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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三节冰凉的金水桥
“你们听见有人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诉你,他要拿你的内衣,你就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欺压你的人做祈祷。” ——《圣经。马太福音》 清晨的天安门城楼,在朔风中显得格外深沉。昨晚下了一场冻雨,金水桥前的花岗岩地面结了一层冰板,光溜溜,亮晶晶的,把城门洞衬得更加深不可测。 由于天冷路滑,长安街上的行人很少,三三两两几个骑车人小心翼翼地蹬着,比行人的步子快不了多少。偶尔看见人仰马翻摔出丈八远的场景时,既没有哄笑声,也没有人去相助,行人仅仅顾着自己的脚下……。 天安门西侧,一支百十来号人的队伍慢慢拐上了金水桥。他们在城门楼子下面列成几队,整整齐齐地站好。刺骨的寒风吹短了众人的脖子,与头顶上的那幅巨像相比,这群人显得分外渺小。虽然他们并没有从伟人的微笑中感受到温暖,但是他们的神情仍然显得十分庄重。他们摘掉棉帽和围巾,一只只不太有力的右拳颤巍巍地举过头顶。在一个“眼镜”的领读下,这百十来号人声调不太整齐地向头顶上的巨像宣誓。从城楼的门洞望出去,这一队人群在清晨的雾霭中影影绰绰,似有似无。 与以往那些来宣誓的红卫兵小将有很大不同,这群人的年龄都在三、五十岁之间。从他们的神色和衣着来看,这是一群机关干部。他们麻木的面孔隐约露出些许悒郁,却与强打精神的作态搅和在一起,看上去象一群囚犯在领圣餐。这群人是专程从北京西郊赶了四、五个小时的夜路步行走来的。结冰的路面虽然令不少年纪大的人摔了一路跟头,但他们仍然打足精神地走着,因为所有的人都希望在离开京城的前夕能到天安门前表一表忠心。听工宣队的师傅讲,这一阵子金水桥宣誓的人特多,去晚了没有好位置,站偏了只能瞧见“红太阳”的半个脸,那可就不忠了。于是大家一致决定半夜就出发,尽管这支队伍里没有看到工宣队师傅的影子。 苏伯齐站在队伍的角落里。寒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发白的鬓角十分显眼,岁月似乎过早地在他脸上刻满沧桑,大而无神的眼睛呆滞地看着地面,这神态与他举拳宣誓显得很不协调。那条曾经受过伤的右臂又在隐隐作疼,渐渐支撑不住举过头顶的拳头,颤颤巍巍地落了下来。可是宣誓还没结束,队伍里每个宣誓的人正挨个报着自己的姓名。由于他在最末尾,百十来号人轮到他还得好一阵子,他只好偷偷地用左手扶住右肘支撑着。机关里的小青年知道他的右臂有毛病,因此每回批斗,撅着他“坐喷气式”时,总是把他的右臂拧得特别狠。 豆大的汗珠渐渐从苏伯齐的额头渗出,冷风又很快把汗吹干。但受过伤的胳膊架不住这么长时间的煎熬,苏伯齐觉得这种宣誓和“坐喷气式”没什么两样,索性把心一横,将右手放了下来。好在没人注意他的这个小动作,苏伯齐便感到他在角落里很幸运,哪怕这个幸运对常人来讲是那么微不足道。 小青年给苏伯齐扣了一顶“修正主义反动权威”的头衔,游斗他的时候,一米多长的纸帽子上就写着这几个大字。 “是中央让我研究南斯拉夫问题的,怎么我倒变成修正主义了?” 苏伯齐梗直脖子和昔日的弟子们争辩着。 小青年们可不管他那一套,争辩一次就让他“坐”一次“喷气式”,而苏伯齐则是“坐”一次“喷气式”就争辩一次。 苏伯齐与现在掌权的机关革委会的左派司令赵达锋是老对头。在苏伯齐看来,自己年轻时投身革命是因为怀有民主救亡的一腔热血,而赵达锋则是走投无路被逼上梁山的那一类。两种人虽然走到一起,但是心路和追求不一样,行事作风也不一样。当年赵达锋调进机关时,把自己半吊子的老婆安排在机要处当秘书,苏伯齐就曾公开提醒过他:你这算个啥嘛?连记录都做不了的人也能当秘书?这是中央要枢部门,注意点影响!但赵达锋装聋作哑。还有让苏伯齐看不惯的是赵达锋在机关食堂吃饭时总爱蹲在条凳上,苏伯齐感到他的吃相不雅,曾经挖苦过他把小农的饭碗端到了北京城。