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嗳，我说伙计呀，留留你那两下子吧，啊。”佟会计用烟袋锅儿磕打着桌子打断了马代表的话。佟会计不到五十岁却过早的秃了顶，他那俩眼珠子总是森人地瞪着，嘴巴把黄乎乎的牙齿包得溜严。他不管吸不吸烟总是把个大烟袋叼在嘴里，有烟儿没烟儿也吧嗒嘴。他笑起来干出声儿，不见乐摸样儿。生产队论职位会计算不上什么重量人物，佟会计说话却挺压茬，他在队里可谓“知识里手”了。佟家在堡子里是大户，家族里有头有脸儿的人不在少数。佟会计嘿嘿地笑了两声道，“呆会儿呀，大家伙儿都让你老马头给说糊涂啦，可惜了你这贫协代表哩！分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标准可不是看社员得到得不到利益。咱得算政治账儿不能算经济账，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分析看待事物嘛。我看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话说的就是这个理儿。”

　　“哼，耪大地的谁还不知道苗儿比草好哩！甭臭讲究了，论理儿我掰扯不过你，酸讲话啦，‘小鸡儿跟鸭子嘬嘴儿——你嘴大俺嘴小’。”马代表不服气地嘟囔着，“说了八开，她大婶子是个娘们儿。闹了归期，干社会主义，还不就是为了奔好日子啊？”

　　“干社会主义是奔好日子不假，那也不能光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青年队长佟德元插话道。这是佟会计的儿子，脸膛儿黑黝黝的，眼睛小了点却不失光泽。他在三台镇的中学念完“九年”毕业还乡，人们都说他跟老子一样有心计，眼睛一眨巴一个道儿，“赖蛤蟆没毛——随根儿”。生产队有好几个队长：管政治的、管生产的、管妇女的、管青年的……社员们跟生产队管事的说话不称职务，就直接管他们叫“官儿”，管“打头的”也叫官儿。算起来佟德元是个小官儿，“聋子的耳朵——配搭儿”。可他很有权力欲，总惦着出人头地能当上有实权的大官儿。他好喜不失时机地表现自己，“阶级斗争是钢，其他的都是目！啥叫根本？把阶级斗争当日子过，这比好吃好喝的日子重要！咱不能光挂着提高人们的生活而降低了他们的觉悟……”

　　人们跟着七嘴八舌地呛呛起来。皮鞋匠嚷得最欢。鞋匠是沈阳来的下放户，他大半辈子了以做皮鞋当营生，直肠子炮筒子有话照直嘣，遇事儿敢说敢喊，肚子里没一点弯弯绕儿。俺是鞋匠出身，天生的不怕 “穿小鞋”，给我穿小鞋，哼，俺挣烂它！他做鞋在行，干起庄稼院的活儿却像手指不分瓣儿似的笨，好说能抵上个大半拉子。活儿做得不好工分挣得少，家里肩儿挨肩的一堆孩子全靠他养活。生产队准许皮鞋匠在镇上的火车站摆了个修鞋摊儿，赚的钱跟生产队对五分成，队上给他记标准劳动力的工分，这样，鞋匠既挣了高工分又月月见得到现钱儿。日子宽绰了鞋匠也精神了许多，最近他张罗要在生产队办起个皮鞋厂，利用他原来所在的沈阳一家皮鞋厂的关系，承揽下厂方的皮鞋抛光、上鞋底儿的工序。这样，既解决了队里劳动力多土地少的难题，又能增加队里的收入。几天来的开会学习鞋匠听出了门道儿，他的修鞋摊儿连同办皮鞋厂都是“资本主义尾巴”，都在挨“割掉”之列，往后鞋厂办不了啦，还得把他的修鞋摊儿毁了把他召回生产队。这下他 “花果山打雷击（急）猴子了”，鞋匠见方林和贫协代表都开了腔，他从炕上站了起来，拉扑拉屁股蹦到了地下，他没急于开口，先把他那软胎儿的棉帽子摘下来，弹了两下，吹去帽上的浮灰儿。

