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满怀胜利的喜悦要凯旋时，航校顾政委乘着运—5飞机在我们机场降落，说是要在机场紧急传达中央文件。这时就有人议论，说军队出事了，空军也出事了，企图搞兵变的人已经被抓了起来。顾政委站在飞机的机翼上，用他那特殊的苏北口音，拉着长声，传达起中央文件。顾政委的话我不能全听懂，但大意是听明白了。他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阴谋搞兵变，被党中央毛主席发现。中央决定：撤销杨成武代总参谋长等职务，逮捕空军政委余立金，撤销傅崇碧北京卫戍司令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下面静极了。当顾政委点到杨成武的名字时，站在我右面的诸葛京东冒出了一句疑问：“杨成武也被打倒了？”诸葛京东是北京籍学员，来自毛主席身边，他父亲又在军队里当官，自然比我们人见多识广。他家里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谱，他对其中的十位元帅、十位大将、五十七位上将，如数家珍。每回班里开会学习，他总要讲点这方面的事情，好像这些将帅他都见过，很熟。没想到，这回惹出事了。当时，他声音很小，但我听到了，站在他右面的班长曾延军肯定也听到了，因为我随后就听到曾延军侧过脸小声对他说了一句：“不要乱说。”我想，这下坏了，如果班长把诸葛的这句话汇报给大队宋政委，上纲上线，非给诸葛做政治停飞不可。

　　当天下午，宋政委就找诸葛谈话：“难道你怀疑毛主席亲笔圈阅的中央文件吗？你的无产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再让你飞，你就会偏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好在诸葛早有心理准备，一口咬定没说。宋政委又把我找去了解情况，我说：“我一直站在诸葛左边，他确实没说。”结果，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第二天，飞行计划被取消了。全团在俱乐部召开政治学习动员大会。团里江政委坐在主席台上为我们做政治学习动员报告。内容是：打倒杨、余、傅。江政委在作报告之前，先带领全团指战员一连学了十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他说，从今天起，停飞一个月，全面掀起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文件的高潮……

　　远离蓝天，远离飞行，好像我们这些人今后不是要搞飞行，而是要搞政治。

　　不飞行的日子，是班里开“讲用会”的大好时光。我们班长曾延军最会讲，他把“扫地”这件平凡小事讲活了。

　　班长是很会干面子活的人。比如，扫地，倒痰盂。这些活，干部不在场时，他从来不干，大都是张雪松默默无闻地干。一旦干部来了，班长马上就高度兴奋起来，又是扫地，又是倒痰盂，有时还在张雪松手里抢扫帚扫地。于是，曾延军就在班里的讲用会上讲扫地。他说，当我看到班里的地脏了，我的脑海里就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扫不扫呢？好像有两个小人儿在吵架，一个说，你是一班之长，该扫。一个说，今天不是你卫生小值日，不该扫。在斗争难分胜负的关键时刻，我忽然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为人民报务。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拿起了扫帚。在扫地的过程中，我发现床底下犄角旮旯还有脏东西，我的脑海里又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犄角旮旯扫不扫呢？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为人民服务要完全彻底，对待工作要像白求恩那样精益求精。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跪在地上，把犄角旮旯的脏东西扫出来。班长说，通过扫地这件平凡小事，使我深刻地体会到：学毛著必须带着问题学，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曾延军不动声色的在班里一讲，就把我们都给比下去了。我们几个没讲的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谁也不敢讲了，甘拜下风。

　　张雪松坐在那里不服气，时不时地向班长翻眼睛，好像是在抗议。曾延军看出来张雪松的意思，不紧不慢地解释说：“其实，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班的卫生主要是靠张雪松保持的，从不让地上有一块纸屑。所以，我们班才能连续夺得大队卫生红旗。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我今天讲扫地这件小事，并没有抢功的意思。只是想把我在一次扫地时的思想转变的两过程告诉大家，抛砖引玉。”张雪松说：“班长，有你这句话就行。我还会像从前一样搞班里卫生，保持大队卫生红旗不丢。”