赵达锋从此记住了苏伯齐。 如今赵达锋成了革委会的左派赵司令,经常出入上面的文革小组会议,这一下子苏伯齐感到蹲条凳的上了天堂,自己却下了地狱。每当提审他时,小青年们就爱蹲在条凳上指手画脚。而且在机关食堂里,蹲在条凳上吃饭成了一景,时髦得很。只是有一次一个小青年脚下的条凳不争气,把自己扔了个仰八叉,菜汤飞得满天都是。 除了“修正主义反动权威”的头衔以外,“赵司令”还亲自给苏伯齐定了一条永世不得翻身的罪名: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据说这可是证据确凿,无法抵赖。起因是1959年夏天,机关收到一封华中工学院的大学生写给毛主席的信,这个大学生反映他暑假回到家乡时,看见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因此感到很伤心,也很不理解,这个不谙事理的书呆子在最后写了一句要命的话,他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把好舵。 苏伯齐在他分管的送审内参《民众动态》上签发了这封信的全文。后来他辩解说:根据他的调查,那个学生并没说谎,虽然饿殍遍野的说法有些过头,但那个地区民不聊生确实存在。苏伯齐还在私下里说,既然让老百姓收紧肚皮,就应该让老百姓张嘴说话。赵达锋诘问说,如果老百姓敞开肚皮了,怎么管住自己的嘴巴?苏伯齐知道赵达锋在暗讽他多嘴,于是便脱口而出:除非你再来一次焚书坑儒!心中生恨的赵达锋把那份《民众动态》不动声色地交给了那个大学生的家乡的省委书记。后来在庐山上,那个省委书记抖着手中的那份《民众动态》说: “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哪有这回子事哟!他妈的反革命份子造谣!” 苏伯齐为此背上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机关里的小青年揪住苏伯齐的罪状不放,说他这份《民众动态》就是与庐山上的彭德怀遥相呼应,这让他很伤心。这里的小青年大多是他亲自到全国各地的大学里挑来的尖子,他一直把他们当弟子一样带在身边。他不明白,如今这些小青年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犹大? 更让苏伯齐不可思议的是那位神通广大的赵达锋竟然穿上了军装,摇身一变成了机关的军代表。他在批斗苏伯齐的大会上信口雌黄,硬说马克思当年就批判过铁托搞修正主义,结果搞得会场秩序大乱,因为连小青年们都知道,马克思去世那年铁托还是一个7岁顽童呢!苏伯齐鄙夷地瞥了一眼赵达锋,回敬说:“你他妈的还不如铁托呢!好歹人家还和法西斯打过仗。”赵达锋知道苏伯齐一语双关,既讽刺他没有打过仗却穿上了军装,又暗骂他搞法西斯式的批斗会,这岂能饶他! 第二天傍晚,孟陶站在窗前惶恐地向外张望着。她总觉得现在的天黑得特别快,而这种窗前的惶恐二十年前她在四川搞学运时就曾经历过,因此她常向苏伯齐抱怨自己没有少女时代。 孟陶看见五、六个工人模样的人径直朝宿舍楼走来。 “你们找谁?” 孟陶警觉地问。 “我们是774厂的,想请苏伯齐同志到工宣队坐一坐。” 站在孟陶身后的苏伯齐心头一热:好久没被人称作同志了!既然是工宣队找上门,苏伯齐没有理由拒绝。 整整一个星期,苏伯齐没有消息,一家人急得寝食不安。孟陶不知找了多少次工宣队,但他们都推说不知道。孟陶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因为前几天苏伯齐的老搭档老黄就死在关押他的小仓库里。孟陶直闯赵达锋的办公室,她指着赵达锋的鼻子高声说: “如果苏伯齐有个三长两短,我找你拼命!” 孟陶虽然也属“反动权威”,但她是师范学院外语系的,赵达锋管不着她。 当天晚上,奄奄一息的苏伯齐被人抬回了家。据苏伯齐后来回忆,在774厂的地下室里,审讯他的几个打手轮番上阵。他们用一个麻袋罩在他头上,然后拳脚棍棒交加,直到他们累得手软。