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方林，达洲哎！”屋外，传来关队长的吆喝声。他站屋前的杖子前扯着嗓子喊，“开会的钟点儿到啦啊，都麻溜儿去马号，谁也不兴缺勤啊，缺勤可要扣全天的工分！”

　　“关队长啊，会儿都连着开了好几天了，屁股都磨出茧子啦！哈哈……”赵瑛踢开屋门跟关队长搭讪。她朗朗地笑着，“关队长啊，咱就歇一晚儿吧？谁没有点儿自己的事儿啊！这暴天暴天地开会儿，有啥用呀，晚上也不让人家缓缓乏儿啊？”

　　大喇叭的几句牢骚话惹得姑娘们咯咯的笑。关队长迎着笑声进了屋。

　　关队长是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四十几岁的汉子，眼珠子大得像要鼓出眼眶，瘦削的面庞，两颗门牙龇着，高兴的时候就露在嘴外边，像肥硕的苞米粒儿。他是个特精明的庄稼把式，他仿佛天生有支派人的才能，啥活计他拿眼睛一打便估摸出该派几个人做、多少功夫能做完，保叫你轻巧不着又累不到哪儿去。人们宾服他的能耐，宾服他的心计，时间长了，就正话反说叫他“关傻子”。关队长家住知青点的西头，平日里跟青年们常走动，处得挺热乎。知青们都愿跟他扯个俚戏逗个哏啥的。

　　“天儿这么冷，也没冻坏你这大喇叭啊？”关队长也跟赵瑛逗着趣儿。他嘴上打着哧哈，搓搓手往炕边坐了一下又呲牙咧嘴地站了起来，“啊，炕这么凉咋睡得着觉哟！睡着了还不得把脚丫子冻掉哇。唉，你们这些‘阴天乐’呵，炕不好烧是咋的？赶明个儿……”

　　“没关系的噢，我们经冻着哩。天寒地冻何所惧，广阔天地炼红心嘛！哈哈……”

　　大喇叭说着，她做了个舞台亮相的姿势，知青们嘻嘻哈哈地笑作一团。

　　“阴天乐”是老乡们送给知青的绰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搞的人困马乏腰酸腿软，赶上个阴天下雨的猫个工，知青们便山呼万岁，“阴天乐”由此而来。知青们嘴巴头儿上不吃亏，回敬个“屯迷糊”“土老冒”啥的词儿给那些叫他们“阴天乐”的人们。

　　“你们这帮儿小青年儿啊，可别腻外开会噢。知道吗，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开会儿是武装头脑哩，磨刀不误砍柴功。走嘞，咱们洒楞儿开会去！”关队长把支卷烟叼到嘴上，龇着门牙笑了，他笑嘻嘻地催促着年轻人，“走勒，都麻利点儿，咱们的会儿早开早散，鸡蛋壳儿揩屁股嘁哩喀嚓！”

　　初夜，积雪把马号映照得如同白昼。几挂大车并排停在院子中央。这是个方方正正的院落，坐北朝南的五间青砖青瓦房，东两间是库房西两间是队部，中间是灶间。房后有几个圆锥状的粮囤，房前东侧是排方型粮仓。西侧是马厩，顶头是两间下屋。牲口在厩里悠闲地嚼着草料，抖着鬃毛，打着响鼻儿。马粪味儿裹着豆饼的清香气四下蔓延，滋润着人们的心脾。西屋的大炕上坐满了人，炕头炕稍儿挤得满满腾腾，桌子上、地上也没了空窝儿，来得晚的偎到了外屋灶间的柴火堆上。男人们抽着卷烟，屋子里烟气缭绕，充满了“蛤蟆烟”的气味儿。惹得女人们一声连一声地咳嗽，抱怨。男人们更加起劲儿地喷云吐雾，揉着肚皮放响屁，臭烘烘的味儿掺合着呛人的烟气，撩扯起女人们的咒骂和嘻嘻哈哈的笑声。

　　“妥啦，咱消停一下开会吧。”关队长扫视着会场打了打嗓儿。他撕下条儿纸，倒上烟末卷好叼嘴上，一丝满意的神情挂在了他脸上。“咱人儿来得挺齐整呵，看来咱大家伙儿的觉悟是提高啦呀。往后啊，咱就这么着，开会到点儿就来，早开早散，咱开板儿就唱，鸡蛋壳揩屁股嘁哩咔嚓！……达洲啊，你接着白天的话茬儿给大伙讲理论吧。”