　　宋政委看了我们班长的讲用稿，连声叫好，马上让曾延军给全大队讲。班长就绘声绘色的讲起来。果然反响强烈。消息传到了团里，江政委又让班长在全团讲。结果，班长一下子就在全团讲“红”了，被评为全团学毛著积极分子。我们班里的人都觉得脸上很有光，班长的荣誉就是我们全班的荣誉，人人有份。

　　“一帮一，一对红”是在这次政治学习中新开展的一项活动。宋政委要求我们学员都要结成互助对子。我们四班六名学员，正好结成三对。我和孙晓晖一对。班长和诸葛京冬一对。李小响和张雪松一对。每天晚上我们都成双成对地出来活动。开始，为了让大队和中队领导看到我们在活动，得到表扬，都选择显眼的线路，手握“红宝书”，边走边谈。后来，我们发现，大队和中队领导并不注意我们“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细节，边走边谈认真活动的没得到表扬，出了楼门就见不到影儿的也没受到批评。于是，我和孙晓晖也不那么认真了，出了楼，在院里转上两圈，就向营区外面迂回。一走出营区，我们就自由了，说话的胆子也大了，什么都敢说了。有时，我和孙晓晖也对大队的一些作法发发牢骚，说几句怪话。主要是对宋政委有意见。宋政委在照相的事情上给我们学员无限上纲，让我们很反感。我们刚穿上心爱的飞行服时，都想站在飞机旁照张相给家里寄回去，让家人也高兴高兴。宋政委知道后，马上给我们学员训话，说我们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是爱慕虚荣，与无产阶级世界观格格不入，与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还说，如果把站在飞机旁的照片寄回家，就会泄露军事秘密，苏联特务就会在我们身上搞到中国空军航校的飞机装备情报，不知不觉地就成为苏联特务的帮凶，亲者痛，仇者快。所以，大队规定，不许穿飞行服照相，更不容许在飞机旁照相。谁违犯就把谁做政治停飞处理。

　　我说：“宋政委太左。比如照相的事。”孙晓晖说：“我妈每次来信都向我要穿飞行服的照片。我说，部队有规定，不让照。可我妈就是不信，说我翅膀硬了，会飞了，不听话了。说的我好伤心。”我说：“等宋政委调走就好了。”

　　迎面走过来三位姑娘，用异样的眼神瞅我们，还互相挤眉弄眼。我们停止了谈话。她们很大胆地与我们擦肩而过。然后，就听到一阵“咯咯咯”的笑声。一个姑娘说：“空军部队就是怪，两个男的谈恋爱。”另一个姑娘说：“裤腰带扎在外，被子不分里和外。”第三个姑娘说：“洗了帽子吹起来晒。”孙晓晖向我使个眼色。我也向他回个眼色。我们就决定还以颜色。我大声说：“二道湾老乡就是怪，大姑娘叼只旱烟袋。”孙晓晖大声说：“窗户纸糊在外，养个孩子吊起来。”说完，我们俩哈哈大笑起来。

　　那个时候的政治学习太教条太僵化，精神生活又太枯燥太单调，“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给我们提供一个自由空间，任你去幽默，搞笑，发泄，释放，说你想说的话……给了我和孙晓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乐趣。我敢断言，每一个飞行学员都在“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中得到了放松。

　　但，也有受害者。一天，宋政委找诸葛京东谈话，问：“你说没说过‘林彪也打过败仗，彭德怀也打过胜仗’这句话？”诸葛当时脸都吓白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宋政委说：“如果你承认说过，就让你飞。如果你不承认，天天办你的学习班。”诸葛太天真了，一听说让飞，马上对宋政委说：“我说过，我跟班长在庄稼地里说的。”

　　第二天，诸葛就被定为反革命，押送回家。走时，没让诸葛和我们见面，他的行李是警卫连的两个战士来班里取的。我们看着，心里极不是滋味。仅仅因为一句话，就成为反革命，再也不能上天飞行，太冤了。唯有班长一脸浩然正气，用蔑视的眼神看着两个战士整理诸葛的衣物，好像在说：这是罪有应得。我突然觉得班长很像宋政委，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左得狠。

　　诸葛京东是我们四班第一个被停飞的学员，留下一张空床在那里，仿佛在向我们昭示着什么。