他听见一个人喘着粗气吼着: “你他娘的说谁是法西斯来着?” “他和你们。” “谁?他娘的你说谁?” “你们……都是法西斯……” 一阵更凶狠的拳脚棍棒又迎头砸下…… 这样过了五、六天,苏伯齐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他的脑中闪现着当年被国民党抓捕时被打断右臂的情景,那时的监狱打手虽然很“专业”,但是没有把人往死里打,而现在…… “我没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今天却要死在这些工人的手上了……”。 天安门广场的寒风吹木了苏伯齐的四肢,也吹木了他的脑袋。他仍然陷在沉思中,直到被身旁的人用胳膊肘捅了一下,他才如梦方醒,苏伯齐发现宣誓队伍中的人全都扭过头来瞪着自己,原来早已轮到他报名了。 自打清世祖福临在顺治八年下令把明永乐年间的承天门改建为天安门以来,三百多年里,在这座城门楼子前发生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事件。苏伯齐在离京之前的庄严宣誓中居然不报名,这也是天安门的历史中许许多多大大小小事件中的一件。 机关里的小青年们象瘟鸡一般蔫了头,因为他们发现这几天赵达锋总是在微笑。机关里的人都知道,这个“赵司令”的微笑与威虎山上的那个座山雕的微笑一样——只要座山雕一笑,就是要杀人了!“赵司令”的微笑同样包藏祸心。果然,没过多久“赵司令”就微笑着向大家宣布: “告诉你们一个特大喜讯,咱们机关共产主义试验田的伟大设想,上面已经批准了!” 这个设想是三年前赵达锋提出来的。按照他的“伟大设想”,应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面取消薪酬概念,彻底拉平城乡差别,城乡人员互相换位,一律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供给制。机关首先做试验田,也就是机关干部停发工资,按家庭人口算数,每个人头20元生活费,所有干部统统下乡劳作,与贫下中农共建共产主义康庄大道。赵达锋言之凿凿地说,20元是中农水平,这是新供给制的样板,共产主义差不多就是这个标准。 苏伯齐嗤之以鼻。苏联的赫鲁晓夫曾经提出过土豆烧牛肉就是共产主义,让全世界传为笑谈,现在赵达锋又玩儿出来一个翻版的土豆烧牛肉——让城里人下乡种田,让农民进城办公,然后按人头给20元生活费?连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都不会干这种蠢事!这个“赵条凳”怎么跟个孩子一样天真? 可苏伯齐没想到,天真的是他自己。那个老孩子言之有信,条凳可以不蹲,但小农的饭碗是一定要端的!苏伯齐全家以及全体机关干部成了赵达锋奔向共产主义康庄大道的试验品。遗憾的是,赵达锋借口自己的工作上面另有安排,因此他不能随大家“幸福”地提前进入伟大理想王国,他的半吊子老婆当然就更加没有“幸福”的资格了。今天的赵达锋是军宣队和工宣队的最高领导,他的话无疑代表了更高一层的旨意。机关干部们木呆呆地望着意气风发的“赵司令”,脑袋里一片空白。 工宣队的师傅们在机关干部面前从来是板着面孔的,脸拉得比驴还长。在他们眼中,这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个个都欠揍,连几号螺丝刀都分不清楚,还握什么笔杆!要是在车间里,早他妈的抽嘴巴了!师傅们现在既然担了个领导阶级进驻上层建筑领域的重任,在机关大院里只好强忍着管住自己的拳脚。但是总有机会施展拳脚的时候,那天“赵司令”点名要收拾老顽固苏伯齐,他们略施老拳就让苏伯齐的硬骨头尝到了厉害,要不是孟陶找“赵司令”拼命,早就砸烂他的狗头了!也真是便宜了那个老东西。 但今天“领导阶级”们一改常态,正挨家挨户地帮助“臭老九”们捆行李、钉箱子,忙得满头大汗。“臭老九”们则个个受宠若惊,跟在“领导阶级”的身后又是递烟又是端茶。