　　关队长道过了“开场白”，杨达洲讲起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杨达洲好学，有口才，写得手好字，自打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永不疲倦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文章，人们更是对他刮目相看。多少日子里，他没早到晚的备课，不厌其烦地讲演，忙忙碌碌的日子让他觉着很充实，甚至有股青春得志的兴奋。今天的演讲却让他有几分忐忑不安：要联系实际批判生产队的“资本主义”倾向了，他心里有数，拿出来批判的正是社员群众所热衷的，“割尾巴”，大家还难以接受。人们没精打采，开会打盹儿，呼噜声一片……这都是抵触情绪在作怪。扬达洲先讲了“一个相当长、四个基本存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常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他又开始讲哈尔套的经验，讲社员群众怎样敲锣打鼓赶着生猪，拎着土特产，鸡蛋筐儿扎上红绫子赶社会主义大集。谈到了生产队杨达洲说。

　　“我们要一扑心的干社会主义，高举红旗学大寨，不能光顾低头拉车，而不顾抬头看路。割资本主义尾巴，就要对自留地、匠人单干、办皮鞋厂等资本主义现象展开批判！响应上级的号召……”

　　“我提个问题！”方林打断了杨达洲的话，“‘粮食过长江’、（亩产千斤）‘菜油肉蛋齐发展’，不也是上级的好召吗？这些东西凭喊口号、大批判能搞得出来呀？咱们是农民嘛，就该讲究点儿实际，年底吃上新大米，把咱们的分值翻上一番，过上好日子，这才是根本呢！我们天天喊着要穷则思变，搞好生产，我们办鞋厂、养鱼搞副业，奔好日子 ，这有啥错儿？难道只有从公鸡屁股里抠鸡蛋才是社会主义呀？我想不通！”

　　方林的话就像往油锅里撒了把盐，会场一下子火爆爆的了。降大雪前上边传下令来：养鸡户都要上缴鸡蛋，不论公母按鸡头算，一只鸡上缴二斤，数儿不够要从供销社买来凑上。弄得人们怨声四起，背地里骂娘。大会小会儿的开过了多少次，人们开始有了觉悟：自己家的“自留地”叫“小生产”，会每时每刻出“资产阶级”的。农村就得“以粮为纲”，旁的不兴搞，匠人单干琢磨钱儿、搞副业都是“资本主义”。庄稼院过日子受穷是“社会主义”，越受穷越革命……人们的认识嘴上说是上去啦，可心里却总是别着劲儿。

　　“头些日子里啊，俺跟着公社去学人家的经验。酸讲话啦，冒火喧天的，老热闹了。”贫协马代表接方林的话茬儿唠扯起来了。这是个年近花甲的老农，黝黑的脸膛，大嘴巴厚嘴唇，说起话来憨声憨气，“酸讲话啦”是他的口头语儿，他说话唠嗑总离不了这个字眼儿。马代表打小给人家放猪没念过书，“扫盲”的时候认得了几个字，他当上贫协代表后练着能在大庭广众下讲讲话啦，什么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啥的词儿也能捅咕出几句来了。每逢社员会他总得讲上几句，仿佛不唠扯唠扯贫协代表就当得不够味儿似的。马代表咳嗽了两声又说道，“酸讲话啦，生猪、鸡蛋，农副产品都卖给国家。这些东西农民家里头没有，还得打肿了脸充胖子，这我就想不通了，酸讲话啦，收社员家的鸡蛋，按鸡数儿摊派不论公母。这从公鸡屁股眼儿里抠蛋就是社会主义啦？酸讲话了，你能让老爷们儿养活出孩子来！咱们天天吵吵着学大寨，改变穷面貌。社员有点儿自留地、让匠人单干、修养鱼塘办皮鞋厂，好处那都是‘秃脑瓜虱子明摆着’的，咋就成了资本主义！酸讲话啦，割资本主义尾巴。俺看那，那得看这尾巴有没有用，对社员有没有好处。尾巴如果有用，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就不能割！若是这尾巴对社员大伙儿没有啥好处，那就应该割，拿镰刀把它剁了去！酸讲话啦，改变穷面貌。费劲巴力就攒下那么几个鸡蛋，都充了公，还不是更得受穷？蛋是母鸡屙的，硬是给公鸡背份儿……酸讲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