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是企业的根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关心、爱护员工，是一个企业从小做大的基本原则。玉立公司关心员工生活，是众所皆知，有目共睹的事实。

　　1981年起，通城砂布厂给上班员工免费供应中餐。

　　1988年始，黎珊玉每年春节都要向员工发一封慰问信，感谢他们一年来对他工作的支持。

　　1992年始，公司为上班员工免费提供营养餐。

　　1994年始，逢年过节消费物资由公司统一购进配齐，免费发放。如大米、食油、洗衣粉、卫生纸、皮蛋、月饼、鞭炮、灯笼……

　　1997年公司决定，除对全体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外，还对工龄在15年以上的员工单独在银行存款1。5万元，作为职工退休时的安家补助。后又为职工办理了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

　　1998年，公司制订了对贫困员工照顾的政策，后来随公司发展，照顾标准从起初的200元、500元、1000元，增加到2000元，到脱贫时为止。

　　1998年，黎珊玉制订的《玉立员工准则》上明确无误地写着：“不忘两个根本：企业的根本利益，员工的根本利益。”

　　跨入新世纪，随着企业效益的提高，关心员工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2000年开始，公司每年统一安排退休员工外出旅游。2004年国庆长假，公司安排560名员工分别去北京、上海、海南、深圳、云南、香港等地旅游……

　　2001年，黎珊玉提议，董事会通过，决定投资1。5亿元，建设功能齐全的玉立花园，为玉立人营造幸福园。以特优价卖给员工居住。2004年建成3栋，2006年又建成6栋。到2008年，18栋、12层、每层4套、每套165平方米的住宅楼将全部竣工，服务、健身、体育、游乐、绿化、美化项目也将同时完成。

　　2002年，在企业改制中，黎珊玉毅然放弃个人持独股的建议，坚持让玉立员工人人持股的“动态股权制”。

　　2006年，玉立公司开始为员工办理企业年金。员工一个月交100元，公司相应地给员工存100元，员工实际可拿200元。一年公司给每个员工贴1200元，三十年公司就给每个员工贴36000元。平时职工的治病经费可以在年金中开支，解决了“小病自己养，大病大家管”的治病经费难题。

　　黎珊玉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员工家里有红白喜事，或天灾人祸，都得让他知道，他都会以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黎珊玉曾经在自己的工作笔记里写着这样一段话：“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要抓学习、抓教育，更主要的是要关心和爱护职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要善于听其言，观其色，也就是‘察言观色’。走进车间，职工情绪乐观，精神活跃，说明这里士气高涨，起码没有大的个人和集体困难。如果走进车间，有人低头不语，闷闷不乐，这就要引起思考。是本人身体不适？是家庭遇到什么困难？抑或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们必须深入细致地了解，把思想政治工作结合业务工作、家庭关系来抓。”

　　多么精明的企业家啊！他时刻把员工的利益和冷暖放在心上。

　　有一次，黎珊玉偶尔发现女职工黎育珍情绪比较低沉，甚至听人说她还有出家为尼的念头。经过细心观察和访问，他发现原来是与她恋爱了4年的男朋友不知啥原因，突然提出要和她分道扬镳。黎珊玉知道详情后，立即与党总支书记熊师菊商量，以总支和团委的名义，给她的男友发去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函，详细介绍黎育珍的工作学习情况，从中大力撮合，终于使男方打消了分手的念头，让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玉立公司工会把黎珊玉“察言观色”的方法学到了家，成了打探职工家庭困难的行家里手。职工戴方献的爱人不幸患上了骨质增生病，几个月治疗费花去了2万多元。戴方献为了不耽误工作，在爱人住院期间，一直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公司。只是送爱人去武汉市治疗时，才请了两天假。但细心的领导还是通过工会了解到这一情况。黎珊玉立即召开董事会，决定资助4000元给戴方献的爱人治病。然后，以公司名义发布捐款倡议书，黎珊玉第一个捐了200元，两天时间捐款就达5000多元。第二天，公司领导驱车武汉，亲手把9000多元钱送到戴方献手上。戴方献夫妻俩感动得热泪盈眶。戴方献的爱人躺在病床上抽泣着说：“没想到玉立公司连职工家属生病都这么关心。我没有什么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只有今后多多支持戴方献的工作，以此来感谢你们的关心。”

　　有一年，职工张丽把一批价值3万多元的砂纸卖给了孝感一家公司，快一年了，收不回货款，张丽急得不知哭了多少回。当时在公司财务室搞会计的皮玲知道后，便向黎珊玉反映。本来公司实行销售买断制后，完全可以不管这类事的。为了挽回职工的经济损失，黎珊玉还是让皮玲协助张丽去追回货款。皮玲接受任务后，立即带着张丽赶到孝感追讨货款。到了孝感，她们打听到这家公司是李家兄弟开的，其中，弟弟人称“黑老二”，是当地一霸，五蛮六道的。了解他的人都怕和他做生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皮玲大着胆子走进该公司财务室，找到一位女会计。这位女会计是个五十来岁的婆婆，皮玲就向她了解情况。她先不谈要钱的事，而是谈财会工作的苦衷，拉近感情，再谈货款的事。皮玲对老会计说，我们今天不是来要钱的，是来了解情况的。我们的货如果不好卖，我们就拖回去。老会计推脱说，她什么也不知道。皮玲只好带着张丽走了。