　　“俺这人儿有话照直嘣！俺是鞋匠出身，我在火车站摆摊儿修鞋，挣钱分给队里这有啥不好？干社会主义，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能行风行风，能行雨行雨，这又有啥不好？咋就成了资本主义呢？依俺看那，匠人单干不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皮鞋匠吐沫星儿狂飞乱舞，“矬老婆高声”。他把帽子使劲地扣脑袋上又一通喊，“学理论也好，搞社会主义也罢，归期是要奔好日子！依俺看那，匠人单干不能取消，穷折腾瞎批判才是资本主义呢！”

　　皮鞋匠一炸刺儿，队里的木匠铁匠泥瓦匠们“尿盆儿泡豆芽都出了嘴儿”，会场热闹得像开了锅。平日里生产队的匠人们大多都是出“花工”，农忙的时候在队里挣工分，农闲的时候做“黑活儿”，队里的劳动力有富裕也不与他们计较。付二木匠也发牢骚说，本来的嘛，上边的话今个儿初一明个儿十五，没有个准谱儿。话从当官儿的嘴里出来就是一百个对，大年三十晚儿死毛驴子，不好也得说好……付二木匠也不是个省油灯，他跟老马家连着亲戚，娶的是马家的女人。二木匠还是个漏粉匠，人们都吃过他用地瓜、土豆子漏的粉条，都叹服他的手艺。他也撺掇队里头建个粉坊当副业，当买卖做，提高生产队的分值。丁老头一心二用，他听着人们的议论手也没时闲儿，他在摆弄“梭子”编织着一片儿鱼网。这是个逮鱼捞虾的行家里手，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没有他抓不住鱼的季节。大辽河小水沟东土塘子西大坑，有水就有鱼，没有他逮不着鱼的地方。丁老头五十来岁的年纪，大眼睛阔脸膛，乌黑明亮的眸子显示着精明。他的儿子丁大黑跟知青们一般大，大黑是生产队的组长，老丁家跟青年们走得近乎，知青们常到丁家窜门儿，丁家的人也常到点上聊天侃大山。生产队改旱田种水稻，方林要把养鱼当成产业的想法与丁老头一拍既合，丁老头教会了方林钓鱼逮虾抓泥鳅，还规划了在西大坑改建养鱼塘。这样，不光能让乡亲们吃上鱼，鱼丰盛了还能赶集市，当土特产品换钱。丁老头啥事儿有自己的主见，他凿这样的理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方水土就好比一个大饼，由这方的人们分着吃。“饼”是有数的，这方的人越少人们吃得就越饱，眼下人口增加、知青插队、城里人下乡……“分饼”吃的人越发多了起来。队里的匠人们能走出去“打食儿”是件好事儿。丁老头也是一大家子人，日子过得就比旁的人家殷实。运动开始以来，丁老头逮鱼捞虾的事挨批判了，说是“破坏农业学大寨”。这让他学乖巧了，他开会学习踩准点儿来从不迟到，也从不多说一句话，自个儿找个背旮旯“咬草根儿眯着”，闲心静气的琢磨自己的事儿，做自己的活计，谁爱说啥谁说啥。

　　杨达洲瞅着乱哄哄的场面无言以对了。他今个儿说话不多却觉得有些口干舌燥，往常，他能对答如流地回答人们提出的理论问题，成套的理论他能倒背如流，连标点符号都突出得准确无误。可眼下，联系到实际却说不清道不明了。

　　“我说呀，咱大家伙儿呀，先别抬杠拌嘴。有些事儿呀，咱一时半会儿还弄不明白，这不要紧。”关队长打着圆场，人们呛呛的事儿他心里有数，做了多年的队长，现今又是党员干部，说话的策略性和灵活劲儿是得掌握的，既要给自己留个退身步儿，又得不能让人抓了把柄。“庄稼还得年年种，理论还得天天学。来年的自留地分不分，皮鞋厂干还是不干，匠人单干的事儿咱咋调理……这些事儿咱先别着急定，过些日子工作组就会下来……”

　　关队长话音未落，突然“砰”地一声闷响，紧接着房子，桌子，灯泡都跟着晃动起来。地震啦，快往外跑啊！不知谁喊了一嗓子，人们从恐慌中缓过神儿来争先恐后往屋外跑。蹽到了院子里的人们拥挤在大车旁瑟瑟发抖，惊慌地嚷着，叫着。那几间上屋又在大地的倾斜中晃了两晃。

　　这一刻是1975年2月4日19时20分，辽宁海城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