。咳,耳后这块痣长大了,下巴颏上那条子刀疤,倒是小了一点儿。” 她一边用拇指抹掉我脸上的泪水,一边仔细端详我的面庞说: “模样一点儿也没变。脸上有皱纹了,长胡子了,不象以前那么白净了。咳!要是不出事,团团圆圆住在一起,你也该娶妻生子,我也能抱上孙子啦,那该多好啊。” 她像幻想着什么喃喃地说着,泪水一滴、一滴地打在我的脸上。忽然她像想起来什么,问我: “这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从你姐姐那里逃跑以后躲到哪里去了?官家老来查问你,说你‘投修’了,是真的吗?” 我简要地说说在监狱里的情况以后说: “妈妈我可想你们啦,为了回来看你们,那年我从监狱逃出来哪也没去就偷偷地溜到姐姐家。哪知道外面正在捉拿我,查的很紧,在姐姐那里呆不下去,回家来又怕连累你们,没办法我逃到老毛子那边去了。” “啊?!你真的‘投修’啦!我还寻思你藏到哪里去了呢。怪不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官家老来查。你在老毛子那都干些啥?遭多少罪?是咋回来的?” 妈妈怔怔地看着我问。 我说: “我跑过去以后,蹲了一阵子‘笆篱子’,他们可怜我,让我在一个工厂里当了工人。我已经娶了媳妇,都快有孩子了。妈妈你放心,我在那里生活得很好。因为我想你们想得厉害就偷着跑回来看望你们。” 我在爸爸、妈妈面前从来不撒谎,这回回来本打算把这几年的酸甜苦辣都在妈妈面前倒出来,铲掉几年来淤积在心里的郁闷,吐出憋在肚子里的苦水,求得父母的同情、怜惜、慰藉和谅解,哪想到妈妈听到我投向苏联以后面孔立刻严峻起来,冷冷地审视着我。我不由得心里一颤,便把要说出口的实话都收住了。妈妈咬咬干瘪的嘴唇,捋捋散落在脸上的几根稀疏白发说: “你……你,可把你姐姐家给坑苦了,你姐夫受你牵连,造反派天天批斗他,折磨得他得了大病,趴在炕上几个月‘懊糟’死了。现在就你姐姐顶着门户,领着孩子苦巴苦业地熬着过日子。你呀……咳!” 为了缓解气氛,转移话题,我赶紧站起身来从背囊里拿出给妈妈和爸爸买的衣物、糕点和酒,放在炕上说: “孩儿不孝,多年没回来看望你们,惹得爸妈烦心牵挂了。这回回来急促,在路上买点二老喜欢的东西,作为多年不孝的一点补偿。” 我说着又跪在炕沿下,低声抽噎哭泣起来。妈妈也在长吁短叹,突然有个硬邦邦的东西重重地砸在我的头上,痛得钻心。抬头一看,原来是爸爸用他那长杆儿烟袋的铜烟袋锅子刨我。他的两眼瞪得圆圆的像是在喷火,举着烟袋锅子还要刨我,看我躲闪刨不着,便顺势把我给他买的东西用烟袋杆儿一扫全都推到地上去了。从他的嗓子里发出急促的痰喘声。他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 “你……给咱家老祖宗……丢尽了脸,给……中国人丢尽了脸!你……是一条狗,是,摇着尾巴……舔外国人皮靴,捡面包渣吃的狗!做人,要走的正站的直……不能钻狗洞子。你,犯了罪不要紧,要认罪伏法,重新做人。活着做中国人,死了也必须做中国鬼,不能……到老毛子那去当孤魂野鬼!” 他激烈地咳嗽一阵,喘息着说: “你……在老毛子那,娶上媳妇……过太平日子,忘了家。可是……就是因为你,弄得你姐姐家破人亡……受苦受穷,苦巴苦业,难熬哇!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他说不下去了。两行热泪从塌陷的眼窝里流了下来。随后他愤怒地骂道: “兔崽子,你给我滚……我们家没有你这样的子孙。从今以后,不准你再迈进这个门槛……我永远也不想见到你……” 说完他就躺在炕上呼噜、呼噜地喘着粗气,再也不出声了。妈妈赶紧过去,扶着爸爸坐起来,抽泣着轻轻拍着爸爸的后背,用衣袖把爸爸脸上的泪水擦去,悄声说: “他爸,你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我可怎么伺候你呀!咱们俩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再不好他也是你的儿子,他能从老远的地方冒着危险回来看你,也算是孝心哪!” 