　　第二天，皮玲带着张丽又来到这家公司，和老会计拉家常，还送一双非常漂亮的绣花鞋垫给老会计，说是自己妈妈绣的。老会计爱不释手，很受感动。皮玲对她说：“我们都是搞财会的，钱要不回去我就要下岗了。我们来孝感已一个星期了，盘缠也花光了，天天吃米糊糊。我求您想法子让我去仓库看看，如果货没卖掉，我们就拖回去。”老会计说：“明天等老二不在家时，我带你去仓库里看看。”

　　第三天，那个老二去武汉了。老会计带着皮玲和张丽去了仓库，发现货已没有了。保管员说，早卖出去了。皮玲听了心里有底了。在老会计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老大，并做老大的工作，表示如果没有钱就用货物作抵。老大还算通情达理，同意用货物作抵。就这样，皮玲帮助张丽把拖了近一年的货款用“以货抵款”的形式追回来了。张丽感激不尽。

　　2000年腊月，玉立公司员工张习爱被县医院确诊为肝内胆管结石，动手术没有成功，又发生肝内黄疸性梗阻，导致肝萎缩。个子1。7米的他瘦得只剩下60多斤了。当张习爱在死亡边缘挣扎时，当他们一家人正一筹莫展时，黎珊玉不知什么时候得到了消息，立即为张习爱的病召开董事会，特地派胡透明厂长用专车把他送到武汉协和医院，找专家教授为他看病。胡透明厂长忙前忙后，一忙就是几天。临走时，嘱咐医生要不惜一切代价治好他的病。然而，张习爱在协和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仍不见好转，且病情越来越重。医生对张习爱的家属说爱莫能助。后来医院就不给他下药了。在万般无奈之下，张习爱只好回家等死。他们一家人再次陷入痛苦和绝望之中。

　　黎珊玉闻讯后，立即把车间主任关北钥找来，对他说：“对张习爱的病你要解放思想，大胆突破，不要迷信专家、教授。有什么困难你只管说，公司一律给予支持。比如医药费问题，公司先给垫付上。”事后，黎珊玉又派医务室关医生和她在中医院工作的父亲到张习爱家，帮他用中药为张习爱治疗，还委托关医生给张习爱捎了一句话：“人要有信心才能战胜病魔。”张习爱在家里治疗期间，黎珊玉曾多次前往询问他的病情。在厂领导的关怀下，在关氏父女精心的治疗下，张习爱的病一天天好转了。此后，张习爱逢人就说：“是玉立公司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黎董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在玉立公司你会听到关于葛非和黎评的故事，说他们是飞走的凤凰又飞回来了。

　　葛非，早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又去北京电影学院深造。先后在咸宁艺校、福建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工作。七弯八转，最终转到玉立公司，创办了湖北玉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葛非原是个苦命的孩子，很小就失去了父母，在亲戚家长大。初中毕业就没条件继续升学了。他多么渴望读书啊！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同学去读高中，自己暗自流泪。

　　1980年6月，葛非进了正在艰苦创业中的通城砂布厂，那年他才16岁。第二年，黎珊玉正式被任命为砂布厂厂长后，派精明灵活的葛非去武汉搞公关、卖砂布。葛非年龄小，个子小，骑着个旧自行车，围着武汉三镇转，十分辛苦。他还想读书，一边跑业务，一边在江汉大学学文化课，在江汉区文化馆学美术。

　　有一次，黎珊玉去武汉办事处办事，请客户在外面吃中饭。饭后要葛非把桌上的剩菜，用盆子装回办事处晚上吃。葛非觉得不光彩，犟着不肯装。

　　黎珊玉吼道：“小小年纪就不晓得节约，你不是来武汉享福的！”

　　葛非在同事的规劝下，把残菜装回去了，但他感到十分委屈。

　　后来黎珊玉了解到葛非的家庭情况，十分怜悯地对他说：“你要晓得节约，浪费多可惜啊！”

　　在武汉3年，葛非为砂布厂做了不少事：找到了第一个武汉代销员——武汉五金公司退休老师傅谢洪涛，为砂布产品打进武汉市场立下了汗马功劳；花2000元在武汉部队后勤处买了一台九成新的上海牌小货车；找到了公司第一个司机张林弼师傅；学会并雕刻了第一个印刷用皮滚，为砂布厂解决了买皮滚难的问题……

