栓子接到了徐小雨的信，虽然通篇都是跟他王拴子说话，但他还是读出了其中的味道，里面的话都是说给大雷的。他匆匆赶到团部食堂，这个钟点正是 “犯人们”吃饭的时间。

　　栓子进去时，被管制分子们正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他们声音低沉而整齐，像在合念一首既不合辙又不押韵的歌词：

　　“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请罪在这里，

　　老老实实挨批判，我们才能重做人。

　　共产党呀红太阳，照的我们无处藏，

　　螳螂挡车不自量，我们没脸来饭堂。”

　　栓子差点笑出声，他溜到高大雷身边憋着笑问：“什么玩意呀，这词儿谁编的？”

　　高大雷“嘘”了一声，低声问：“你干嘛来了？”

　　“小雨来信了。”

　　看大雷没有吱声，他把信放在桌上，一脸的无辜：“明明给你写的，却偏偏打着我的幌子，我说大雷，你们俩到底怎么了，她说你一直没给家里写过信，不会吧？”

　　高大雷把信一推，说：“你的信我不看，我的事你也甭问。”

　　栓子的性子也起来了：“本来就是写给你的，反正我放这了，不看你就撕了。”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栓子的话没错，信开头虽然称呼的是栓子，但通篇内容确实是给他听的。信中她对栓子说她特别后悔把那份批判搞拿到大雷家，他说她原本只是想让大雷了解一些情况的，她说方影的身体每况愈下，一直盼着大雷的回音。她还说她已经到华光织染厂上了班。

　　高大雷失眠了。他觉得应该相信小雨的话，也许他真是冤枉了她。很长时间以来，他不是没想过写信，但每次提起笔，却都不知道写什么。他不能问父母好，因为他知道他们不好。他不能问他们的问题，因为他断定他们的问题并没有结论。他不能讲自己的情况，因为他身上没有一件轻松的事。当然，他也不想对小雨表示歉意，他家的一切都是徐大光造成的，他知道徐大光为什么会如此仇恨爸爸，但他不能说也说不出口，他宁愿爸爸在里面改造，也不愿意让人知道爸爸干过的事情。不管真假，他可以容忍别人说他是走资派的儿子，是苏修特务的狗崽子，但他绝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还是腐败分子的后代，不能让妈妈知道，不能让小雨知道，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那样，他就会感到再也不能抬头做人了。

　　其实她明白这里不应该有小雨什么事。小雨自幼在他面前就是乖乖的、纯纯的，刚上学时他质问过妈妈为什么不把他和小雨放在一个班，后来他明白，妈妈不改变已形成的事实，只是不想因调进小雨再调出别的同学而让老师和家长们有意见。考中学时，他埋怨过妈妈为什么让他报考男校，现在也明白了，他隐隐说不出口的想法是他觉得再也没有理由天天看到小雨了。如果说现在在他心里还能有什么丝丝甜蜜的话，那就是还有小雨这个牵挂了。小雨的笑、和小雨的眼睛，常常闪烁在黑暗中，虽然很模糊很渺茫……

　　对面炕上传出刘书勋“空空”的干咳声。五十五岁的刘书勋是五六年随着几十万解放大军开赴北大荒的，农垦局成立后，部队整编制就地转业，时任团长的刘书勋成了农场场长。其间，按照规定他把农场周边包括冯友清所在村子内的几个自然村收编进农场。分散了几千年的农民一宿功夫变成了国营农场的职工，身子进入到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农场，而观念仍然停留在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的农民们，虽然立即就适应了每月领取工资的形式，却怎么也适应不了每天按时上下班的约束。为此以他为代表的农场与村民们没少发生冲突。这时冯友清作为农民一方的代表，被他吸纳到领导班子之中。他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决定错了，冯友清浑身散发着农民惯有的目光短浅和作风懒散，但却没有传承农民一丝的忠厚老实和勤恳耐劳。他曾指使一个农业队私分了库里的储备粮；他曾教唆一帮子老乡把坏分子陈晋环藏了起来；他还领着一帮机关干部到河套用炸药崩鱼，结果炸瞎了刘守一的一只眼；他甚至在春节前以慰劳全场职工的名义一天功夫屠宰了十二头已经归了农场的耕牛。为了顾全班子的团结，为了避免刺激农民的情绪，刘书勋在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承担下来的同时，也找冯友清谈了话，让他公开自动辞去副场长的职务。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如果不是刘书勋在大会上说了一句被指责为不要党的领导的“农场工作就应该由场长负责”的话，冯友清可能早就下去了。当然，这些话都是那几个看守讲给高大雷的。

　　高大雷悄悄爬起身，借着马灯的亮光摸到刘书勋跟前轻轻问：“怎么了？”

　　刘书勋挣扎着想坐起来，高大雷连忙按住，他感到手心像触到了一张刚刚出锅的饼。

　　“您发烧了？”

　　“没事，空，空……”刘书勋气喘吁吁地咳着。

　　高大雷摸到门口打盹的屈学利身边：“哎，醒醒，老刘病了。”

　　屈学利把三八大盖戳到地上：“怎么一到我的站岗就有事，明儿再说吧。”

　　“废话，病有等的吗？”高大雷过去把灯捻亮一些，催着老刘穿衣服。

　　“夜里看不了病”屈学利闭着眼睛说：“他们看病得上保卫股批条子。”

　　高大雷一下没听明白：“批什么条，他发高烧呢。”

　　刘书勋挣扎着：“没事，我不去，我不去。”但他无论如何也拗不过高大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