栓子无钱治病了，虽然经公安局协调昂子垫付了一部分。但由于栓子的冷饮厂关张转卖又赔了一大笔，王喜柱实在无力承担无底洞一样的治疗费用，终于，他把昂子告上了法庭。

　　昂子行贿的钱全部被检查院查封，牵连的十几个业务单位，从厂长到采购处理了一大串。工人走了，写字楼里的办公室和厂子大门，都被贴上了盖着红印的封条。

　　昂子不服，反诉造成栓子瘫痪的并不是他，而是车祸。另外，栓子还有十几万的货款没有交上来，要求栓子归还货款和已被用掉的提成款。

　　一时间，俩人的关系陷入了僵局。在等待法院开庭的日子里，栓子终究耗不过无休无止的调查，被王喜柱抬出了医院。昂子终究拿不出栓子贪污他货款的证据，用所有变卖的家产还了债，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业游民。

　　高大雷从北戴河下了火车，专门看了一次臧司令，他是去哭的，尽管司令恢复得很好，但当两人四目相对，竟然谁也认不出谁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哭了，不是为现在，而是为过去。他们聊了很多往事，聊了很多常虹。臧世刚说，原来革命事业就是他唯一的爱情，而现在，常虹才是他爱情的唯一，其实他什么都知道，梦中的他每天都在认真聆听常虹的述说，他说他正在构思一部小说，把这些年酸甜苦辣的事情都写进去。他要让后人不要忘记：历史上曾有过这么一代人，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身给了一场阻碍历史进程的大革命，他们做了很多错事，但他们依然很伟大。

　　高大雷搀着司令走在海滩上，远处的海面上正在升腾一缕红云，把海水也映照成红色，那像血样的海水流淌在脚下闪着磷光。臧司令指着大海说：“看，多辽阔，多干净，明天比今天更好。”

　　归来的日子并没有令高大雷太兴奋。当年他迁户口离开北京时，派出所的女民警把写有他名字的那页纸随手扔进纸篓的时候，他的心也一下掉了下去。一晃十五年过去了，当今天户口本中重新又加上他这一页时，他的心依然在纸篓里扔着。离开兵团的荒凉和宁静，身处繁华的都市之中，他的心反却更加荒凉和孤寂。就像一个原始部落的印第安酋长，突然误入到了现代社会之中，他不知该干什么，能干什么，他不适应这里的一切。

　　他静静地呆在赵师傅家里，就连赵师傅这样极普通的平民百姓家都有了电视机，虽然颜色是黑白的、大小只有九英寸，但他的心里还是为兵团的贫下中农们愤愤不平，和北大荒比起来，北京简直就是天。

　　常虹来了，像刮进院子的风：“走，赶快跟我走，带你去个地方。”常虹风风火火的。

　　“哪儿去？下馆子？”高大雷不想动弹。

　　“就知道吃，到那就知道了。”常虹连拉带拽地把大雷推上门口的一辆军用吉普车。

　　车上常虹把情况向高大雷做了介绍。原来，常虹回来后就被安排在部队大院的一个商店里当了经理，前几天郑九成来电话说今年兵团的“小秋收”大丰收，为了给团里的家属们弄点零花钱，想让常虹打听一下北京的销路。接到电话后，常虹在商店门口贴了个告示，没想到没等贴告示的浆糊干透，预定的家属就排起了长龙。三天以后，预定的范围扩大到院外，常虹知道北京的副食品供应还不很丰富，但这种抢购的场面还是让常虹有些使料不及，同时也立即启发了她的灵感。

　　听了常虹的介绍，高大雷也很高兴。

　　回北京的这些日子，他去过几次街道知青办，工作机会倒是有一些，但他都觉得不适合自己。他愿意做有挑战性的工作，愿意做自己可以支配的工作。单干的想法他不是没有想，他想等兵团办事处建成后，凭借他的关系，做些两地物资交流的工作，没想到常虹不但和他想到一块了，而且还抓住了机遇，这些天在脑子里转悠的想法突然就变成了现实和可能。

　　不等车子到部队大院，运作方案已在俩人一来一往的对话中有了雏形，大雷尽快办理一个营业执照。兵团负责山货的收购、加工和运送，常虹负责验收、运输和仓储，大雷负责市场销售和维护。进货实行售后结帐，出货确保款到付货。这样，利用现有条件，无需启动资金，一个产、供、销一条龙的企业就可以运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