爸爸闭着眼睛摇摇头,狠狠地从干瘪的嘴里喷出一个字来: “滚!” 妈妈转过头来轻声对我说: “你这个孽种,丧门星!‘麻溜’地走吧,我们没有你这个儿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挥着爆满青筋的手说: “走吧,走吧,快走把!别让你爸爸看着你生气啦。” 我回来的时候,心里怀着一盆火,现在却是抱了一块冰,心里凉凉的,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儿,万万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面。我从怀里掏出装有剩下的几百块钱和买来的部份粮票、布票放在炕上。给两位老人磕了三个头,提起背包,话也没说,头也不回就走了。 上次偷越国境我是孤身一人亡命瞎闯,这次有苏联做靠山,心安胆壮;上次国境两侧的边防军人都视我为敌人、间谍,必须两面提防,这次我只要不被中国边防军发现捉拿便可安然无恙;上次我是初次越境草木皆兵胆战心惊,这次我已经掌握了鲍力雅授课的知识和实践体验。所以我很轻松、从容地过了国境。 不知是两国关系紧张的缘故还是鲍力雅事先有了部署,我刚过境就被苏联边防潜伏哨兵截获。在边防哨所里,我按照鲍力雅的交代对要审问我的军官说: “请报告你的上级,‘杨柳’回来啦。” 那个军官立刻叫士兵把我送到一个房间里去休息。但,门外却仍有士兵看守。 几个小时以后鲍力雅来了。他见到我很高兴,和我握握手就把我带到一个办公室。寒暄几句道辛苦的话以后,便问我任务是否完成的顺利。在他的提示下,我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在四阳公园步道板下取来的那个塑料包递给他。他把封得十分严密的塑料包一层一层地打开,从中取出一片纸币。这片纸币是被对角裁开的两元面值中国人民币的半边。他把这片纸币放在桌面上,又从皮包里取出一片半边纸币,放在桌面上拼到一起,并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在确认两个半边纸币,是一张完整的两元人民币无误以后,他非常高兴地称赞我说: “杨柳,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我没有看错,你果然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如果不动脑筋想办法,这个塑料包是取不出来的。这一去一回的路上,会遇到很多麻烦,能够安安全全地回来,是很不容易的。自从你出境以来,我们一直担心你的安全。现在好啦,我将把你送到公寓去舒舒服服地休息两天,恢复恢复体力,谈谈你在中国的工作情况,然后再回家去和你的妻子团聚。中国有一句俗话‘新婚不如久别’嘛,晚回家几天重逢的生活会更甜蜜。我的建议你同意吗?你还有什么意见?” 他说完笑眯眯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鲍力雅带我去上次受训的那个公寓,让我自己休息两天,然后用五天时间要我把过境后的行动一天天一件件地详细说明,并且还得把我所住的旅店地址、名称,接触的人物特征、接触过程、交谈内容,以及一路上听到看到的所有情况,都一一地详细讲给他听。在讲解情况的过程中,他还不时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要我一一解释说明。当然我回家探望父母的事情是绝对不能暴露的。 询问结束的当天晚上,鲍力雅用车把我秘密送回家中。在车中他递给我一个纸包,说是这次任务完成的很好发给我一笔奖金。我假意推脱一气并表示:我的能力素质都很差,对这种工作很不适应,弄不好会闯出乱子,给他带来麻烦,以后就不要再给我这样的任务了。他说,很多事情都不是开始就会做的,经过学习和试验就熟练了。让我注意保密,回到工厂好好工作。他把钱塞在我兜里,在我下车后悄悄地开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