“领导阶级”的代表们非常认真严肃地告诫大家,既然要与贫下中农奔向共产主义去了,哪些小件行李可以带哪些大件家具不该拿,当然不该拿的东西都留给了“领导阶级”的代表了。军宣队的人很是看不惯工宣队的行为,说他们立场有问题,不该到“臭老九”和“走资派”家去串门,更不该把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扛回自己家去。可师傅们不吃那一套,因为只有他们才是“领导阶级”。为此,工宣队和军宣队还闹得挺不愉快。 黎明前的北京街巷一片死寂,空中飘浮着浓重的煤烟子味。阵阵寒风吹卷着路边的残枝败叶,在空中飞舞旋转了一会儿,又沙沙作响地滚落在路边的沟壑中。一队汽车灯光透过淡淡的烟尘照在柏油路上,呼啸的车轮把刚刚落地的枯叶又重新卷上天空。 机关干部和他们的老人、孩子们挤坐在摇摇晃晃的车厢内,除了汽车的吼叫声以外,没有一点声息。疲惫和迷惘的神情挂在人们的脸上,只有那些未成年的儿童,似睡非睡地依偎在母亲的怀中。 苏伯齐一家七口挤在车厢里,他们是全机关一百二十户中第一批“奔向共产主义”去到芦汉落户的人家。工宣队的师傅几天前挨家挨户地收走了户口本,说是为了统一转到芦汉去,省得各家自己去跑派出所,怪麻烦的。爷爷和奶奶似乎没有机关小青年那种惆怅,他们说,自己本来就是从乡下进的城,芦汉的乡下也是乡下,只是三个孙子都跟着迁了户,两位老人心里很难受。为了躲过非人的折磨并同家人厮守在一起,孟陶也迁了户口,夫妇俩最难过的是他们的二儿子大阳,大阳因营养不良一生下来就离不开拐杖,这样的残疾孩子都被迫迁往农村,将来怎么生活? 老黄的爱人和女儿小琳蜷缩在车厢的角落里。自从老黄死后,母女两人孤苦相守。孟陶一想到老黄一家的处境,心头顿涌悲悯之情。苏、黄两人不仅是老搭档,而且是挚友,两家相邻往来密切,连挨斗都是一对儿。孟陶非常喜欢小琳,因为从小琳的身上她看见了自己的少女时代,只是她没想到现在的黄小琳与自己当年一样,也失去少女时代本应享有的快乐了。 上车前赵达锋表示,他要亲手向即将加入贫下中农队伍的“新社员们”每人赠送两样特别珍贵的礼物,搞得大家心头一阵荡漾。当“新社员们”满怀激情地接过那两件礼物一看,才知是一双草鞋和一条白毛巾。 “可不要小看这草鞋和毛巾,草鞋是井冈山革命群众送来的,毛巾是延安革命百姓送来的,其意不言而喻!” 赵达锋神情真挚,语重心长。 鬼才知道他的草鞋和毛巾是从哪里弄来的!但到了今天,鬼再怎么捉弄,草芥也只有听天由命了。似乎是为了配合或者回敬,有人躬身将草鞋换上,并把白毛巾扎在头上,定睛望去,活脱脱一副陕北农民相呈现在大家面前。既然有人带头,于是人们渐次效仿,不出一会儿,一支新型农民大军就地组建起来。 “毛主席万岁!” “新型农民大军”的队伍中有人呼起了口号。 “……万岁!万岁!万万岁!” 口号声此伏彼起,头裹白毛巾的人群显得分外激动。 赵达锋郑重其事地与众人一一握手惜别,只是走到苏伯齐面前时,赵达锋的微笑却僵化在脸上——他发现老对头苏伯齐的眼神里仍然是昔日的那种不屑,他甚至发现这个老顽固竟然把他送的“特别珍贵的礼物”扔在了脚下!赵达锋不想在这个庄重的时刻动怒,他返回到队伍的前面。为了给奔向共产主义试验田的战士们鼓劲,“赵司令”最后指挥大家唱了一首《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众人唱得十分起劲,大家最熟悉的歌曲被唱得响彻云天。 唱完歌后,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象押解犯人一样清点着人头,他们还挨家挨户地搜查了一遍,经确信没有一个人逃跑才下令关门开车。 苏伯齐全家走了,与新组建的“农民大军”一起从京城奔向农村去了。他们象寒风卷走的枯叶一样被扫出城门,这对于有六百多万人口的都市来说算不了什么。他们走得很安静,就象黎明前的星空那样寂廖无声。没有哀怨,没有悲嚎,没有人欢送,也没人理会他们是否离去。尽管孩子们有些恋恋不舍地看着窗外,但车厢里的大人们都歪在座椅上假寐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