　　1984年下半年，葛非回到公司，黎珊玉安排进了砂布车间，给皮带打蜡。这是一件看似简单却大有学问的活儿，蜡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一次，葛非把蜡滴多了，皮带打滑，产品报废了，损失了36元钱。黎珊玉按规章制度扣了他的工资赔偿车间损失。又过了几天，葛非看到印刷图案上的染墨太浓了，印出的图案不好看，自作聪明地给染墨加水冲淡。被黎珊玉发现后，他又赔偿了损失。葛非受不了，思想一时想不通。黎珊玉当晚找他做工作，狠狠地批评他违章作业的错误行为，最后把他安排到办公室工作。

　　葛非一直住在亲戚家，进砂布厂后基本上独立生活。这年腊月廿四，是通城人比较看重的小年节。葛非一个人在街上漫无边际地游荡，别人家合家欢乐，自己却无家可归，心里难受极了。这情景被黎珊玉看见了，忙喊住了他，说：“小葛，到我家过小年去。”葛非望着慈父般的黎珊玉感动了，嘴里忙说：“不用，不用。”话还没说完，泪水已模糊了双眼。

　　1985年，葛非考取了咸宁地区艺校，后来又考取了湖北美术学院。在学习期间，黎珊玉曾抽空去看望葛非，还从经济上资助他。黎珊玉叮嘱他好好学习，毕业后还回玉立公司工作。葛非从湖北美术学院毕业后，回到艺校教书。黎珊玉一见到葛非，总是问长问短，总是不忘要他回公司发挥自己的才智。葛非爱好摄影，想在电影、电视上有所发展。1997年，他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后，先后在福建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工作。

　　在离开砂布厂的日子里，葛非并没有忘记砂布厂，特别是黎珊玉对他的关爱和培养。他常常利用假日，或工作之便，为玉立拍摄了大量的资料片和珍贵的镜头。黎珊玉十分赞赏葛非这份难得的情谊，三番五次邀请他回公司工作。就这样，他放弃了在外面发展的机会，毅然回到玉立公司工作。2006年，葛非在省城武汉创办了湖北玉立文化传播公司，为玉立企业文化、企业宣传服务。

　　黎评中等个子，虽身材单薄，面相清瘦，双目却炯炯有神，显得十分精干。他很小的时候被选入通城县剧团，经过几十年的摔打，已是通城县小有名气的艺人。20世纪80年代末，他经有关县领导推荐进入玉立公司，从事行政工作，侧重抓文艺宣传。他能写、能歌、能舞、能导、能演，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他主持操办，多次受到领导和专家的好评。

　　黎评是一个三进玉立公司的人。黎评第一次进玉立公司是1989年，1991年离开去乡文化站当站长，后出去做生意；第二次进玉立公司是1995年，是黎珊玉派人将他找回来，2001年离开，去进修音乐创作，后又去做生意；2004年第三次进玉立公司。

　　下面是黎评刊登在《犀利快报》上的一篇文章摘录，题目是《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讲出了他自己的故事和人生感叹。

　　我13岁离开父母以后，都是靠自己自学，没有人管我。我曾经自费去广东星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著名作曲家徐沛东的培训班学习作曲。以前我因为对玉立事业缺乏应有的热情，没有为之奋斗一生的决心，总以为自己有点小聪明，头脑不比别人转得慢，对挽留我的忠言听不进，对挽留我的真情漠然置之，一意孤行，伤了黎董的心，伤了同志们的心。实际上这是我人生理想信念淡漠的一种表现，没有同玉立公司生死与共的决心。我没有献身玉立公司的理想，自然也就失去了原动力，总觉得玉立公司给予我的少了，自己付出的太多。一种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不平衡心态，扭曲了我的人生，使我一次又一次离开玉立公司，误入歧途。

　　最难忘的是2001年8月，我第二次离开玉立公司的前夕，我打电话给在外出差的黎董，说我想去临湘发展。黎董要我等他回来再说。他一回来就把我和另几个人带到河南参加首届少林武术节。回来后不久，我还是草率地离开了玉立公司，在临湘开了一间小店。黎董不但没有责怪我，反而带人亲自去看望我，还送了10000元的贺礼。2004年，我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又想回玉立公司。我打电话给黎董，黎董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一个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我常常想到玉立公司。有一次我想以《离开玉立的日子》写一篇文章，但因心存惭愧终难动笔。一人在外遭人白眼，遭人歧视，遭人欺辱时，我都会想起在玉立公司的日子。领导、职工，男女老少，都是那样的看得起我。的确是“在家千日好，出外时时难”啊！唯一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是，我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有损玉立公司形象的坏话，有时感到有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

　　如今我又回来了，重新投入到玉立公司的怀抱，得到了以黎董为首的领导的宽容，得到了同志们的谅解。我再也没有理由不为玉立公司奋斗到底了。三进两出玉立公司的人生经历，最终使我明白，玉立公司才是我施展才华的大舞台，才是我腾飞的发射塔。因此，我下定了决心，只要我不犯错误，你就

　　是用棍子撵我，我也不会离开玉立公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